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疫之下，數十萬億基建項目如期而至，以雷霆萬鈞之力磅礴於市。
其中，新基建尤為亮眼，甚至在資本市場上掀起了一番風浪。
何為新基建？
新基建，有別於工業基礎“鐵公基”（鐵路、公路、機場、港口），屬於信息時代的基礎設施。
一般認為包括以下七大領域：5G基建、特高壓、城際高速鐵路和城際軌道交通、新能源汽車充電樁、大數據中心、人工智能、工業互聯網。
除此之外，還有集成電路、量子信息、物聯網、智能駕駛、工業機器人、氫燃料、石墨烯新材料及航空航天等領域的基礎設施。
這次疫情挑戰了中國的公共衛生系統。我們需要強化公共衛生的基礎設施建設，包括公共衛生制度改革，公共衛生物資儲備，生物醫藥的基礎研究，如疫苗技術、病原檢測技術、醫療物資供應鏈、醫療智能化設備、隔離病房服務機器人。
這些新基建，可謂“國之重器”。
但是，即便是“皆大歡喜”之事，有些關鍵性問題還是得搞清楚，否則可能事倍功半、適得其反。
它是一場資本的狂歡、薅羊毛的大戲，還是激勵信心、復產復甦的措施？是傳統低效基建、強刺激的老路，還是國家經濟轉型升級之路？
本文目錄：
一、公共用品：政府該投資產業嗎？
二、公地悲劇：低效基建為何瘋狂？
三、國家確權：如何避免公地悲劇？
（注：正文8000字，閱讀時間約30分鐘，可收藏後閱讀，並與好友分享）
01 公共用品：政府該投資產業嗎？
討論新基建時，需要明確的第一個問題是：新基建，是公共用品，還是產業投資？
基建（不論新舊），應該是公共用品，而不是產業投資。
以5G為例，5G的產業網絡覆蓋網絡規劃、器件材料、設備網絡、終端運營以及市場應用。
政府需要投資的5G“基建”，主要指網絡規劃、基站、光纖光纜以及芯片等基礎科研。這些屬於公共用品的範疇。終端運營、5G手機、絕大多數器件材料和設備，屬於產業投資、私人用品。
為什麼要如此區分？
打個比方，舉辦一場百米賽跑，政府要做的事就是修好跑道、場館，組織好安防和裁判團隊，這些屬於公共用品投入。但是，政府不能自己親自參加比賽，與運動員爭奪金牌。
政府作為組織者參賽，這就是“既當裁判員又當運動員”。政府贏了個體運動員拿了冠軍，這就是擠出效應。
自2016年開始，供給側改革對私人企業產出產生擠壓，國有企業工業增加值增速快速飆升並超過私人企業。
如今，政府確實開始著手5G的基礎設施建設，如基站投入。但有些基礎設施頗為薄弱，比如基礎科研和基礎教育。
要知道，華為5G的基礎研究來自哪裡？來自一位土耳其的科學家，名叫埃爾達爾·阿里坎。
阿里坎是美國麻省理工學院電氣工程專業博士，在土耳其畢爾肯大學電氣工程系擔任教授。2008年，他提出了極化碼理論。極化碼是5G數據傳輸的一種新型編碼方法，被認為是逼近香濃信道容量的編碼方案，有別於美國主導的LDPC碼（low-density parity check）。
2009年，華為開始研究5G解決方案。次年，華為首席科學家童文博士關注到了埃爾達爾·阿里坎發表的關於極化碼的學術論文。
但是，極化碼理論到5G技術應用還有相當的距離。華為將近用了十年的時間斥資研究極化碼的應用化技術。華為聘請了不少外籍科學家，其中俄羅斯數學家幫助他們完成了算法上的突破。
正因如此，任正非多次呼籲國家加大基礎研究和基礎教育投入。這是5G產業的最為關鍵的基礎設施。
有短板，也有過度投入。比如，政府給5G產業相關的私人企業提供產業補貼，這其實不屬於公共用品投入的範圍。
去年，華為251事件鬧得滿城風雨，其中有個容易被人忽略的細節，當事人李洪元（華為前員工）公開說，所在部門獲得財政補貼。
