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兰芳的粉丝——溥仪与婉容
溥仪与梅兰芳可谓世交，梅家三代都跟清宫有关。
照清宫旧例，除由升平署承担宫廷演戏任务外，还随时要社会上的名角入宫演出，被传的伶人就叫作“内廷供奉”。梅兰芳的祖父梅巧玲即是一位内廷供奉，他在咸丰年间掌管京都的“四喜”
戏班，颇有盛名，经常被传进宫里演戏。咸丰十年(1860)夏,咸丰皇帝3旬整寿时大肆操办，曾命梅巧玲率四喜班进圆明园连演数日。其人较胖，遂有“御口亲呼胖巧玲”一句“竹枝词”广为流传,说明皇家对梅巧玲的演艺很是欣赏的。
梅兰芳的伯父梅雨田则在宫内当差，作为升平署的教习，他是一位六场通透的音乐家，与当年享有“戏剧大王”盛名的谭鑫培为搭挡，为其拉胡琴伴奏极为和谐，被称为“随手”，吹笛子更有
“绝活儿”。正象梅雨田自己所说，吃升平署这碗饭，胸中没有滚瓜烂熟的几百出戏，那是绝对应付不了的。他也是深受皇家赏识的戏曲乐器艺术家，除拿宫里的固定钱粮外，每次登台伴奏另外给银二两，以后逐渐增加到八两。
自咸丰以后清宫演戏成为风气，又经慈禧着意倡导，遂使此风由宫廷而王府，由皇帝而亲贵，先是观戏，继而演戏，光绪皇帝也能打鼓，公子王孙差不多都可登场彩唱。所以才有“国事兴亡谁管得，满城争唱叫天儿”这两句歌谣流传。溥仪与梅兰芳的关系，是清宫与梅家几代关系的继续，也反映了皇族中京剧传统发展的状况。
1922年11月30日深夜，散戏后梅兰芳在东兴楼吃晚饭时，正好看见溥仪迎娶婉容的仪仗从街上走过。嗣后,清宫从12月2日到4日为庆祝溥仪大婚演戏3天。杨小楼、谭小培、俞振庭等名角都进宫演戏，共演34出，梅兰芳并没有参加这次演出。后来溥仪的堂弟溥佳撰文回忆溥仪大婚场面，说梅曾出演《汾河湾》，并与杨小楼合演《霸王别姬》，讲得绘声绘色，实则为误传。
梅兰芳既不象伯父吃宫中钱粮，也不象祖父经常被传入宫“供奉”，终其一生进宫演戏只有一 次，即在清宫为端康太妃操办50岁整寿那一天——1923年10月2日(旧历八月二十二日)。
梅兰芳这次被邀入宫，主要是因为端康太妃和溥仪都点名要看他的戏。事先，升平署总管拿着几十出戏的戏目呈请端康亲点，她找不到梅兰芳的名字就很不高兴。后来溥仪又回忆说，他也是因为久仰梅兰芳、余叔岩和尚小云等人大名,才决定将他们几位“临时邀入清宫,特别参加演出”的。于是，宫里特派升平署教习钱金福前往梅家“谦辞婉约”。当时正是日本关东大地震之后，梅忙于赈灾义演，但因虑及祖父、伯父与清宫的关系，不便辞退，“即行允诺，并声明不领戏价”。溥仪闻之颇为欣喜，遂授意内务府大臣，“于梅兰芳到宫时，遣人欢迎领导，藉示优异”。按照溥仪的想法，自然还是以皇帝的身份传谕社会名角入宫“供奉”；从梅兰芳的角度就大不相同了，他一方面顾及祖辈的情面，另一方面只把这紫禁城的演出也作为应一次堂会而已。
那天，梅兰芳来到漱芳斋后台，见桌上红漆插屏架上有个大水牌，上写“正开台大吉”几字，下面列着戏码。这戏码反映着名伶、名戏云集一台的盛况。
据梅兰芳回忆，那天他在后台大耳房化妆，隔窗可见台上演出，马连良的《借赵云》正唱到热闹处，忽有太监来到后台传旨“迎请”，戏停下来，许多唢呐吹“一枝花”牌子，皇帝、皇后入座听戏，不一会，端康、敬懿和荣惠三位太妃也入座了。因为下一出就是梅的《游园惊梦》，可知溥仪等对梅戏确是另眼相看。
梅兰芳后来跟许姬传先生谈过他演戏时注意到的台下的情景: “这个戏台，比外面的旧式方台大得多。只见北面五间正房，有廊檐，正中悬挂着红边贴金蓝地金字竖匾‘漱芳斋’三个楷书，并排写的是满文。堂屋中间，隐约看见三个老太太同坐在一个小榻上。东边靠近窗户侧身坐着一个戴眼镜的少年，一看便知这是逊帝溥仪，当年在报刊上就登载过他的照片。唱完‘梦回莺啭……’看见从屋里缓缓走出一个十几岁很气派的丽人，梳着两把头，穿着大戏缂丝擎衣，花盆底鞋。在这个十分庄严的场面里，敢于随便走动看戏，这当然就是刚娶进宫来的皇后婉容了。她看了一会儿就进屋，坐在西一间靠窗的地方。”
