鵬友程

在很多人眼中，魯迅先生這個人十分的不好相處，因為他總是得理不饒人。魯迅先生說話從來不怕得罪人，而且文筆犀利又一針見血，總是能把別人罵個狗血淋頭。的確，魯迅先生這一生罵了很多人，而且沒有誰是他不敢罵的。所以很多人都會覺得，魯迅這個人就像個鍵盤俠一樣，而且還很小心眼。

魯迅

其實魯迅罵的大多數人，也不能說是罵。魯迅是在批判那些文人，因為有一些文人確實人品有問題。眾所周知，郭沫若雖然是我國著名的大文豪，但是他的品性卻不怎麼好。這一點，相信也不用小編多說。魯迅先生曾經用5個字來評價郭沫若：文人加流氓。小編覺得，魯迅先生的這個評價很真實啊。至於“遠看一條狗，近看郭沫若”，這個並沒有得到證實。

林語堂

也有人和魯迅先生是反目成仇，不過這種仇實際上就是性格思想上的矛盾。這個人和魯迅交往的十分密切，認識了整整11年，每年都會見面十幾次。毋庸置疑，他們是很要好的朋友，只不過後來卻成了熟悉的陌生人。

這個人是現代著名的作家，大家看的《京華煙雲》就是他的作品，他就是林語堂。

林語堂和魯迅的關係是非常親近的，但後來這兩人的關係就有些惡化了。兩個人見面就互掐，很少再和平共處。那麼，魯迅和林語堂為什麼會決裂呢？甚至在林語堂看來，魯迅就是身材消瘦矮小的大煙鬼。其實主要是這兩個人的性格不合，畢竟雙方的家庭環境和人生經歷不一樣，而且魯迅還比林語堂大了14歲。

兩個人都是文人，都有自己的原則和思想，這種碰撞下的火花也會灼傷兩個人。林語堂出生在一個幸福安逸的家庭裡，從小就沒吃過什麼苦，而且對於生活品質也很有要求。但是魯迅就不一樣了，他一直都處在黑暗痛苦的環境下，有一些不修邊幅也不拘小節。魯迅和林語堂在學術上倒是沒什麼矛盾，但是日常生活是真不行。

魯迅

不過，導致兩個人關係真正結冰，是因為魯迅覺得林語堂和別人一起欺騙他。當時有人拖欠魯迅先生的稿費，魯迅好不容易要回來。於是幾個人一起去吃飯，飯桌上有人說了魯迅學生的壞話，這讓魯迅十分的不高興，關鍵是陪吃的林語堂還沒看出來。看不出來就看不出來吧，關鍵林語堂的這個嘴也是很要命，他就喜歡叨叨。

別人說魯迅學生的壞話，林語堂在不知道的情況下也跟著附和幾句

這下可好，魯迅先生徹底惱了。當時魯迅和林語堂就吵起來了，而且鬧的是不歡而散。這兩個人也顧不上什麼形象了，各種罵人的話全都出來了，就連畜生這樣的詞也說了。這件事情之後，兩個人的關係就降到了冰點。後來，林語堂甚至在日記裡寫道，8月底的時候又和魯迅對罵了一次，倒是十分的有趣，不過此人已成神經病。

林語堂

說實話這兩人就不適合在一起，魯迅先生本來性格就偏激敏感，結果林語堂還總是刺激他。雖然這兩個人有矛盾，但並不會怨恨。魯迅逝世之後，林語堂還是給了魯迅極高的評價。在林語堂看來，魯迅還是最好的小說家。所以說，這倆就是冤家，不過平凡日子裡有這麼個朋友，倒也能增添不少的樂趣。

匹諾曹jun

小阿蠻來回答一下吧。

我認真看了樓下幾個朋友的回答，有的回答了起因但是沒有進一步分析原因，有的回答離題比較遠。下面我試著來總結一下看看：

一、魯迅和林語堂的兩次”交惡“

1936年，魯迅逝世的時候，林語堂寫過一篇文章，他在文章裡面說：

我們可以看林語堂這段話，這段話很長，其實他把他們兩個人之間的關係已經說的很清楚。他們之間，有兩次的”反目“，但不是出於什麼個人恩怨，林語堂到最後還是敬重魯迅的。

下面，我們就來看一下魯迅跟林語堂他們為什麼會反目；至於他們之間友好的關係，今天就先不說。

二、魯迅理和林語堂”反目“的起因

其實他們兩個人交惡是一件非常偶然的事情。起因非常小。

這件事情在魯迅在日記裡面有記載，1929年8月28日：

我們看魯迅這段日記，簡單來說，就是他們兩個人在吃飯的時候說話起衝突了，並且，兩個人有互不相讓的架勢，說著說著，可能國罵都出來了。

事情的起因：魯迅跟北新書局他們之間存在版稅和稿費的問題。北新書局的李小峰是魯迅在北大的學生。這時候，魯迅他一方面是北新書局的編輯，另一方面也是北新書局的作者。可是北新數據經常拖欠魯迅的版稅，還有拖欠其他作者的稿費。這樣一來魯迅就很生氣。在跟李小峰交涉幾次沒有結果之後呢，魯迅就請了律師來跟北新書局打官司，要維護自己的利益。