2009到2019年，華為在5G領域的研發投入超過了40億美金。政府補貼基礎研究型企業未嘗不可，但應僅限於基礎科研，且需要公示。
還有一個例子，一地方政府提供5G產業補貼，一家紙箱廠來申請補貼。評審專家問對方，紙箱廠不屬於5G產業，怎麼來申請補貼呢？對方說，我們是官方指定的5G紙箱廠供應商。
所以，如果不嚴格界定私人用品和公共用品，不規範公共用品投入，而盲目地一哄而上，容易陷入與個體爭利的代理人困境，亦或導致爭相薅羊毛的公地悲劇。
如何界定公共用品和私人用品？
“公共物品”的概念，最早是由瑞典經濟學家埃裡克·R·林達爾在其博士論文《公平的賦稅》（1919年）中提出來的。
1954年，美國經濟學家保羅·薩繆爾森發表了一篇著名的論文《公共支出的純理論》。薩繆爾森在文中給公共用品賦予了嚴格的定義。
“每個人對這種物品的消費，並不會減少任何個人對它的消費”，這種邊際成本為零的物品被薩繆爾森稱為“集體消費產品”，即公共用品。
他舉了一些例子，如社區的和平與安全、國防、法律、空氣汙染控制、防火、路燈、天氣預報和大眾電視，等等。
但是，這種嚴格定義的純公共用品其實是很少的。比如，公路屬於公共用品，但也會出現堵車的時候，這就出現了排他性，不符合薩繆爾森所說“不會減少任何個人對它的消費”。
所以，我們通常所說的公共用品，多數是指準公共用品（詹姆斯·布坎南的非純公共用品、約拉姆·巴澤爾的混合物品），比如公路、機場、公園、自來水、教育、網絡服務、公共衛生等。
公共用品和私人用品的區別在非排他性（非競爭性）上。簡單理解就是，私人用品屬個人產權，別人不能佔有，誰付款，誰受益；公共用品是公共產權，人人可蹭WiFi、薅羊毛。
為什麼政府應該負責公共用品投資，而不是產業投資、私人用品？
正是因為公共用品的非排他性，導致市場在公共物品供給上是無效率的。因此，公共物品的供給主要是由政府來提供的（當然也有私人提供的）。政府需要投資的是公共用品，如司法、教育、公共衛生，不僅僅是新基建。
燈塔，是經濟學中一個經典的公共用品案例。
1848年，英國經濟學約翰·穆勒（密爾）在其《政治經濟學原理》中分析了燈塔問題：
“雖然海洋中的船隻可以從燈塔的指引而得益，但若要向他們收取費用，就辦不到。除非政府用強迫抽稅的辦法，否則燈塔就會無利可圖，以致無人建造。”
船隻使用燈塔類似於“鑿壁偷光”，存在收費難題，導致交易費用奇高，自由市場無法形成，需要政府來建造燈塔。這樣公共用品就誕生了。
古典主義先驅大衛·休謨在《人性論》中已注意到交易費用中的協商成本的問題：
排除一片（公共）草地中的積水，兩個彼此瞭解的鄰居好協商這事，但若1000個人共同協商那就難辦了，“各人都在尋找藉口，使自己省卻麻煩和開支，而把全部負擔加在他人身上”。
休謨的辦法是交給政府，“政治社會就容易補救這些弊病”。
在公共用品上，政府比市場有效率，但在私人用品上卻恰恰相反。由於信息分散，政府不能替代市場來支配所有的資源，滿足所有人的多樣化需求。
所以，在投資新基建之前，明確公共用品和私人用品的界限是非常有必要的。這樣才能做到“凱撒的歸凱撒，市場的歸市場”，各取所需，發揮所長。
以新能源為例，新能源汽車充電樁是新基建，這是政府需要投入的公共用品。
中國在2015年出臺的《電動汽車充電基礎設施發展指南》中，提出到2020年，全國將新增集中式充換電站超過1.2萬座，分散式充電樁超過480萬個，滿足全國500萬輛電動汽車充電需求。
截至2019年6月，全國充電基礎設施累計數量為100.2萬臺，僅完成目標的20.8%。
與充電樁投入不足，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政府對私人企業的鉅額補貼。