梅兰芳那天主演的两出戏《游园惊梦》和《霸王别姬》都是宫里没有的戏。别的剧团进宫献 演，可以不带行头道具，因在清宫升平署一应俱全，梅却要自带服装进宫。
据当时各报报道，溥仪等对梅戏极为赞赏。《实事白话报》说: “是日，帝着灰色长袍，带大黑墨镜，颇为高兴。名伶均蒙赏赐，惟兰芳蒙赐独多，原因系清帝初观兰芳演剧。清帝大婚时传演，适兰芳在沪未归；今观兰芳献技之妙，大加赞赏。”《顺天时报》说: “兰芳《游园惊梦》、《霸王别姬》为帝初寓目，叹为名下无虚，故赏较优。”《大公报》则转述贝勒载涛（溥仪七叔） 的话评论道: “梅兰芳在宫演两剧，一为《游园惊梦》，一为《霸王别姬》。清帝、后及皇室诸人，均以此次观剧极为满意，而尤赞赏《别姬》舞剑一场。瑜太妃(同治帝妃)谓: ‘随先太后看戏数十年，从未见此好戏，以前都算是白看了’等语，其推重如此。”
梅兰芳事先就声明“不领戏价”，却得到清宫最高的报酬。据报道，一般角色给银20—30元，象茹富兰、沈富贵等优给80元，对尚小云、俞振庭、小翠花等名角给160元,梅兰芳独获赏银500元,另赐全馔一桌。《顺天时报》就此评论道: “帝赐兰芳御馔一桌，为伶人进内演戏者之创举也。”
次日，溥仪又赏给梅兰芳“尺头四端”，派人直送梅府。
第二天，梅兰芳、杨小楼和余叔岩到养心殿谢恩时，又受到溥仪的亲切接见。溥仪非常高兴，当场再赏每人一只御制鼻烟壶，都是稀世珍品。
溥仪喜欢梅兰芳主演的戏，也喜欢梅派戏，那天还专门要梅的一位门生徐碧云入宫演出。据说 徐“自受教于兰芳以来技艺与声誉俱进，京都人士顾曲周郎无不知之”，且被公认“为后起青衫之 秀，一举一动一腔一调恰如畹华宫中之一”。那天她在《殷家堡》戏中扮褚香兰一角色，溥仪一见 之下极为赞许，且发表感想说: “以后真不可限量矣! ”
梅兰芳的两出戏虽说博得清帝、皇后以及老太妃们一致叫好，却也引起几位王公大臣的忧虑。他们认为太妃过生日不该演《霸王别姬》，还通过武进寿向溥仪禀报，说这“不吉利”。溥仪没听这一套，还是拍板让演。加之梅兰芳的表演真切动人，演到虞姬自刎时在场女眷们都落泪了，这就使那几位王公大臣更感到是一种不祥之兆，进而对溥仪见梅等都表示了强烈不满。
溥仪在50年代回忆此事时写道: “不料这件事传到我身旁的那些封建礼教思想极其浓厚的老学究耳中之后，他们便对此说了不少闲话。例如说: ‘皇帝不应该亲自接见优伶’。特别是对于那些他们所认为是在‘身分’上大有问题的人，竟赐以那样破格的厚礼。尤其那些鼻烟壶又都是乾隆年制的珍品，实在是太不象话了，等等。所以在我平生第一次听完了梅先生的戏以后，所得到的并不是什么‘余音绕梁’之类的快乐回忆，而恰恰是给我留下了一种懊恼的情绪。”
一年以后，溥仪被冯玉祥将军赶出紫禁城。当初反对演《霸王别姬》的人又出来说教: “看! 不祥之兆到底应在今日了”。这时，梅兰芳刚刚结束第二次访日演出而回到北京，他在国内外的声名更高了。
溥仪爱听戏，皇后婉容也是戏迷。自从皇家迁居天津日租界张园，婉容开始琢磨怎样才能过过戏瘾。她找到娘家姨夫察存耆，此人系清末内务府大臣增崇之子，从“小朝廷”时期就在溥仪身边做事，到天津以后给溥仪当英文翻译。1927年4月，梅兰芳来天津在新明戏院主演《西施》,婉容遂授意让她姨夫买两张戏票，并以自己的名义恭请皇帝和皇后观赏。这是溥仪和婉容第二次听梅先生的戏，也是他们第一次以普通观众身分欣赏梅先生的表演。不料，清室驻津办事处总务处任事，即张园大总管胡嗣瑷就坐在楼下池座里，一眼看见包厢里兴高彩烈的“皇帝”和“皇后”，一时无名火起，只觉头昏眼花，悻悻而归。