後來，郁達夫就出面來說和調解。魯迅跟北新書局之間的矛盾就暫時得到了緩和。這次他們這麼多人在一起吃飯，就是雙方和解之後的聚餐。在場有很多人，魯迅、林語堂、郁達夫等很多人都在。這件事郁達夫也有在他的文章裡面說到了，他就說，這一次魯迅和北新書局打官司，是因為另外一個同行的挑撥。而林語堂，對事實的真相不是很瞭解，人又愛說話。在吃飯的時候了他就說了幾句維護這個人的話。這樣就引起了魯迅的不滿。最後兩個人就發生了言語上的衝突。

這件事發生在1929年。其實在這之後，魯迅和林語堂並不是就斷絕來往。相反，在1933年的《魯迅日記》裡面，還很多次提到和林語堂之間的交往，比如說收到他的信，或者是給他回信，或者還在一起吃飯。包括魯迅《兩地書》出版的時候，魯迅還把書寄給了林語堂。

他們之間第二次的誤解就比較深了，是他們兩人”反目“的最主要原因。

起因是魯迅勸林語堂，應該多翻譯一些西方的古典文學到中國來。但是林語堂就說，這種事情是老年人做的工作。他不做。這樣這件事之後，兩個人就徹底失和了。

從上面這兩件事來看，魯迅跟林語堂之間的不合，最開始是因為在那次吃飯的時候，兩個人發生了言語之間的衝突。但最主要的原因，還是在第二次，是因為他們兩個人的文化理念，還有他們的價值觀不一樣決定的。

三、魯迅和林語堂”反目“的原因

魯迅的情況咱們比較熟悉。魯迅他是堅持思想革命，還有文化批判還有社會批判的。這三方面從一開始到他去世始終沒有改變。

而林語堂呢，最開始的時候他跟魯迅是一致的，也是堅持文化批判。但是到了後來他就轉向把中國傳統文化介紹給世界這方面的工作。也就是說林語堂的思想觀念是發生過變化的。

還有一點，魯迅他所接受和理解的西方文化主要是來自日本那邊。魯迅是從來沒有去過歐美國家的。他所接受到的，比如說社會進化論，或者是尼采叔本華他們這些理論，全都是經過日本翻譯過來的。而林語堂呢，他的歐美生活經驗比魯迅豐富得多的。一方面，他既瞭解西方現代文化的長處。同時，他也能夠認識咱們中國傳統文化優秀的一方面。

我們知道，魯迅他是一直批判中國傳統文化的，就是我們熟悉的國民性批判。雖然不能說他對中國傳統文化是全盤否定，但至少和林語堂對中國傳統文化優秀的一面的認識相比，魯迅是較為偏激的。

到後來，林語堂在介紹中國傳統文化方面取得了不小的成績，得到了國際上的認可。這樣他就更加堅信自己的做法是更加合理的。所以這就可以解釋他為什麼從最開始的文化批判轉向介紹中國傳統文化，而不是是按魯迅說的，把西方文化介紹到中國來。

上面這一點總結起來說：魯迅那邊的情況，他做的事情是文化的啟蒙，而林語堂他做的是文化的推介。兩個人的側重點是不一樣。

後來，魯迅對林語堂的文化，還有他的文學主張，就是林語堂的小品文，進行了很強烈的批判。魯迅就認為林語堂已經背叛了最開始的誓言和意志。

其實咱們現在來看林語堂，他並非是意志的不堅定。實際上，林語堂他接受過歐美的觀念和教育，思想上是一個比較自由的人。魯迅更多的是出於現實的需要來考量文學，而林語堂則是從文學（文藝）本身出發來做工作。兩個人的價值觀，或者說出發點已經不一樣。

有一段時間，因為魯迅批判過林語堂的緣故，林語堂在國內的情況很慘淡。這個跟時代背景有很大關係。但是我們現在來看，其實魯迅和林語堂，他們在各自的領域都做出了非常大的貢獻。只是兩個人所選擇的道路不同而已，既不能簡單歸結於某個人的問題，也不存在孰優孰劣的問題。

