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年间的游方和尚
1768年，中国还沉浸在乾隆盛世的繁华景象里，当年是弘历这个十全皇帝执政的第33个年头，西方的工业革命刚刚开始，中国人却似乎觉得天下已无事可做了，而商业的活力、人口的增长、弘历的好运气加上与太平岁月相匹配的好大喜功，使社会面貌显得生气勃勃又相当稳定。
但是在1768年发生的一件事情却被我们自己忽略了，这件事或许能为近代中国的悲剧性命运提供一些预兆，美国哈佛大学的历史学家孔飞力注意到了这件事情：“叫魂”。
“叫魂”影响到当时中国12个大省的社会生活，人们普遍歇斯底里地感到不安，从乡下农夫的茅房到北京的紫禁城都受到波及。这是在黑色妖术掩饰下发出的非如此便不能为大家所感知的关于帝国前景的警告吗？这是某种预示性的惊颤吗？也许，构成未来世代图像的许多注脚已存在于社会运行的周围，只是神秘的预言家所发出的那些晦涩信息好像被加了重重密码，我们虽身在其间却难以破解。
乾隆帝
“叫魂”足以让1768年的中国人产生大恐慌，有着它丰富的背景。中国传统文化认为人拥有魂魄，在某种条件下，人的魂能够同拥有魂的躯体相分离，一个人若掌握了另外一个人的魂，便可以利用它的力量去控制别人或为自己谋利，而通过某种妖术则可以摄取别人的魂。妖术的方式包括剪去受害者的发辫；或将写有名字的纸条放在木桩底下，在打桩时施咒。
和尚、道士、工匠，这些游走在社会边缘、漂泊不定的特殊阶层，历来被民间认为是能施展这种不祥妖术的群体。在1768年，我们的祖先对危害健康的大多数疾病及自然现象缺乏足够了解，因而很容易对“叫魂”产生极大恐惧。但令人费解的是，对“叫魂”的恐惧在中国已存在几千年了，为什么独独在1768年几乎引发一场全国性大恐慌？这场大恐慌首先从地处江南腹地的浙江德清开始，迅速蔓延到江苏，并越出长江下游江南诸省扩散到千里之外的中游城市汉阳府。
乾隆年间的江南小城
历史文献表明，1768年的大半个中国社会都感受到了所谓“叫魂”的危险，但因为各自生活层面、阅历不同，皇帝、官僚、民众对“叫魂”的体验并不一样，受到的冲击也不一样。对民众来讲，最恐惧的是自己身体和孩子的生命受到来自“叫魂术”的伤害；对各级官僚特别是江南富庶诸省的官僚来讲，他们并不一定真的相信有“叫魂术”存在，但民间的恐惧情绪以及由此可能产生的巨大公众动乱是万万不能忽视的，因为这直接影响到官僚们的乌纱帽甚至脑袋。
事实上，民众与官僚们都把攻击的矛头对准了那些爱在大地上四处游荡的人们；和尚、道士、工匠……越是在人口稠密的富裕地区，对这些居无定处游荡者的恐惧越厉害，而无论民众的私刑还是官僚们的大堂公刑，对所谓“叫魂术”操纵者们的惩罚无一不是死刑伺候。最后，所有这些信息都经过一定途径，比如说各地官僚的例行奏折以及皇帝自己耳目的密报，报到皇宫大内。
乾隆年间的江南
而弘历担心什么呢？在所有有关“叫魂”的问题当中，他最担心的是“谋反”与“汉化”这两个老问题，满清铁骑对中国的血腥征服距弘历当政已是很遥远的事情了，这个从关外入主中原的异族王朝也不再被汉人视为非我族类，但满族征服者付出的代价是满汉之间在文化上不再存在着差异，这正是令弘历感到愤怒的。
“叫魂”不是要通过剪去发辫来控制人的魂魄吗？弘历大概从中嗅到了那阴冷血腥的谋反的气味，满清当年对汉人征服最明显的标志便是强迫削发，当初为贯彻削发令，满清在反抗最激烈的江南扬州、嘉定有过多次屠城之举。以剪去人的发辫为主要手段的“叫魂术”，偏偏是从江南最先开始的。
