我本布衣，出身寒素。初讀王勃《秋日登洪州滕王閣餞別序》：“勃三尺微命，一介書生”。感佩王勃曠世奇才，而心糾糾然。於今，混跡官場十數年，仍身無寸功，手無寸權，常發生不逢時之慨，人前人後自詡清流。
少時為學輕率潦草，養成了望文生義的毛病，常以晉陶淵明“好讀書，不求甚解”和清鄭板橋“難得糊塗”自嘲。很長一個時期，我對“清流”的認知，就侷限於清奇儒雅、瀟灑風流的文官與書生，具體形象是戲劇舞臺上羽扇綸巾的諸葛丞相。今日閒暇，輕點鼠標，索“清流”詞義。遂讀之下，可謂“惟覺時之枕蓆，失向來之煙霞”。此清流與彼清流也！真是相去十萬八千里，不在同一境遇中。
清流最早語出《漢書·補樂志》：“鄭衛之聲興則淫闢之化流，而欲黎庶敦樸家給，猶濁其源而求其清流，豈不難哉！”是借水之清濁，對音樂流派的賞鑑評析。後，晉左思《吳都賦》中有“樹以青槐，亙以綠水，玄蔭耽耽，清流亹亹。”宋蘇軾《和子由聞子瞻將如終南太平宮溪堂書》：“譬如倦行客，中路逢清流。”清王士禛《池北偶談·談異四·內江石壁魚》：“後破之，乃有一魚躍出，其中泓然清流也。”瞿秋白《餓鄉紀程》三雲：“環溪的清流禾稼，也曾託我的奇思遐想。”都是就事論事，直寫見聞。清流，即清澈的流水，別無深意。
清流被喻指德行高潔負有名望的士大夫，還是在晉陳壽的《三國志》。《三國志·魏志·桓階陳群等傳評》：“ 陳群動仗名義，有清流雅望。”清流之義始華麗轉身，由自然之河圖，而為天下之才俊。”古時的“清流”，即是今天的“高大上”。宋歐陽修《朋黨論》：“唐之晚年，漸起朋黨之論，及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或投之黃河，曰：‘此輩清流，可投濁流。’而唐遂亡矣。”歐陽修把殺清流與亡天下相提並論，是對名士最高的肯定。而將清流投入濁流，也暴露出得勢權臣的叵測與齷齪。清顧炎武“天下興亡，匹夫有責。”耳熟能詳。而其《梓潼篇贈李中孚》：“讀書通大義，立志冠清流。”我可是頭一遭聽說，仍然是延續了其豪氣干雲的語風。李大釗《混充牌號》：“社會上有一二清流學者，很得大眾的信仰。”一句竟逼迫我索讀全文。原來投機與取巧並非資本時代與全球經濟下的產物，李大釗講的“混充”，我們稱“貼牌”、“山寨”，而質次者，完全淪為“假冒偽劣”。而清流相對於“一班官僚帝孽”是真名士自風流。
在中國歷史上最早登上政治舞臺的清流，是東漢末年的太學生郭泰、賈彪和大臣李膺、陳蕃等人。他們聯合起來批評朝政，揭露宦官集團的罪惡，於漢桓帝延熹九年（166）為宦官所誣陷，以結黨為亂的罪名遭受捕殺，十餘年間，先後四次被殺戮、充軍和禁錮的達七八百人，史稱“黨錮之禍”。以“黨錮之禍”為肇始，“清流”成為統治階級內部一個政治派別的名稱。《後漢書·楊震傳》：“臣伏惟陛下以邊境未寧，躬自菲薄，宮殿垣屋傾倚，枝柱而已，無所興造，欲令遠近鹹知政化之清流，商邑之翼翼也。”楊震是漢代名臣，有“四知”太守清譽，卻在安帝時被權奸樊豐、耿寶、移良等所害，飲毒藥自絕。他稱讚主子“政化之清流”，不論是頌聖，還是勸勉，都是在拍主子的馬屁。拍馬屁是佞臣的專利，也是能吏的技巧。而楊震是不是清流，史家未說，我也不敢妄斷。而後在明代也有一部分朝官被稱為清流，主要是在東林黨形成之前的一些言官。大家熟知的海瑞就是其中比較極端的例子。而東林黨也曾自稱清流，但其已背離宗旨，熱衷黨爭，與齊黨，楚黨，浙黨，宣黨鬥法不止，遺禍中華，致漢家江山大明王朝葬送於後金鐵蹄之下。