小阿蠻

林語堂和魯迅原本是最要好的朋友，但僅僅是幾件小事，近十年的革命友誼卻出現了裂縫，最後反目成仇。

裂縫從一件小事開始。

魯迅和北新書店的老闆李小峰鬧版稅官司，郁達夫作“和事佬”。調解後，李小峰在南雲樓擺酒吃飯，為了活躍氣氛，除了當事人之外，林語堂夫婦和其他文界好友也在被請之列。

林語堂愛說話，人際關係卻極為糊塗。應這種飯局是吃力不討好，翠鳳反覆提醒：“堂，待會少開口。”林語堂不理解，覺得大家都知根知底，犯不上小心翼翼的，再說了，既然坐下來吃飯，就算有干戈，也化成玉帛了。他吃得坦然。

李小峰挺有手腕，幾句玩笑話下來，眾人就放開了懷抱，話題也越扯越遠。突然有人提起了張友松的名字，語堂也沒細想前情因果，連連點頭附和。

這下子撞在了槍口上。

張友松是魯迅的學生，曾經請魯迅和林語堂吃飯，說也要辦一個書店，並以李小峰為誡，決不拖作者的工資。魯迅擔心順得哥情失嫂意，沒有答應。但這話傳到了李小峰的耳朵裡，李小峰當時就很不痛快。後來，魯迅要和他對駁公堂，李小峰本能地覺得是張友松在從中使壞，幾次在背後攻擊張友松。

魯迅很忌諱這件事，聽語堂一說，疑心話中有話，譏諷自己受了張友松的挑撥，當即臉色發青，從座位上站起來，大聲喊“我要聲明！我要聲明！”那時，魯迅已有幾分酒意，他一拍桌子，“玉堂，你這是什麼話！我和北新的訴訟不關張友松的事！”

語堂站起來辯解，“是你神經過敏，我沒有那個意思！”

兩人越說越上火，像一對雄雞一樣，你瞪著我，我瞪著你，對了足足兩分鐘。

郁達夫見形勢不對，趕緊站出來。他一手按下魯迅，一面拉著林語堂和廖翠鳳趕緊離開。

筵席不歡而散。

這本是件小得不能再小的事，照郁達夫的說法，是“因誤解而起的正面衝突”，可卻是一個警示，林語堂和魯迅的友誼亮起了紅燈。

不久，林語堂辦起《論語》，做了“幽默大師”，魯迅更不能理解，他認為在血與火的鬥爭中，是沒有幽默可言的，“只要我活著，就要拿起筆，去回敬他們的手槍。”

雖然思想上出現分歧，但在私下的場合，兩人還是有經常碰面的機會。

有一次《自由談》的編輯黎烈文做東，送郁達夫和王映霞去杭州的“風雨茅廬”。郁達夫是個風流倜儻的人物，和號稱江南第一美人的王映霞被譽為“富春江上神仙侶”，這次遷往杭州，郁達夫自述說是為了躲避他人對王映霞的追求。

無奈“風雨茅廬”不遮風雨，兩人轟轟烈烈地戀愛，又轟轟烈烈地分手了。

林語堂和廖翠鳳來得最晚。一落座，語堂就笑著問魯迅：“周先生又用別的筆名了吧？”

魯迅的文章常被新聞檢查處槍斃，為了省下不必要的麻煩，只能不停地換筆名。他先後共用過150個左右的筆名，署名魯迅的文章反倒不常見了。林語堂等人都知道這一點，常以猜魯迅近來又有什麼新的化名為樂。

“何以見得？”魯迅反問。

“我看新近有個‘徐懋庸’，也是你。”語堂自信滿滿地說。

魯迅哈哈大笑，他指著一個20出頭的青年說，“這回你可沒有猜對，看，徐懋庸的正身就在這裡。”徐懋庸當時正青春年少，來上海不久，文風辛辣老練，與魯迅有幾分相似。 那青年不好意思地起身，向語堂打了個招呼。

眾人見幽默大師當場被拆了西洋鏡，鬨堂大笑。語堂則點燃菸斗，也咪咪地笑了起來。

飯後，大家不約而同地抽起煙來，一時間，煙霧繚繞。

語堂也好兩口煙，翠鳳逼著他戒，可他戒了幾回都不成功，就放任自流了。看著眾人吞雲吐霧的樣子，語堂腦中光亮一閃，有了！

“周先生，你每天都抽幾隻煙？”他興致勃勃地問魯迅。

“大概很多吧，沒有統計過。”

