減負就是讓富人的孩子花錢買教育，讓窮人的孩子花時間去玩，然後等他們長大了，窮人的孩子繼續給富人的孩子打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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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1955年7月新中國頒佈的第一個“教育減負令”《關於減輕中小學生過重負擔的指示》開始算起的話，圍繞著“教育減負”，我們已經談論了整整63年。
在過去的大半個世紀裡，“減負”被國家教育部門喊了不下十次，各級教育部門出臺的“減負令”更是多達上百條；甚至在今年兩會開始前的兩個星期，教育部還頒佈了關於《十條禁令》來重申其對減輕學生負擔的一貫立場。
減負，減負，減輕的是什麼負擔？減輕的又是誰的負擔？
所謂減負，其實就是減輕中小學生過於沉重的課外負擔。
再言簡意賅一點，就是早放學，少學習。
但現實是怎樣的呢？幾十年來的減負歷程讓中國教育開始深陷於“減負困局”之中，造成的直接後果就是越減負中小學生的課業負擔就越沉重，家裡有中小學生的家庭更是在“減負焦慮”中彷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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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點半焦慮”
就個人而言，解局君是不贊成單純的“減負”的。
因為往深層次思考，我們就會發現，一味的單純減負其本質就是將本該老師和學校承擔的負擔，轉接到了孩子和家長的身上。
按照教育部的思路來看：早點放學，並同時減輕中小學生的課外作業負擔，打造“快樂教育”的教育模式。
想法是好的，但是這樣做帶來的後果是什麼呢？
全社會中小學生家長的“三點半焦慮”。
中小學生放學越來越早，有的的中小學校大多選擇了在3點半前後放學，而這個時間點對於大多數家長來說，他們還在辦公室裡埋頭苦幹，接送孩子和工作上班成為一個難以調和的矛盾點。
三點半之前，孩子在學校，出了問題責任方式學校；三點半之後，孩子離開學校，那麼這個看護孩子的責任在無形中轉移到了家長的身上，放學後誰管孩子的燙手山芋——誰接？成為了一個問題。
從這裡來看，減負，其實在無形中減少了老師和學校的負擔，增加的卻是家庭和孩子的負擔。
增加了家庭的負擔不假，但解局君為什麼會說無形中也增加了孩子的負擔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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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負的“囚徒”本質
在談論這一點時，解局君想和大家分享一個著名的心理學實驗——囚徒困境。
囚徒困境的故事講的是，兩個嫌疑犯作案後被警察抓住，分別關在不同的屋子裡接受審訊。警察知道兩人有罪，但缺乏足夠的證據。警察告訴每個人:
結果一： 如果兩人都抵賴，各判刑一年;
結果二： 如果兩人都坦白，各判八年;
結果三： 如果一人坦白另一人抵賴，坦白的放了，抵賴的判十年。
於是，每個囚徒都面臨兩種選擇:坦白或抵賴。
然而，不管同夥選擇什麼，每個囚徒的最優選擇是坦白:如果同夥抵賴、自己坦白的話放出去，抵賴的話判一年，坦白比不坦白好;如果同夥坦白、自己坦白的話判八年，比起抵賴的判十年，坦白還是比抵賴的好。結果，兩個嫌疑犯都選擇坦白，各判刑八年。如果兩人都抵賴，各判一年，顯然這個結果好。
兩名囚徒由於隔絕監禁，並不知道對方選擇;而即使他們能交談，還是未必能夠盡信對方不會反口。就個人的理性選擇而言，檢舉背叛對方所得刑期，總比沉默要來得低。試設想困境中兩名理性囚徒會如何作出選擇:
若對方沉默時，背叛會讓我獲釋，所以會選擇背叛。
若對方背叛指控我，我也要指控對方才能得到較低的刑期，所以也是會選擇背叛。
