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年間的遊方和尚
1768年，中國還沉浸在乾隆盛世的繁華景象裡，當年是弘曆這個十全皇帝執政的第33個年頭，西方的工業革命剛剛開始，中國人卻似乎覺得天下已無事可做了，而商業的活力、人口的增長、弘曆的好運氣加上與太平歲月相匹配的好大喜功，使社會面貌顯得生氣勃勃又相當穩定。
但是在1768年發生的一件事情卻被我們自己忽略了，這件事或許能為近代中國的悲劇性命運提供一些預兆，美國哈佛大學的歷史學家孔飛力注意到了這件事情：“叫魂”。
“叫魂”影響到當時中國12個大省的社會生活，人們普遍歇斯底里地感到不安，從鄉下農夫的茅房到北京的紫禁城都受到波及。這是在黑色妖術掩飾下發出的非如此便不能為大家所感知的關於帝國前景的警告嗎？這是某種預示性的驚顫嗎？也許，構成未來世代圖像的許多註腳已存在於社會運行的周圍，只是神秘的預言家所發出的那些晦澀信息好像被加了重重密碼，我們雖身在其間卻難以破解。
乾隆帝
“叫魂”足以讓1768年的中國人產生大恐慌，有著它豐富的背景。中國傳統文化認為人擁有魂魄，在某種條件下，人的魂能夠同擁有魂的軀體相分離，一個人若掌握了另外一個人的魂，便可以利用它的力量去控制別人或為自己謀利，而通過某種妖術則可以攝取別人的魂。妖術的方式包括剪去受害者的髮辮；或將寫有名字的紙條放在木樁底下，在打樁時施咒。
和尚、道士、工匠，這些遊走在社會邊緣、漂泊不定的特殊階層，歷來被民間認為是能施展這種不祥妖術的群體。在1768年，我們的祖先對危害健康的大多數疾病及自然現象缺乏足夠了解，因而很容易對“叫魂”產生極大恐懼。但令人費解的是，對“叫魂”的恐懼在中國已存在幾千年了，為什麼獨獨在1768年幾乎引發一場全國性大恐慌？這場大恐慌首先從地處江南腹地的浙江德清開始，迅速蔓延到江蘇，並越出長江下游江南諸省擴散到千里之外的中游城市漢陽府。
乾隆年間的江南小城
歷史文獻表明，1768年的大半個中國社會都感受到了所謂“叫魂”的危險，但因為各自生活層面、閱歷不同，皇帝、官僚、民眾對“叫魂”的體驗並不一樣，受到的衝擊也不一樣。對民眾來講，最恐懼的是自己身體和孩子的生命受到來自“叫魂術”的傷害；對各級官僚特別是江南富庶諸省的官僚來講，他們並不一定真的相信有“叫魂術”存在，但民間的恐懼情緒以及由此可能產生的巨大公眾動亂是萬萬不能忽視的，因為這直接影響到官僚們的烏紗帽甚至腦袋。
事實上，民眾與官僚們都把攻擊的矛頭對準了那些愛在大地上四處遊蕩的人們；和尚、道士、工匠……越是在人口稠密的富裕地區，對這些居無定處遊蕩者的恐懼越厲害，而無論民眾的私刑還是官僚們的大堂公刑，對所謂“叫魂術”操縱者們的懲罰無一不是死刑伺候。最後，所有這些信息都經過一定途徑，比如說各地官僚的例行奏摺以及皇帝自己耳目的密報，報到皇宮大內。
乾隆年間的江南
而弘曆擔心什麼呢？在所有有關“叫魂”的問題當中，他最擔心的是“謀反”與“漢化”這兩個老問題，滿清鐵騎對中國的血腥征服距弘曆當政已是很遙遠的事情了，這個從關外入主中原的異族王朝也不再被漢人視為非我族類，但滿族征服者付出的代價是滿漢之間在文化上不再存在著差異，這正是令弘曆感到憤怒的。
“叫魂”不是要通過剪去髮辮來控制人的魂魄嗎？弘曆大概從中嗅到了那陰冷血腥的謀反的氣味，滿清當年對漢人征服最明顯的標誌便是強迫削髮，當初為貫徹削髮令，滿清在反抗最激烈的江南揚州、嘉定有過多次屠城之舉。以剪去人的髮辮為主要手段的“叫魂術”，偏偏是從江南最先開始的。