以比亞迪為例，2018年比亞迪累積獲得新能源補貼高達108.62億元。
這一年，比亞迪利潤是多少？
2018年比亞迪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淨利潤為27.90億元。若將108.62億元補貼去掉，比亞迪的利潤是多少？
再看，這一年，比亞迪的稅收是多少？
2018上半年，比亞迪支付各項稅費額為23.51億元，不過政府返還了12.21億，再扣除其他相關項目後，當期實際貢獻的稅費僅10.46億。
這意味著，比亞迪從納稅人身上拿走了108億補貼，卻只給國家上繳20多億稅收（推算）。
市場是一個私人契約的集合，政府投資產業和產業補貼，使一方面受惠的同時，定然導致另外一方受損。
有人說，政府應該補貼車企，因為電動車如果銷量太低，充電樁又投入太多，會導致公共資源浪費。
其實，政府只需要打破行政性壟斷，降低准入門檻，引進特斯拉，讓私人企業可以造車，發揮鯰魚效應，通過市場競爭提升技術和銷量。
政府與市場最好的結合點就是社會契約，即市場納稅，政府用稅收提供公共用品。公共用品的作用就是降低交易費用，促進市場繁榮，進而繳納更多稅收，提供更完善的公共用品。
我們知道，日本被認為是實施產業政策最成功的國家，但如今他們對政府投資產業卻極為謹慎。
日本在2017年發佈了“氫能源基本戰略”，但日本對新能源的探索是大型企業先行的。在經過豐田等企業的技術探索和商業論證後，政府才確定這一戰略。
日本政府的作用是什麼？
日本政府的主要職責是“重點推進可大量生產、運輸氫的全球性供應鏈建設”，將氫加氣站從目前的100所擴建至900所。要知道，加氫站基礎設施投入要比普通充電站多得多。
東京大學小宮隆太郎教授組織一批經濟學家反思日本產業政策成敗得失，並出版了《日本的產業政策》一書。（這本書對中國產業政策影響巨大，詳見《百年能源革命史 | 新能源汽車何去何從？》）
小宮隆太郎主張，政府應該聚焦於市場容易失靈的“關於產業的一般基礎設施，包括工業用地、產業用的公路、港口、工業用水和供電等”。（《日本的產業政策》，小宮隆太郎）
所以，明確該幹什麼，比能幹什麼，更重要。
02 公地悲劇：低效基建為何瘋狂？
明確第一個問題後，我們再看第二個問題：應該投資哪些公共用品，新基建，還是老基建？
目前已公開的信息顯示，13個省市的基建投資項目金額達34萬億。其中，老基建和新基建分別有多少？
我引用國泰君安的研究報告：
在總投資規模為17.6萬億的存量PPP項目中，鐵公基（鐵路、公路、港口、碼頭、機場、隧道等）是大頭，約7.1萬億元，佔比接近41%。
規模排在第二位的是房地產、土儲相關的，包括廣場、公寓、棚改、危房改造、保障房、土地儲備等，約3.4萬億，佔比20%左右。
而新基建（信息網絡建設、光電、充電樁、生物質能、智慧城市、科技等）不足1000億，佔比只有0.5%。
類新基建項目，如軌道交通、園區開發、垃圾發電等，在PPP項目庫中大約為2.6萬億，佔比14.7%左右。二者加總佔比不過15%左右。
另外，疫情之下，人們關注的醫療衛生，只有3000億左右的項目，佔比1.7%。
為什麼呼聲奇高的新基建及公共衛生投入卻如此杯水車薪？
不少經濟學家意識到鐵公基投資的低效、過剩，呼籲加大新基建的投入。中國的基建到底是否過剩？
這個問題不好回答，但是有兩個數據很能說明問題：
一是投資回報率。
截止2017年末，單位基建投資對GDP增長的拉動作用已由2004年的9.30降至2017年的4.69，縮減幅度近50%。（中信證券研究部）