集清流大成的時期當推晚清。大約在19世紀70年代中期，即晚清同光之交，時軍機大臣李鴻藻因為軍機處的洋務派佔了多數，感到力單勢孤，於是籠絡一批御史和翰林在自己周圍，以壯聲勢，這些“臺諫詞垣”標榜風節，“嚴義利之分”，以經世匡時為己任，時有“清流黨”之稱。清流派曾繁衍為前後兩代。前清流多北方人，稱“北派”，後清流多南方人，稱“南派”。前清流奉文華殿大學士李鴻藻為魁首，主要人物有張之洞、鄧承修、張佩綸等。張佩綸是晚清名臣李鴻章的女婿，著名女作家張愛玲的祖父，兩代張姓人，在中國歷史上創造了不一樣的輝煌。
前清流要求改革弊政、肅整綱紀和興修水利，尤主張堅決抵抗外國侵略。在沙俄覬覦中國西北，日本侵略朝鮮、琉球以及法國侵略越南等問題上，都提出強硬主張，反對妥協，表現出強烈的愛國意識。後清流以戶部尚書翁同龢為支柱，黨同伐異，剪除異己，有家無國。前後清流都有好為空言、不識時務的一面，而正是這一面，暴露了晚清統治階級的狹隘偏險與目光短淺。尤其是翁氏集團與李氏集團的矛盾衝突，直接造成了甲午戰爭的敗果。
翁李過節起於曾國藩剿殺太平軍。身為安徽巡撫的翁同龢之兄翁同書，為息叛將陳沛霖之兵禍，招其納降，將與沛霖不眭的團練長徐立壯、孫家泰、蒙時中殺死，可陳沛霖自食其言，依然縱兵擾掠。翁同龢之父翁心存乃當朝帝師，黨羽眾多，門第鼎盛。曾國藩擔心參不倒翁同書反受其害，酌請幕賓李鴻章草奏。李鴻章擬《參翁同書片》，具實確鑿，邏輯謹嚴，暗含殺機。結尾一句：“臣職分所在，例應糾參，不敢因翁同書之門第鼎盛瞻顧造就。是否有當，伏乞皇上聖鑑訓示。謹附片具奏。”簡直是堵塞了為翁同書開罪的唯一途徑。翁同書因此判死罪，其父翁心存聞信暴亡。皇上念及師生情誼，改判翁同書流放新疆。父死兄流，翁氏一門敗落，年青的翁同龢懷恨在心。
翁同龢之崛起， 自然得益於其父翁心存。翁心存官至體仁閣大學士，後為同治帝師。自此，翁氏家族進入鼎盛時期，稱“一門四進士、一門三巡撫； 父子大學士、父子尚書、父子帝師” 。當咸豐六年（ 1 856 年） 翁同龢以27 歲中一甲一名進士後，便擢任翰林院修撰。同治四年，又接替父業，入值弘德殿，為同治師傅，前後教讀九年。同治病逝後，光緒繼位，慈禧又命翁同龢入值毓慶宮，為光緒師傅。
王伯恭所著《蜷廬隨筆》一書中記載：“甲午戰前，翁同龢一力主戰，李鴻章言不可輕開釁端……我去見翁，向他力陳主戰的錯誤。我想翁也是我的老師，他向來是器重我的。但翁聽了我的勸說後，笑我是書生膽小。我說：”臨事而懼，古有明訓，豈能放膽嘗試？而且，我國無論兵器還是戰法，都百不如人，不能輕率地開戰啊！“翁說：“李鴻章治軍數十年，掃蕩了多少壞人啊！現在，北洋有海軍陸軍，正如火如荼，豈能連一仗都打不了嗎？”我說：“知己知彼，才能百戰百勝。今已知自己確實不如人，哪裡有勝利的希望呢？”翁說：“我正想讓他到戰場上試一試，看他到底是騾子還是馬，將來就有整頓他的餘地了！”作為翁同龢的門生，光緒皇帝深受其思想薰陶，深以清流言官的意見為是。光緒皇帝認為李鴻章膽小怯懦，認為其在對日作戰上過於謹慎。於是1894年7月16日，光緒皇帝下旨，申飭李鴻章，令其將北洋的全部軍隊送上前線，準備作戰。“將佈置進兵一切事宜……若顧慮不前，行事拖沓，循致貽誤戰機，定惟該大臣是問！”