乾隆對滿清八旗被漢化在心理上充滿了矛盾，他自己一方面陶醉於漢文化的古老優雅，另一方面又認為漢文化的腐朽墮落讓習慣於騎馬彎弓的滿族征服者喪失了勇氣和鬥志，大清帝國將因此走向衰敗。富裕江南難道不是集腐朽及墮落之大成嗎？即使迷糊溫柔鄉里的滿清八旗的王公貝勒爺們把“謀反”、“漢化”這些可能傾覆社稷的危險都忘在九宵雲外了，但弘曆是絕不會忘記的，他對江南的憂慮與戒備由來已久。而在此當口，“叫魂”這妖術之風竟要越出它的江南發源地，在全國範圍內爆發出來。
乾隆年間的官府排場
一旦認定“叫魂”背後隱藏的“驚天政治危險”，弘曆便開始對那些迄今尚未發現妖術的省份發出嚴厲警告，以雷霆萬鈞之力督促各省督撫迅速行動起來維護社會穩定、大力清剿“叫魂術”。深入研究弘曆打擊“叫魂術”的過程，以及在這一過程中各省督撫衙門的行動無疑相當有意思，打擊“叫魂術”，成為弘曆加強滿清王朝權威和推動僵死政權機制運轉的一種階段性政治性燃料。
民眾受到了奸詐之徒的恐嚇利用或許也真的體驗到恐懼，但大家確確實實都擔心“叫魂”那看不見摸不著的威脅；皇帝把“叫魂”看成是謀反者施放的煙幕彈，也是他對腐敗無能、難以堪用的龐大官僚機制極度不滿的出氣孔；習慣於平庸、自保、享樂的官僚們，意外的發現自己夾在皇帝和民眾的兩頭壓力之間，可是沒辦法不能讓任何一方感到滿意。
儘管同樣恐懼莫名其妙的“叫魂術”，弘曆與他的臣民卻沒有找到共同的政治目標，民眾怕丟命、官僚怕丟官、弘曆怕丟政權。於是圍繞著對“叫魂術”的打擊，官僚們試圖操縱上報大內的官府文書和奏摺體系來影響皇帝，皇帝又十萬個不甘心受到官僚體系的擺佈與愚弄。其實在弘曆那裡，打擊“叫魂術”與大興文字獄一樣，只不過是一種控制人心、帝王權謀的手段，但發生大規模公眾暴亂的危險肯定像夢魘一樣在弘曆腦海裡驅之不散。
耐人尋味的是，由於擔心引起更大的麻煩，當對“叫魂術”的打擊看來在操作層面上難以站住腳時，在幾個高官的諫言下，弘曆對“叫魂術”莫明其妙的打擊，連同民眾莫明其妙的恐懼以及和尚、道長、工匠們對帝國造成的莫明其妙的危險，突然間一起不明不白地退出了歷史記錄。
乾隆年間的社會日常
1768年的妖術恐慌不能算作中國歷史上最怪異的一場政治運動，卻是專制社會里，專制權力和專制文化相互利用、相互衝突的一個標準範本。在沒有一個正常、合理的社會制度之前，也許沒有什麼東西能夠被用來消除民眾因為無知引發的間歇性恐懼；也沒有什麼能夠矗立在統治者與億萬民眾之間，阻止統治者操縱、利用民眾的恐懼，將其轉變成可怕的暴政力量或者是民眾歇斯底里的瘋狂。
1768年距離1840年鴉片戰爭還有72年、離美國獨立革命還有8年、離法國大革命還有21年。乾隆盛世把中國推到了封建社會輝煌的頂端。沒有人相信，也沒有人預見到，再過72年，中國就要走到一段歷史的終結處，中國正處在“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前夜。皇帝不知道、官僚精英們不知道、民眾不知道，那些在江南日夜遊蕩、徘徊的恐懼不安之源，被視作“叫魂”的幽靈的遊方和尚、道士、工匠們更不知道。
馬戛爾尼使團謁見乾隆
25年之後，乾隆58年，在1793年的9月14日，作為18世紀第一個正式訪問的中國的歐洲使團，蘇格蘭人喬治·馬戛爾尼伯爵率領大英帝國使團見到正處在權力巔峰、志得意滿的乾隆後，寫下了這樣一段話：“中華帝國只是一艘破敗、瘋狂的戰船。如果說已在過去的150年間依舊能夠航行，以一種貌似強大的外表威懾鄰國，那是因為僥倖出了幾位能幹的船長。一旦碰到一個無能之輩掌舵，一切將分崩離析，朝不保夕。即使不會馬上沉沒，也是像殘骸一樣隨流東西，最終在海岸上撞得粉碎，而且永遠不可能在舊船體上修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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