牛津大學對中國1984-2008年間的95個公路和鐵路項目進行研究後發現，其中55%的項目成本收益率低於1。也就是說，一半以上的項目投資是無經濟效益的。
二是政府負債率。
超前投資、低效投資未必不可，但必須撐得住、還得起。長期大量低效的基建投資，定然導致政府負債率高企。
目前，中國整體政府債務（包含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佔GDP的比重約60%，若加上城投平臺的負債，其實並不低。
為什麼明知“鐵公基”投資收益率越來越低，依然大規模投入？
為什麼寧願一年反覆挖路十次也不多建一所中學？
這或許是搭便車問題。
在公共用品領域，市場是無效率的，但政府的效率未必也高，因為搭便車的存在。
搭便車，最早是由美國經濟學家曼瑟·奧爾森於1965年在《集體行動的邏輯》中提出來的。
他說：“由於集體行動的成果具有公共性，所有成員都從中受益，那些沒有分擔行動成本者搭便車成為最優策略，於是理性、自利者不會為爭取集體利益作貢獻。”
搭便車，是一種“不付成本而坐享他人之利”的投機行為。簡單理解就是，薅社會主義羊毛。
有個例子很經典：三個酒友約定，每次一起喝酒，每個人都從家中帶來一瓶酒，之後混在一起共飲用。
混在一起的酒就變成了“公共用品”，結果怎樣呢？
下次喝酒，每個人都帶了一瓶水，然後混在一起。乾杯入口後，三人都愣了。但他們仍然像唱著美酒一樣，裝著一副沉醉的表情，直到把水全部喝完。
出於搭便車動機，每個人都會打小算盤，隱瞞消費偏好，製造信息不對稱，然後用最小的代價薅更多公家的羊毛。
公共用品缺乏一種像市場機制那樣自動顯示個人真實偏好的“顯示機制”，因此它就不可避免地會碰到“說實話難題”。
比如，多繳納稅收無法多享受公共用品，那麼人們就可能虛報、少報徵稅數額。同時，都希望少繳納稅收，多享受公共用品，如基礎設施。如此，在搭便車的動機驅使下，自然更傾向於支持基建投資。
所以，即便人人心知肚明，知道喝得是白開水，知道低效基建由全民買單，但沒人會說出“皇帝的新裝”，最終就造成“喝白水”的悲劇。
這種悲劇又被稱為公地悲劇，或叫“哈丁悲劇”。
公地悲劇，最早是由古典主義先驅大衛·休謨在1740年發現的一種現象。1968年，勒特·哈丁在《科學》雜誌上發表了一篇文章，名為“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張維迎教授將其翻譯為“公共地悲劇”。
哈丁舉例說，在一塊公共草地上，每個牧民都想多養一頭牛來實現個人收入最大化。儘管每個牧民都知道，多增加一頭牛，草地可能被過度放牧，導致養牛收益下降，甚至所有牛都會餓死，但是悲劇還是不可避免地發生了。
比如，我在《新冠疫情刺破全球貨幣泡沫？》提到的問題：為什麼全球央行都不阻止貨幣濫發？
全球貨幣市場，其實是一個“公地悲劇”。
最開始，美國沒有形成一個統一的貨幣體系，貨幣由商業銀行私人發行。但是，由於商業銀行頻頻倒閉，金融風險巨大、交易費用奇高。銀行家和政治家協商成立美聯儲，將貨幣發行權統一到中央銀行。
貨幣發行權和美聯儲就成了一種公共用品。這一公共用品的天職，就是維持幣值穩定，降低交易費用。
但是，這種利益巨大的公共用品，幾乎所有人都對其產生搭便車動機，試圖從貨幣“放水”中薅到羊毛。
約翰遜、尼克松、里根、老布什、特朗普都在謀求大選連任時，給美聯儲施壓，希望下調利率、增加就業，以獲得更多政治選票。
聯儲銀行搭便車似乎“名正言順”，因為他們是美聯儲的股東，當時美聯儲成立的目的就是給為聯儲銀行充當“最後貸款人”。