語堂一臉興奮，正準備接著問。

“你是不是在替《論語》找材料？”魯迅的口氣突然冷起來。

語堂在最近的一期《論語》上發表了《我的戒菸》一文。魯迅公開批評語堂盡拿些吸菸、戒菸之類的生活細節做文章，是退回去了，今時今日之中國是不適合這種西洋式幽默的。

“我準備廣播一下！”語堂沒有留意魯迅口氣的變化，老老實實地回答了。

“這其實很無聊，”魯迅有些不快，很不客氣地說：“每月要擠出兩本幽默來，本身便是件不幽默的事，刊物又哪裡辦得好！”

《論語》就像是語堂的孩子，他頗以此為榮，這麼一大盆冷水猛地潑下來，他氣得發昏，連辯解都忘了。

旁人都停止了說話。鬧哄哄的屋子裡一下子靜悄悄的，氣氛緊張得可怕。

黎烈文看到這光景，趕緊打岔，“達夫，此次你去杭州，不知何時才回來？來，敬你一杯！”

眾人連忙舉起杯子，爭相敬郁達夫酒。郁達夫也有意緩和氣氛，一口一杯，喝得暢快。王映霞看不過眼，發話了，“達夫近來身體不好，遵從醫生囑咐，不能喝酒！”

有人打趣道：“這禁酒令到底是太太的命令，還是醫生的命令呢？”

這句玩笑話來得正是時候，大家哈哈大笑，一觸即發的緊張氛圍被酒精一攪和，總算是平復下來了。

在座的兩位女士，林夫人和鬱夫人不失時機地交流起管理家政的經驗，氛圍越發地輕鬆起來。

林語堂恢復了常態，海闊天空地瞎扯起來。他談起歐洲中世紀時，貴族和騎士在出徵前用鐵製的“貞操帶”鎖住女子下部的奇聞軼事，他還談起雍正皇帝，滿族的婚禮，妙語連珠，如天女散花，眾人應接不暇。

臨別前，黎烈文說出了請客的真正目的，就是請諸位文壇健將來年多多為《自由談》寫稿。向來嚴肅的魯迅開起了玩笑：“你要是能登罵人的稿子，我可以天天寫！”

“罵誰呢？”

“該罵的多著呢！”

“怎麼罵？”

“罵法也多著。”

“魯迅罵的，終不壞。”

又是一陣鬨堂大笑。

王映霞也來湊熱鬧，“儘管周先生會罵人，卻罵不過他兒子！”

周海嬰當時還不滿5歲。

林語堂早忘了先前的尷尬，接過話頭說：“魯迅的公子終不會忠厚的。”

因為是談孩子，魯迅聽了也不生氣，笑著說：“是的，我的孩子也罵我。有一次，他嚴厲的責問道：‘爸爸！你為什麼晚上不睡，白天睏覺！’又有一次，他跑來問我；‘爸爸，你幾時死？’意思是我死了之後，所有的書都可以歸他；到了最不滿意的時候，他就批評我：‘這種爸爸，什麼爸爸！’我倒真沒有辦法對付他。”

又是一次誤會。

1932年底，蔡元培和宋慶齡有感於外籍人士牛蘭夫婦絕食抗議、陳獨秀被捕等一系列政治事件，成立了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專門營救被政治迫害的文化名流，爭取言論、出版、集會等自由。

林語堂是蔡元培的英文秘書，宋慶齡又是他敬佩之人，他理所當然地擔任了宣傳主任，是僅次於蔡、宋和楊杏佛的第四號人物。林語堂曾說過“決不做政治家”，但是民盟只是民間組織，乾的又是營救生命之事，與他的宗旨不衝突，他的土匪心又復活了，幹勁十足地投入了民盟的日常工作。他拿起筆來，諷刺嘲笑中外法西斯，連希特勒也不例外。

胡適是民盟北平分會的會長，發文反對“釋放一切政治犯”的要求。林語堂認為他違背了民盟的章程，不顧與胡適的私人交情，堅決贊成把他開除會籍。

魯迅也是民盟的積極分子，兩位語絲戰友又並肩站在了一起，為人道公義而奔走。

由於蔡元培和宋慶齡的國際影響力，民盟的工作備受世界矚目。每次開會，都有外國記者在場，林語堂說英文，魯迅說德語，是民盟通向世界的耳朵和眼睛。

蔣介石反革命政變後，加大了對文化領域的控制。民盟的活動，讓南京當局很惱火，想暗地裡除之而後快。蔡元培和宋慶齡在國際上有很高的名望，殺掉他們，波動太大，他們選擇了向楊杏佛下狠手，殺雞給猴看。