二人面對的情況一樣，所以二人的理性思考都會得出相同的結論--選擇背叛。
將這個實驗移接到中小學生減負這件事上：
那麼就會出現四種情況：
一 所有中小學生一起減負，大家集體減負得益
（出現囚徒困境的第一種結果，各判一年）
二 別人減負你主動增加負擔，你率先取得競爭優勢
（出現囚徒困境的第三種情況，你是被放出去的那個）
三 別人增加負擔你減少負擔，你就會被淘汰
（出現囚徒困境的第三種情況，你是被判十年的那個）
四 別人悄悄增加負擔，你也悄悄增加負擔，大家打個平手
（出現囚徒困境的第二種情況，各判八年）
從人性的角度上來看，沒有家長會想讓自己的孩子輸在起跑線上，因為大家都深諳如今這個時代“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真理。
所以，儘管教育部三令五申提倡給孩子減負，但家長卻會主動給自己的孩子增加負擔；所以，家長們對補習班、興趣課、特長學習等等的熱衷也就不足為奇；所以，刷爆朋友圈的《月薪三萬，卻依舊撐不起一個孩子的暑假》現象也就理所當然。
因為一旦不這麼做，那麼很有可能就是在讓富人的孩子花錢買教育，讓自己的孩子花時間去玩，然後等他們長大了，自己的孩子繼續給富人的孩子打工。在階級固化日益嚴重的今天，沒有家長願意這種情況出現在自己孩子的身上。
說到底，單純減負的背後其實是換了種形式在給孩子增加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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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了家長和孩子，肥了補習機構
教育部大力提倡減負之後，真正受益的是誰呢？就是那些號稱扼殺了無數小孩童年的課外補習機構。
其中，最為明顯的標誌就是在這幾年不斷擴大的K12教育市場和用戶人群。所謂K12教育，就是指從幼兒園到十二年紀的基礎教育。這也是教育部提倡大力減負下所覆蓋的學生群體。
據《2017年中國K12教育行業發展現狀及未來發展趨勢分析》數據顯示，在2015年，中國K12在校學生數約為1.64億，中小學生參加課外培訓的概率為33.4%，單個學生的年均培訓費用約為5020元，整個K12課外培訓市場規模約為2750億元。
數據預測在2020年，整個K12教育的在校學生數會增長至1.69億，中小學生參加課外培訓的概率會提升至42%，單個學生的年均培訓費用會增長至8126元，到時，整個K12課外培訓市場規模會達到5767億元。
也就是說，未來五年，參加課外培訓中小學生還會持續增長5000萬，有將近2/5中小學生 會參加課外培訓進行補習，每個中小學生的人均培訓金額與五年前相比會增加3000元，而整個中小學生課外培訓市場的市場規模也會隨之翻倍增長。
這個數據的背後是什麼？
多數家庭的錢袋子變癟，眾多K12教育企業的錢袋子慢慢變鼓。
拿教育企業中的龍頭企業新東方和好未來來說，根據其2017年財報數據顯示，新東方市值148.63億美元，好未來更是以148.82億美元的微弱優勢佔據教育第一股的交椅；新東方的俞敏洪憑藉其在教育領域的資深地位和馬雲、馬化騰等大佬談笑風生；好未來創始人張邦鑫更是以400億人民幣的身家笑傲2017年胡潤教育企業家榜，成為大中華區“40歲以下白手起家首富”......
一群又一群家長將自己辛苦拼搏的血汗錢投入到這些“吸金獸”的嘴裡，教育支出佔家庭總支出的比例更是穩步上升。
簡單的教育減負背後，其實隱藏著家長們叫苦不迭的無奈與心酸。
解局君不是不贊成給中小學生減負，只是反對簡單的“減負”；真正的減負不是減輕孩子們的作業負擔就夠了的，減負的本質是讓孩子們更好的成長，所以這就要求我們把孩子們的課業負擔轉換為更好的素質教育，讓孩子們在多樣化的教育環境下學習的更多，成長的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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