金融家、企業家、投資者、購房者，甚至普通白領、工人，都希望央行“放水”，以圖股票上漲，房價上漲，貸款更易，利息更低，收入更高。
美聯儲主席，搭便車嗎？
美聯儲主席是“司機”，其決策具有相當的獨立性，遵循“學者原則”。去年，沃爾克、格林斯潘、伯南克、耶倫四位前美聯儲主席發表署名公開信力挺鮑威爾，希望其不受特朗普的政治壓力，保持獨立行動。
但是，當所有人都產生搭便車的動機時，美聯儲主席這個司機就不好當了。降息皆大歡喜，自己也少一點麻煩，從格林斯潘開始，美聯儲都採取降多升少的“不對稱操作”。這其實也是一種變相的搭便車行為。
儘管幾乎所有人都明白持續擴張貨幣是一條不歸之路，貨幣發放越多，貨幣越不值錢，甚至最終可能一文不值，但沒有人會站出來阻止這一悲劇。
當然，這不是美聯儲一家的問題，全球貨幣市場正在淪為公地悲劇。
基建投資，也是同理。
從政府的角度，大規模的“鐵公基”投入可以獲得更多的行政資源和經濟收益。投資新基建固然前景可期，但週期長、風險大，與當前的執政週期和政績考核不匹配。
政府不擔心債務問題嗎？
由於商業銀行的國有屬性，政府融資成本低，大規模的低效固定投資未必會引發政府債務危機，但可能增加通脹風險和金融風險。
民眾不擔心金融風險嗎？
民眾也會產生搭便車動機。大規模的基建投入可以刺激經濟短期增長，幾乎每個人都希望從中獲利，至少損失更少，不因經濟下行而失業、降薪、破產。
新基建、基礎教育、基礎科研、公共衛生等公共用品的投入，對經濟直接刺激不如鐵公基、產業投資明顯。前者是放水養魚，後者是下河抓魚。搭哪一輛便車，答案很明顯。
投資者借“新基建”概念熱炒TMT（電信、媒體和科技）薅羊毛，並非真正關心新基建。
相信，沒有人希望新基建淪為公地悲劇，但人人都在便車之上。
03 國家確權：如何避免公地悲劇？
第三個討論的問題是，如何避免公地悲劇，減少低效基建投資，加大新基建及公共用品投入？
因公共用品的非排他性導致市場失靈，需要國家（政府）來提供公共用品。但是，國家制度本身又是一種公共用品，也容易導致低效、搭便車，甚至引發公地悲劇。
道格拉斯·諾斯在《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績效》提出了一個著名的悖論：“國家的存在是經濟增長的關鍵，然而國家又是人為經濟衰退的根源”。
何解？
“國家的存在是經濟增長的關鍵”，是因為國家本身是一種公共用品，可降低交易費用。
巴澤爾在其著名的《國家理論》中說道：“人類社會一開始是處於霍布斯叢林，建立國家源自保護需求。”
巴澤爾認為的“霍布斯叢林”，其實就是“公地悲劇”。在國家創建之前，地球上有大量的無主的公共資源，人們無盡地享用。但是，隨著人口增多，人們開始過度使用公共資源，導致土地貧瘠、資源銳減，進而引發公共資源爭奪戰。
這時，公共資源就淪為公地悲劇，導致租值消散。
為了降低風險，人們選擇“政治強人”如族長、領主、國王，尋求庇護。這種內部交易的條件是，人們需要向政治強人納稅，政治強人提供安全防衛等公用用品。
這時，國家就誕生了，公共用品也誕生了。
諾斯在《西方世界的興起》中講述了法國的例子：在法國，15世紀的無政府狀態——一切所有權在這一亂世都得不到保障——致使三級會議將徵稅權讓給了查理七世，以求得君主對增強秩序和保護，以免僱傭幫夥和英國入侵者擄掠的允諾。
政治強人創建的國家機器，為人們提供了和平與安全、國防、法律、道路這些基礎設施，無疑降低了交易費用，產生乘數效應、規模效應。
但是，“法國國王在履行諾言的過程中肅清了他的勢均力敵的對手，使王室能更好地要求增加在政府所產生的社會儲蓄中的份額”。這就為法國大革命埋下了禍根。