1933年6月18日，楊杏佛乘車剛駛出中央研究院的大門，就響起幾聲沉悶的槍聲。楊杏佛即刻伏住身邊的少年，背部中了好幾槍，當場死亡。研究院隸屬的法租界明令不准許有政治暗殺的行為，南京政府居然膽敢在這裡下手，足見他們鎮壓民盟決心之大。

慘案一出，世界震驚，所有的輿論都傾向於同盟一邊。可殺人的政府是不會管這些的，特務機關“藍衣社”放話出來，說他們有一張五六十人的暗殺名單，民盟主要領導人都榜上有名。 上海的空氣霎時間緊張起來，人人自危，就怕和民盟扯上關係。

宋慶齡向記者指出，楊杏佛被暗殺是有計劃的政治性暗殺，他的死不會影響民盟的發展。但實際上，民盟被迫停止了所有活動。

林語堂作為民盟的宣傳主任，受到的衝擊可想而知。荷槍的便衣每天在林家門口晃來晃去，他只要邁出大門一步，就會有人前來鬧事。廖翠鳳時時刻刻坐立不安，非得林語堂進了家門才會鬆一口氣。這種情況足足持續了兩個星期。

門禁解除後，語堂還得接著到中央研究院上班。可他心裡實在堵得慌，每次路過楊杏佛罹難的地方，總不忍走過。林語堂和楊杏佛都是中央研究院的英文編輯，語堂貪閒，總是把具體的要務推給楊杏佛做。楊也是好本事，一目十行，常常一邊和語堂閒聊，一邊不停地寫信，居然還能出不少佳作。每次想到這些，林語堂只能用力地拍拍胸口，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一個月後，林語堂寫了篇《談女人》，聲稱“只求許我掃門雪，不管他媽瓦上霜，”“我們要談女人了！”

這當然只是一時氣話。他把心裡的悶氣憋了幾個月，最終還是忍不住，奔瀉而出，這就是著名的《論政治病》，他字字譏諷地寫到：

做了官就不吃早飯，卻有兩頓中飯，及三四頓夜飯的飯局。平均起來，大約每星期有十四頓中飯，及廿四頓夜飯的酒席。知道此，就明白官場中肝病胃病腎病何以會這樣風行一時。所以，政客食量減少消化欠佳絕不稀奇。我相信凡官僚都貪食無厭；他們應該用來處理國事的精血，都挪起消化燕窩魚翅肥鴨燜雞了。據我看，除非有人肯步黃伯樵、馮玉祥的後塵，減少碗菜，中國政客永不會有精神對付國事的。我總不相信，一位飲食積滯消化欠良的官僚會怎樣熱心辦公救國救民的。他們過那種生活，肝胃若不起了變化，不是奇事。我意思不過勸勸他們懂一點衛生常識，並提醒他們，腎部操勞過甚，是不利於清爽的頭腦的。

這篇文章通篇沒有一個字提到楊杏佛，可讀者看到南京政府的荒淫無恥和醜惡嘴臉，誰不會哀嘆楊之死何其無辜？這可以說是別具一格的寫給楊杏佛的祭文。

好友的故去讓林語堂悲痛欲絕，更讓人難過的是，他和魯迅又產生了誤會。

6月20日，舉行楊杏佛的入殮儀式。林語堂正在被嚴密監控，出不得門。魯迅去後沒有見到語堂，很生氣，“這種時候就看出人來了，林語堂就沒有去，其實，他去送殮又有什麼危險！”

事實上，據《申報》報道，林語堂參加的是7月2日楊杏佛的出殯下葬儀式，也是冒著生命危險去的。那一次，魯迅沒有去。

林語堂沒有向魯迅解釋。他覺得清者自清，沒有必要自我辯護。

然而，魯迅對林語堂的印象就此大打折扣，兩人的裂縫朝著不可避免的方向越拉越大。

1934年，林語堂和章克標意見不和，一氣之下離開《論語》，另起爐灶，辦起了《人間世》。

誰也沒有料到，這竟是林語堂和魯迅友情的終點。

在《人間世》之前，語堂和魯迅鬧過誤會也好，分歧也罷，但始終還是朋友。

據當時另一知名文人陶亢德回憶，《人間世》創刊前，語堂請文壇好友來家裡吃飯。客人來得差不多了，就差魯迅。大家都知道語堂和魯迅最近鬧得不太愉快，有人好心提醒他，要不要催一催。語堂擺擺手，很有把握地說，不必，他一定會來的。話音剛落，魯迅就拖著膠皮鞋，嘀嘀嗒嗒地走進來了。

《人間世》走的是《論語》談幽默的老路子，只不過取法晚明的公安派，更強調“閒適”和“獨抒性靈”，林語堂在發刊詞上說：“宇宙之大，蒼蠅之微，皆可取材，故名為人間世。”