第二天，溥仪便收到了胡嗣瑷“自劾”的奏折，大意是以皇帝、皇后而杂坐于市民中看戏，有损龙凤之尊。此所谓“臣以翠华俯临剧场，外议颇形轻侮，言之不觉垂涕”。胡认为，溥仪“有失君德”，他作为辅弼之臣“有亏职守”，应该“引责求退”以自惩，同时，他还提出要对“致吾君于不义的罪魁祸首严加申斥，以儆效尤”，就是要求惩处给溥仪和婉容买戏票的察存耆。
溥仪知道看戏乃是自己情愿的，赖不到察的身上，想来想去，只有向胡老头赔个不是，以求平息事端。遂在1927年4月27日发布了一纸给胡嗣瑷的亲笔手谕:“顷闻面奏各节，非至忠爱，孰肯出此? 朕当誓改前非，永念祖宗付托之重，以副卿等期望之殷。嗣后，事无大小，均望随时规益，毋视朕为不可与言，至自请罢斥。朕一时疏谬，卿事前并未预闻，有何咎责? 况倚任方深，岂可恝然舍去，重朕之过，著赏给貂皮一件，以旌忠直，并以志吾过，庶杜迎合尝试之渐，通谕知之。钦此。宣统十九年三月二十六日。”
溥仪拿一件皮筒子赏了胡嗣瑷，总算了结了此事，但从此溥仪和婉容再也不敢逛戏院了，甚至沾点儿“戏子”的边就觉得掉身分。
然而，正是这一年，在北京《顺天时报》举行的中国首届旦角名伶评选中，梅兰芳与程观秋、荀慧生、尚小云一同被举为京剧“四大名旦”。正处于事业巅峰时期的梅兰芳，又于1930年春率梅剧团赴美演出，其间获得波摩拿学院和南加州大学授予的名誉博士学位，直到同年秋回国。尽管如此，仍不能够在溥仪的心目中提高身分。
有一年，瑞典皇太子来中国游历，在北京时曾拜访梅兰芳,溥仪在报纸上见到他们会晤的照片,遂认定这位皇太子是不爱身份的人。不久，瑞典皇太子访问天津，并要求晋见溥仪，竟被严词拒绝了。
很明显，对待梅兰芳，溥仪的心理上存在着巨大的矛盾: 他非常崇拜梅戏艺术，却又不能不视艺术家为“下九流的戏子”、“伶人”。
1932年春天，溥仪将在长春就任伪满执政，成为日本军人的掌上玩物。伪满“建国”之初，负责筹建“新国家”并将出任伪满“国务总理兼文教部总长”的郑孝胥等，多次派人赴北平邀请梅兰芳来伪满演出，以装潢门面。溥仪当然也想再“传”梅兰芳“入宫供奉”，借以重温“别姬”旧梦。不料，前往请驾的人几次都是碰一鼻子灰。梅兰芳义正词严地说: “话不能这么说! 清朝已经被推翻，溥仪先生现在不过是个普通老百姓罢了。如果他以中国国民资格祝寿演戏，我可以考虑参加，而现在他受到日本人的操纵，要另外成立一个伪政府，同我们处于敌对地位，我怎么能去给他演戏，而让天下人耻笑我呢? ”
20世纪50年代对溥仪来说，是他接受改造的岁月。逢年过节，抚顺战犯管理所也组织犯人自编自演文娱节目，其中总有一两出京剧。这时，溥仪不能不想起梅兰芳，回味精湛的梅戏表演艺术之余，也会想起他们交往中愉快的和不愉快的往事。溥仪非常留心见报的关于梅兰芳的消息，希望能了解梅戏艺术的发展。
1959年4月,梅兰芳当选为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七个月以后溥仪获得特赦回到北京，这以后他又有了许许多多过戏瘾的机会。1960年4月,溥仪应邀列席三届二次全国政协会议，与出席会议的艺术大师梅兰芳重逢了。弹指三十多年过去，在不同的时代里，两人经历了复杂的变化，现在都非常高兴，紧紧握手，悠悠话旧，这次叙谈给梅兰芳留下深刻印象。他当天回到家里，就把与溥仪会面的情景告诉了许姬传：“今天，我见到了溥仪先生，谈起当年宫里演戏的事。他说：‘我很喜欢看杨小楼、余叔岩和您的戏，可惜我当年不能自由行动，每天看报纸上的广告，有时听听话匣子唱片。一直到我在天津住张园的时候，我才和我爱人到剧院买票听戏，我觉得自由听戏是很舒服的。我在天津听过您的《西施》、《太真外传》以及别的戏。’”
（选自《溥仪人脉地图》/王庆祥 著/团结出版社/2007年6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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