兵者，國之重器。翁同龢領導的清流位及人臣，身系社稷安危，卻罔顧世界局勢與中日利害。為了打擊李鴻章，北洋水師成軍後，翁同龢力倡削減海軍軍費，並明令北洋艦隊不許再添置先進裝備。至戰前日本聯合艦隊從總噸位、火炮配置、水兵數量、航速等方面，已經全面超過了北洋水師。可在未作好充分戰爭動員與戰爭準備的情況下，清流卻草率言戰，把戰爭視為兒戲，先私仇而後家國，視黎民百姓、兵勇將佐之生死，國家民族之興衰存亡於不顧，居心之叵測，行徑之卑劣，何等可鄙、可氣、可恨、可殺！？
清流對李鴻章淮軍的攻擊首先從質疑其戰鬥力開始。淮軍是前期投入戰爭的唯一清軍力量，其主力兵力5萬人，除去鎮守炮臺和要塞的，機動部隊僅僅2萬多人。而當時日軍投入的是7個野戰師團，兵力超過12萬。在威海保衛戰中，登陸的日軍超過3萬人，而當時迎戰的綏軍和鞏軍卻只有7000人，大都戰死和殉國。言能殺人。打擊淮系的主要手段還包括點對點打擊淮系文武大員。舉凡淮軍將領和北洋人物,除聶士成等個別人外,幾乎人人皆遭彈劾。淮軍陸軍將領有葉志超、衛汝貴、趙懷業、黃仕林、衛汝成、龔照嶼、孫顯寅、劉盛休等；海軍將領及有關人員有丁汝昌、方伯謙、劉步蟾、林泰曾、羅豐祿等；李鴻章的幕僚及主辦北洋後方勤務人員如盛宣懷、胡燏棻、馬建中等；李鴻章的親屬子侄如李經方、李經邁、張士珩等。御史李念茲甚至有“淮將除聶士成外，無一善良”之語。“貽誤戰機、昏庸無能”是這些整天坐在安樂椅上，空談國是的清流們，用來指責當時清軍戰場指揮官的專有名詞。清流中張謇、沈曾植、丁立鈞等人好大喜功，紙上談兵，輕啟戰端，卻在戰場失利後，愚蠢到幻想著“聯英伐倭”。豈不知，列強一丘之貉，“聯英伐倭”，無異於與虎謀皮。以夷制夷，何其天真爛漫？試想，列強為何敢涉江海之險來瓜分中國？因為大清愚昧、腐朽、腐敗、無能。因為大清與列強同處一個地球，卻不在同一世界。因為大清看不見科技迅猛發展的世界，哪怕世界就擺在面前。這種落後，不單是軍事裝備、科技水平，而是軍事思想、科技教育、政治制度、國家體制等諸方面的全面落後。悲劇的產生往往是這樣——或者你領先了時代，或者是你落後於時代。而大清顯然是後者。
“可惜流年，憂愁風雨，樹猶如此。倩何人喚取，紅巾翠袖，搵英雄淚？” 好高談闊論的清流，與經世致用的洋務派，豈可同日而語？不睜眼看世界，唯熟讀經史，不能與時俱進是不行的！口口聲聲喊愛國，誇誇其談，坐而論道，到頭來卻只能禍國殃民。臨大戰，結黨營私，剷除異己，等同資敵，資敵者即為漢奸。今國家在世界各國建立孔子學院，傳播中華文化的“仁”與“和”理念，是為讓世界接受中國的和平崛起，非為不分精華與糟粕地向國民灌輸不合時宜的封建禮法。某些機構、某些人士，假復興傳統文化之名，行封建思想供屍還魂之實，在斂財的同時，貽害青少年。這是開歷史的倒車！較之歷史上的清流又有何不同呢？五十步笑百步罷了！
我雖不才，但深以晚清清流為恥。今日國人，可存黨派，可存異見，但必剷除內耗與內鬥，唯團結一心，致力於中華復興，才不負列祖列宗，不負糾糾此身，不負偉大的時代。因此，從今日起，我十三億同胞，不作清談！（2015、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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