這時，國家制度就變成了“人為經濟衰退的根源”。
如何解決這個問題？
巴澤爾認為：“統治者也是自利的，他們在創建統治機制後便會濫用其權力。只有當建立能夠控制統治者的機制時，如法律體系和決策程序，初始的‘自然國’才會漸漸演進為一個法治國。”（《國家理論》，巴澤爾）
諾斯和巴澤爾都從制度入手，認為產權制度是關鍵。
公地悲劇，是不合作的利己行為導致所有人都不利的結局（納什均衡）。很多人認為，囚徒困境的出現打了亞當·斯密的臉，理性人的利己行為沒有產生社會福利最大化的結果。這說明市場可能失靈。
這種說法不準確，市場失靈有兩種情況：一是天然不具備交易條件；二是人為破壞市場交易條件。
人類社會的歷史，是一部集體行動的歷史。集體行動，不可避免的出現搭便車，並且引發公地悲劇。
所以，人類社會的歷史，其實是一部解決“公地悲劇”的歷史。
人類社會早期，市場交易的條件不成熟，如信息不流通、缺乏貨幣、剩餘產品不足等，導致市場交易費用奇高。當時，交易是一種冒險行為，分工只會增加死亡的機率。
與其交易，不如佔有、偷竊、搶奪，甚至戰爭。國家誕生之前，公共資源淪為公地悲劇。這時，政治強人可以減少混亂、保護財產，國家制度可以降低交易費用。
所以，當時解決公地悲劇的最好辦法就是，通過國家制度確定和保護產權。
最近，國人對外國人永久居住條例爭論不休，其中最為激烈的是超國民待遇問題。本質上，超國民待遇是外國人搭了中國人的便車。公權力對外國人是不是有優待？外國人在北上廣深購房是否受限？外國人可以享受哪些公共福利？
多說一句：外國人永久居住條例，長遠來看是為走向全球化、引進國際人才鋪墊，短期來看應該是“出口轉內銷”。
幾十年來，中國流失了不少精英，但其中有不少人是拿著國外的國籍或綠卡，繼續在中國生活、賺錢。同時，一些華人技術精英（如千人計劃專家），他們在中國工作，但又不加入中國國籍。
這些人包括其家人，估計得有幾百萬，但真正拿到中國永久居住權的人極少。官方無法阻止他們移民，但試圖給他們永久居住權，吃個定心丸，留住資金、技術，同時引進人才（如千人計劃、移民二代）。
美國國籍，中國賺錢，瑞士生活，這是令人嫉妒的人生。但這種人生，不能建立在超國民待遇之上。
好的，我們回到國家制度確權這個問題上。值得注意的是，國家制度確定的是集體產權——國家主權，而不是個人產權。
在國家內部，公共財產常以國家之名存在，政治強人代為管之，產權不清、權力不明、監督不力，民眾容易產生搭便車動機，政治強人使用公權力將公共用品淪為私人用品。
比如說，共同開發的土地，侵佔而來的財產，公共財產歸誰所有？
掌控財產分配權和使用權的政治強人，往往會利用民眾的搭便車動機（如不敢出頭、行賄官員），將財產歸為己有，或為己所用。
這就是人為破壞市場交易條件，故意不明確產權，封鎖信息製造信息不對稱，打擊結社集會。囚徒困境，就是人為地隔離囚徒之間的信息交流，同時製造錯誤、謊言誘導囚徒犯錯。
所以，破解的辦法就是，在國家內部確定個人產權，比如國家治理權、土地產權、知識產權等。權力邊界越清晰，個人就會自動顯示真實的偏好，市場便可啟動，搭便車的問題就越少，公地悲劇就越少。
新制度經濟學家羅納德·科斯主張，通過明確產權，啟動市場，解決公地悲劇。
在《西方世界的興起》中，諾斯探索了公元900年之後的西歐世界的制度變遷。他發現，產權否明確、是否得到保護，決定了西歐國家的歷史進程。
需要特別關注的是國家治理權的確權，以徵稅權為例。
西班牙的徵稅權被王室掌控。羊主團是西班牙王室的穩定稅源，國王賦予羊主團特權，允許他們的羊隨意去吃農民的莊稼。這樣農民的產權得到不到保障。同時，西班牙王室經常向商人借錢不還，甚至導致福格家族滅亡，國家信用崩盤。