照理說，藉著《論語》的大熱，又是幽默大師親自操刀，《人間世》一炮而紅是可以想象的。但林語堂1933年的鴻運似乎走到了盡頭，《人間世》從創刊之日起，就在各路人馬的夾攻中搖搖欲墜。

首先引起軒然大波的便是周作人的五十自壽詩。

為了給《人間世》造聲勢，林語堂把周作人的自壽詩抄給相熟的文化名流，再索取和詩，同時刊發在《人間世》創刊號上，並佐以周作人的巨幀照片。這一番精心渲染，周作人的詩作和《人間世》果然轟動一時，滿城傳誦。

一些小報也來湊熱鬧，爭相轉載，唱和者就像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大。

周作人的詩作隱晦曲折，表現的是自由主義的兩難心境。他們拋棄了“主義”的信仰和追求後，卻不能忘懷現實的殘酷，所以，閒適中滿是說不盡的苦味。但唱和者多是文才平庸之輩，哪裡讀得懂背後的真意，一樁文壇雅事竟慢慢變成了肉麻的互相吹捧。

左盟早就看不慣林語堂提倡幽默的那一套，而自壽詩事件又確實有使文藝界庸俗化之嫌，一些血氣方剛的革命小將帶頭造反了。野容（廖沫沙）寫了《人間何世》，指著林語堂的鼻子罵了一通。自此，左翼聯盟系統地開罵了。盟主魯迅罵得最兇，攻擊林語堂文學上的趣味主義和自由主義，說幽默文學是“麻醉文學”。

先前，《論語》的幽默雜文開罪了不少右派作家，右翼分子也一哄而上，惡言惡語地聲討起來了。 林語堂前半生罵人罵得多，這麼被罵還是頭一次。可他就是叛逆心理，別人越罵得兇，他越要堅持，號稱“欲據牛角尖負隅以終身”。

其間，又發生了幾件小事。

在一次飯桌上，幾個廣東籍作家兀自講粵語，說得興致盎然，其他人聽不懂，想插嘴都插不上。林語堂故意講一口流利的洋涇濱英語，表示是雞同鴨講，逗趣一番。

沒料到魯迅厲聲到：“你是什麼東西！難道想用英語來壓中國的同胞嗎？”林語堂啞口無言。以前據理力爭，因為爭得起。現在的景況，是沒有必要了。有人說，他是怕了魯迅；也有人說林語堂聰明，明知爭不過，不如裝“氣量、風度”，輸也光彩。

魯迅曾寫信勸告語堂不要搞這些小品了，多翻點英文名著才是正途。語堂回信，“等老了再說”。時過一年多，魯迅給曹聚仁寫信，提到了這件事：“這時我才悟到我的意見，在語堂看來是暮氣。但我至今還自信是良言，要他於中國有益，要他在中國存留，並非要他消滅。他能更急進，那當然很好，但我看是決不會的，我決不出難題給別人做，不過另外也無話可說了。”語堂聽說後，無奈地解釋道：“亦近挑撥呢。我的原意是說，我的翻譯工作要在老年才做。因為我中年時有意思把中文作品譯成英文。……現在我說四十譯中文，五十譯英文，這是我工作時期的安排，哪有什麼你老了，只能翻譯的嘲笑意思呢？”

文學立場的涇渭分明，再加上一次又一次的誤會，魯迅不再把林語堂當朋友了。

徐在上海大觀樓補擺婚宴，魯迅來得晚，一看見林語堂夫婦在座，二話不說抬腿就走。而他的《天生蠻性》一文，只有三句話：

辜鴻銘先生贊小腳；

鄭孝胥先生講王道；

林語堂先生談性靈。

辜鴻銘是前清遺老，鄭孝胥是偽滿總理，把林語堂和他們相提並論，魯迅的鄙夷之情可以想見。

兩年之後，林語堂遠赴美國，終此一生，兩人再沒有相見。

王松林

魯迅和林語堂的關係，基本上是“漸行漸遠”的關係，但是說到“反目成仇”似乎有些誇張。林語堂對魯迅其實是很敬重的，但是這種敬重是“平等”前提下的敬重。如果非要說“反目成仇”的話，大約應該是在魯迅方面表現的更加明顯一些。

魯迅是中國近代史上的一個有著極大的和深遠的影響力的大文豪，同時也是一個不屈不撓的反帝反封建的鬥士。當然，魯迅還是一個有著極其鮮明的個性的人，他的堅韌不屈，戰鬥到底的人格令人敬佩，但是相當多的文史資料表明，魯迅是一個不好交往的或者說不好打交道的人。性格堅硬偏激應該是魯迅的最大的特點。