乾隆对满清八旗被汉化在心理上充满了矛盾，他自己一方面陶醉于汉文化的古老优雅，另一方面又认为汉文化的腐朽堕落让习惯于骑马弯弓的满族征服者丧失了勇气和斗志，大清帝国将因此走向衰败。富裕江南难道不是集腐朽及堕落之大成吗？即使迷糊温柔乡里的满清八旗的王公贝勒爷们把“谋反”、“汉化”这些可能倾覆社稷的危险都忘在九宵云外了，但弘历是绝不会忘记的，他对江南的忧虑与戒备由来已久。而在此当口，“叫魂”这妖术之风竟要越出它的江南发源地，在全国范围内爆发出来。
乾隆年间的官府排场
一旦认定“叫魂”背后隐藏的“惊天政治危险”，弘历便开始对那些迄今尚未发现妖术的省份发出严厉警告，以雷霆万钧之力督促各省督抚迅速行动起来维护社会稳定、大力清剿“叫魂术”。深入研究弘历打击“叫魂术”的过程，以及在这一过程中各省督抚衙门的行动无疑相当有意思，打击“叫魂术”，成为弘历加强满清王朝权威和推动僵死政权机制运转的一种阶段性政治性燃料。
民众受到了奸诈之徒的恐吓利用或许也真的体验到恐惧，但大家确确实实都担心“叫魂”那看不见摸不着的威胁；皇帝把“叫魂”看成是谋反者施放的烟幕弹，也是他对腐败无能、难以堪用的庞大官僚机制极度不满的出气孔；习惯于平庸、自保、享乐的官僚们，意外的发现自己夹在皇帝和民众的两头压力之间，可是没办法不能让任何一方感到满意。
尽管同样恐惧莫名其妙的“叫魂术”，弘历与他的臣民却没有找到共同的政治目标，民众怕丢命、官僚怕丢官、弘历怕丢政权。于是围绕着对“叫魂术”的打击，官僚们试图操纵上报大内的官府文书和奏折体系来影响皇帝，皇帝又十万个不甘心受到官僚体系的摆布与愚弄。其实在弘历那里，打击“叫魂术”与大兴文字狱一样，只不过是一种控制人心、帝王权谋的手段，但发生大规模公众暴乱的危险肯定像梦魇一样在弘历脑海里驱之不散。
耐人寻味的是，由于担心引起更大的麻烦，当对“叫魂术”的打击看来在操作层面上难以站住脚时，在几个高官的谏言下，弘历对“叫魂术”莫明其妙的打击，连同民众莫明其妙的恐惧以及和尚、道长、工匠们对帝国造成的莫明其妙的危险，突然间一起不明不白地退出了历史记录。
乾隆年间的社会日常
1768年的妖术恐慌不能算作中国历史上最怪异的一场政治运动，却是专制社会里，专制权力和专制文化相互利用、相互冲突的一个标准范本。在没有一个正常、合理的社会制度之前，也许没有什么东西能够被用来消除民众因为无知引发的间歇性恐惧；也没有什么能够矗立在统治者与亿万民众之间，阻止统治者操纵、利用民众的恐惧，将其转变成可怕的暴政力量或者是民众歇斯底里的疯狂。
1768年距离1840年鸦片战争还有72年、离美国独立革命还有8年、离法国大革命还有21年。乾隆盛世把中国推到了封建社会辉煌的顶端。没有人相信，也没有人预见到，再过72年，中国就要走到一段历史的终结处，中国正处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前夜。皇帝不知道、官僚精英们不知道、民众不知道，那些在江南日夜游荡、徘徊的恐惧不安之源，被视作“叫魂”的幽灵的游方和尚、道士、工匠们更不知道。
马戛尔尼使团谒见乾隆
25年之后，乾隆58年，在1793年的9月14日，作为18世纪第一个正式访问的中国的欧洲使团，苏格兰人乔治·马戛尔尼伯爵率领大英帝国使团见到正处在权力巅峰、志得意满的乾隆后，写下了这样一段话：“中华帝国只是一艘破败、疯狂的战船。如果说已在过去的150年间依旧能够航行，以一种貌似强大的外表威慑邻国，那是因为侥幸出了几位能干的船长。一旦碰到一个无能之辈掌舵，一切将分崩离析，朝不保夕。即使不会马上沉没，也是像残骸一样随流东西，最终在海岸上撞得粉碎，而且永远不可能在旧船体上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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