法國的徵稅權被法王掌控。法王可以直接向農民徵稅，向商人借錢，借錢又不還，甚至直接侵佔財產。
這些制度是低效的，沒有保護產權，缺乏激勵性。
相反，尼德蘭執政官的統治力弱，他們只能鼓勵商貿、發展金融來獲取更多的稅源。
比如，1537年出臺法律承認票據轉讓有效。他們建立了一個低利率的資本市場，催生了現代金融市場。利率水平從1500年的20%-30%降低到1550年的9%-12%，甚至到了17世紀下降到3%以下。
英國王室的權力被強大的棉紡織商人及貴族集團制約，國王不得隨意徵稅。1642年出臺壟斷法，禁止王室壟斷，同時還設立專利保護制度，保護技術創新，鼓勵外國人從歐洲帶入新創新。
其實，在16世紀左右，西歐國家都面臨財政危機，而王室處理財政危機的辦法決定了這些國家的歷史進程。
所以，歷史告訴我們一條經驗：國家內部確權。
首先，能確權的儘量確權，個人產權越明確，信息越透明，市場效率越高，公地悲劇越少。
政府投資越多，國有產業越多，公共財產就越多，越容易產生公地悲劇。若產業投資的機會交給市場，將低效基建的大規模資金以借貸、減免稅費社保等方式返還給個人，確定和保護個人的產權，經濟發展則越好。
這就是讓利於民、放水養魚。
其實，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功經驗，便是國家內部確權。
在改革開放初期，土地私人化的阻力很大。這就是諾斯所說的，制度不是一蹴而就的，有效制度的建立需要相當高的成本。
為了降低確權的成本，改革者“曲線救國”，採納了張五常“使用權優於所有權”的建議——源自英國的土地批租制度，推行土地使用權改革。
雖然使用權制度的交易費用比所有權制度高，但農村集體土地、城市國有土地的使用權改革，依然極大地激發了國人的積極性。
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公共用品的產權終究難以明確，有些公共用品是不可分割的，比如國防、法院、央行。
怎麼辦？
公共用品不可分割無法確權，但是公共用品的執行權、分配權、監督權，即國家治理權，可以分解和明確。
最後，我們回到新基建的問題：如何避免低效基建、重複建設？如何避免貨幣濫發的風險？如何才能加大新基建、基礎教育、基礎研究、公共衛生等公共用品投入？
這些問題還得靠徵稅權、貨幣發行權、轉移支付使用權的確權來解決。
國家治理權的落實，將政府、個人與國家利益調整到同一個方向上。即諾斯所說的“有效率的經濟組織能夠使個人的經濟努力的私人收益率接近社會收益率”。
所以，國家治理權的確權過程，其實就是公民權確立的過程。
西歐社會從莊園經濟到封建經濟再到市場經濟，背後是現代國家制度構建、演變以及公民權的實現。簡單來說是，從過去的莊園主與佃農的關係，演變為勞資關係以及國家與公民的關係。
不過，這種有效的國家治理，是人類無數次陷入公地悲劇後才誕生的。
參考文獻
【1】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績效，道格拉斯·諾斯，格致出版社；
【2】西方世界的興起，道格拉斯·諾斯，華夏出版社；
【3】政治經濟學原理，約翰·穆勒，商務印書館；
【4】人性論，大衛·休謨，商務印書館；
【5】日本的產業政策，小宮隆太郎，國際文化出版公司；
【6】國家理論，扭拉姆·巴澤爾，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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