其實，有很多的文人甚至文豪和魯迅，更確切地說魯迅和很多的文人和文豪都有“反目成仇”的經歷，不僅僅是林語堂，相比較而言，魯迅和林語堂之間的“交惡”要平和的多，兩個人之間都認為算是“交惡”的事件當中，最實質性的針鋒相對不過是在一次朋友聚會上因言語不和“互罵”而不歡而散，事後林語堂在的日記當中說魯迅是“神經病”，其實只是抱怨魯迅過於敏感。而魯迅在自己的日記當中澤表示了“鄙相悉現”的厭惡。這連個人的態度也反映出了兩個人的性格特點——魯迅性格堅硬又偏執，而林語堂就顯得比較幽默和從容。

其實，魯迅和林語堂之間的關係還還是很密切的，他們在形同路人之前的交往長達十一年。林語堂小魯迅十四歲，在林語堂留學回國之後的幾年裡，魯迅對林語堂比較關心也比較關照，當然因為一些瑣事也有過一些所謂的口角，但都不能算交惡，就是那次朋友聚會因為言語不喝導致互罵不歡而散也並沒有讓他們停止往來。總的來講，林語堂對魯迅還是很尊重的。

但是魯迅是一個“道不同不相為謀”的人，在他看來，如果兩個人的思想意識和觀念不同，就沒有交往的必要了。他和林語堂之間的“漸行漸遠”的根源就在於魯迅認為“道不同”，不僅如此，林語堂還是個“不聽勸”的人，因此也就沒什麼繼續交往的意義了。

具體來說，就是魯迅曾經建議林語堂多翻譯一些西方的古典或經典文學作品，而林語堂卻回答“等我老了再說”。那個時候林語堂的主要精力是把中國的傳統文化翻譯給西方，並且這種文化的傳播恨有成效。林語堂的工作對於增進西方對中國的瞭解促進東西方文化的交流很有意義，這也是林語堂的貢獻之一。

而魯迅對中國的傳統文化總的來講是排斥的，不屑一顧的。他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態度就是“批判”。他非常希望林語堂也能加入到“批判”的陣營當中，他是希望用西方的文化來影響和喚醒“國民性”的。林語堂的回答讓他十分失望。

“這時我才悟到我的意見，在語堂看來是暮氣。但我至今還自信是良言，要他於中國有益，要他在中國存留，並非要他消滅。他能更急進，那當然很好，但在我看來是絕不會的，我絕不出難題給別人做，不過另外也無話可說了。”——魯迅。

但在林語堂看來，自己究竟乾點什麼是自己的事，有自己的規劃，對於魯迅的“建議”或者“規勸”林語堂沒有采納，他也很老實的告訴魯迅“等老了再說”，他的個人規劃也的確如此 ，但從根源上是兩個人對待中國傳統文化的觀點和態度的實質差別。

所以，如果說魯迅和林語堂“反目成仇”的話，我覺得責任應該是魯迅更大一些。

“魯迅與我相得者二次，疏離者二次，其即其離，皆出自然，非吾與魯迅有輊軒於其間也。吾始終敬魯迅，魯迅顧我，我喜其相知，魯迅棄我，我亦無悔”——林語堂。

步武堂

魯迅與林語堂失和的直接導火索是“南雲樓風波”。1929年8月28日，北新書局的老闆李小峰在南雲樓設晚宴。宴請魯迅、林語堂夫婦、郁達夫夫婦、川島等文化界名流。此前，魯迅因版稅問題與李小峰鬧得很不愉快，以致對簿公堂，後經郁達夫調解，兩人達成一致。因此，這頓飯帶有明顯的“和好”之意。

席間，有人忽然提到一個人：張友松。張友松是魯迅的學生，他想辦一個書店，為此曾多次請魯迅、林語堂等人吃飯，並一再表示自己要以李小峰為戒，決不拖欠作者的版稅。為了拉攏魯迅，張友松不惜暗中中傷李小峰。外界不少人認為，魯迅與李小峰的矛盾很大程度上是張友松挑撥的，所以魯迅很忌諱這件事。

當有人提起張友松的名字時，一向心直口快的林語堂也沒細想前因後果，就跟著別人連連點頭附和。林語堂原以為自己是在替魯迅說話，可是魯迅並不那樣認為。魯迅認為林語堂是在譏諷他，當場臉色發青，從座位上站起來。大聲喊道：“我要聲明！我要聲明！”顯然，魯迅這時已有幾分酒意。他一拍桌子：“玉堂（即林語堂），你這是什麼話！我和北新的訴訟不關張友松的事！”林語堂站起來辯解：“是你神經過敏，我沒有那個意思！”兩人越說越上火，郁達夫見勢不好，趕緊站出來，一手按下魯迅，一面拉著林語堂讓他帶著夫人廖翠鳳趕緊離開。

對於這場風波，魯迅在當天的日記中這樣寫道：“二十八日……晚霽。小峰來，並送來紙版，由達夫、矛塵作證，計算收回費用五百四十八元五角。同赴南雲樓晚餐。席上又有楊騷、語堂及夫人、衣萍、曙天，席將終，林語堂語含譏刺。直斥之，彼亦爭持，鄙相悉現。”同樣，林語堂也在1929年8月的一處日記中寫道：“八月底與魯迅對罵，頗有趣，此人已成神經病。”

一句無心話讓一對朋友失和，這看似偶然。其實偶然之中也有必然，這個必然就是思想觀念的分歧。1933年8月25日，魯迅寫了《“論語”一年——錯此又談蕭伯納》。文中直接說道，林語堂與蕭伯納的“幽默”有所不同，“林所提倡的東西，我是常常反對的”。但林語堂也有自己的思想，他主張“幽默”“性靈”，提倡“以自我為中心。以閒適為格調”。為了回應魯迅，林語堂1934年1月1日寫了《論幽默》一文。他說：“幽默本是人生之一部分，所以一國的文化，到了相當程度，必有幽默的文學出現。”“好的幽默都是屬於合情合理，其出人意外，在於言人所不敢言。”由此可見，魯迅與林語堂失和，根源在於兩人思想觀念上的巨大差異，“南雲樓風波”只不過是個導火索。

1936年10月19日，魯迅因病逝世。四天後，林語堂寫下了這樣一段情深意長的文字：“魯迅與我相得者二次，疏離者二次，其即其離，皆出自然，非吾與魯迅有輊軒於其間也，吾始終敬魯迅。魯迅顧我，我喜其相知，魯迅棄我，我亦無悔。大凡以所見相左相同，而為離合之跡，絕無私人意氣存焉。”這話或可視為林語堂對自己與魯迅關係的“蓋棺定論”。

哥讀書

在魯迅那個年代，和魯迅一個級別的，他和任何人都合不來。

或者說，除了仰慕的，再有就是誹謗和嫉妒謗又謗不得，或者不敢謗吧。

因為魯迅不止學貫古今，而且創新，最有新意的就是新文化運動，白話文啟蒙。

論林語堂和其他，還有它吧（算故去的）@另外寫詩的（查大俠他爺爺？？），無非兩類，一類是飽讀詩書，另一類就是現在流行的異類吧，何為異類？洋學生，外國的時髦，摩登。

魯迅做到了，王國維大師想都不敢想的。

魯迅說到了，查大爺們聞所未聞，聽了都不入耳，現在依然神語的，“我從未說過此話。”

林語堂是誰？

他是魯迅的好朋友，或者是偶有磨合，或者應該真實的說，謗不得，或者委婉的說，“髒人，還不如個小學生。”

魯迅和林語堂的關係，可以用孔夫子一句話進言，“魯迅不算啥，但是前無古今，後無來者。 ”@“論餃子的顏值。”

農民雜品家

林語堂曾有這樣的描述：“我請魯迅至廈門大學，遭同事擺佈追逐，至三易其廚，吾嘗見魯迅開罐頭在火酒爐上以火腿煮水度日，是吾失地主之誼，而魯迅對我絕無怨言是魯迅之知我。”可見兩友誼深厚。

1936年魯迅去世，林語堂在紐約寫下《悼魯迅》一文，給予魯迅很高的評價，在談到自己與魯迅的過去時，有這樣一段話：“魯迅與我相得者二次，疏離者二次，其即其離，非吾與魯迅有輊軒於其間也。吾始終敬魯迅；魯迅顧我，我喜其相知，魯迅棄我，我亦無悔。大凡以所見相左相同，而為離合之跡，絕無私人意氣存焉。”君子之交和而不同。🍵

喜茗

魯迅先生是受人尊敬，林語堂也是名人。可以說都是同時代的精英，他們的志向情趣不同，走的道路也是不同的。作為新時代生活的人們又有啥可以對他們作為評價，歷史是公證的，還是去查查歷史的資料，再讀讀他們的作品，誰如何可能你就有自己的答案了！

厚德載物健行天下

根源就在於

志不同則道不合。

魯迅是激進派，宣揚新思想新文化。同封建腐朽思想作鬥爭。

林語堂是個保守派，志向不一樣。

所以最終決裂。

關鍵字: 文化 林語堂 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