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中世以后的权力架构，是一个一虚一实的设置，天皇在京都写着和歌，闲来就和高天原的诸神单方面的聊聊天，而将军们则在幕府中指点江山，用着各种看得见看不见的线真正操控着日本的一举一动。

当然，这都是早已为人熟知的事情，但是日本的二元领袖们除了将军和天皇的头衔外，还得有另一个头衔，因为天皇无权自然不能代表日本过问外事，将军有权但是权高位低，什么镰仓殿，室町殿，东照大权现，不认识的一律当作韩梅梅，区区一介武官想要中国和朝鲜的君主给一个对话的机会，自然也是不可能的。正因为如此，将军当然需要一个更显身份的名号来获得说话的份，为此德川家的人选择了大君这个词。看到这里大家肯定会有疑问，德川家为何不选择在东亚有着悠久历史仅次于皇帝的称号——王。

京都的街道

原因有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是这个放之四海皆准的君主称呼已经被室町幕府的将军所用。渴望摆脱天皇臣子身份，取得对华勘合贸易特权的足利义满接受了明成祖朱棣的册封成为日本国王，此后的室町幕府将军也沿用了这一寓意着日本对中国称臣的称号。向来对足利义满持贬低态度的江户幕府自然不便采这个用自室町时代以后就不为日本所接受的称号。

虽说被后世的日本人普遍贬低，但接受了明朝册封的足利义满其实也是日本历史上不折不扣的政治强人，勘合贸易的特权为室町幕府带来了巨大的财货利益，如果说镰仓幕府控制了土地而死于贫穷，那么室町幕府可以说控制了金钱而死于地方势力的坐大。源源不断的贸易收益，繁荣了日本经济。

笔者从学校毕业至今划水多年，很多专业知识都可能在课堂中当场充值到了当时Jaedong、09、爹妈大战的视频里去了，但唯独两尊大神的名字如雷贯耳，给我造成了深刻或者说是惨痛的记忆，一位是科特勒，另一位就是马斯洛，正是这位马斯洛大哥说过当人的基本生存需要得到满足时，就会使精神文化需求增加，从而要求社会文化的繁荣，室町时代强大的票子也就是这样连拉带扯的把一众当代日本文化的源头推到了历史的台前，尤以足利义满时代的北山文化，以及足利义政时期兴起的东山文化最为著名。

北山文化

崛起在南北朝末期的北山文化有着明显的时代背景，公武双方在数十年的争斗以后终于看到了归于一统的可能，所以分析得名于足利义满居所北山第的北山文化也不能脱离这个时代背景。

室町幕府是一个支强干弱的政权，大部分足利将军对于日本的掌控力不说和武家政权的究极进化版德川家比，甚至和镰仓幕府的执权北条家相比都是远远不如。但正是在一个缺乏绝对统治力的政权中却出现了足利义满这么一号最接近终结日本天皇世系的人，这就好比不久前亚洲杯三比零脆败伊朗的中国男足中出了一个罗纳尔多般的超巨，画面太美，想象不来，有孙兴民这么一号人物其实笔者已经心满意足了，即使后来韩国爆冷证明有个孙兴民也不够。稍微扯得远了我们回过头来看为什么足利义满能无视家族政权的先天不足，其实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他能对症下药。

当时的日本有着三大势力分别是武士、公家、寺社。对于这三大势力，作为公武合体的首创者，幕末的德川家为了救亡图存竟然效法了他们一直所不齿的足利义满，不知道东照大权现在地下作何感想。但是尽管足利义满想要推动公武合体，但是经过与南朝的长期对抗后他发现要使其完全融合是一个长期而又艰难的课题。

面对这个困境，他的做法跟当下为了跳过各大视频app的广告而购买会员的手机一代类似，充钱买时间。除了依靠着对明称臣获得的经济特权外，室町幕府大力扶持振兴民间的“无尽钱”、“土仓”行业，类似于我们现在所说的银行借贷，幕府一方面通过将大量金钱当做公金存入赚取利息，另一方面对土仓的借贷利润进行课税，从而获得了巨大的财富。正是靠着源源不断的金钱涌入，加之足利义满对今川贞世、大内义弘等强势地方大名的削藩行动，让足利义满坐稳了武家领袖的位置。

并且足利义满一改镰仓时代幕府与朝廷的疏远，选择主动融入公家体系，从权大纳言一直做到了太政大臣，甚至在后期，通过运作其妻日野康子成为天皇准母而获得了准三宫的地位（给予皇后、皇太后、太皇太后的待遇，是对人臣极尽荣宠的一种封赏），可以说在此之前没有任何一个将军对朝廷有着如此大的影响力。

日本旧地名

对于寺社，足利义满积极的压制控制，他改组了寺社原有的五山十刹体系，重新划分了“京都五山”和“镰仓五山”来分化寺社势力，并通过山门使节加强了对庙宇的控制，而这种控制在1394年他出家后达到最大。

足利义满作为征夷大将军领袖武家，以准三宫的地位威慑公家，以鹿苑院殿道义的身份影响山门，虽然整合不了，但是足利义满还是通过不同的方式控制了日本中世的三权门。自然北山文化也会被这一特征所影响，而其造成的结果就隐藏在金阁寺的构造之中。

我们日常认为的金阁寺其实当下只是鹿苑寺中的一座存放舍利的金阁，它是一座三层建筑，一层为寝殿造的法水院，平安时代的风格象征着天皇贵族为代表的公家势力，二层为武家造的潮音洞，镰仓时代风格下的四天王寓意着威严的武家政权，三层为禅宗佛殿，而足利义满是接受中国皇帝册封的国王，又是出家的佛教僧侣，中国风的设计恰恰隐喻着足利义满超然于公武之外的姿态。

公家在金阁寺中作为下位的存在被二层的武家所压制，而公武双方又最终还是被象征着足利义满的三层佛殿所压制，正是强横的室町殿想要表达的思想。

金阁寺作为三岛由纪夫小说中美的一种意象，是金碧辉煌的，然而这种被金箔镀满的金色却仅仅覆盖了二层和三层，象征着朝廷的一层只是普通的白木造式样。同时金阁寺也是全日本1000多座寺庙里唯二的在屋顶上放置凤凰装饰物的庙宇。另一座平等院凤凰堂的建造者也是一位准三宫，他就是平安时代和藤原道长一起将外戚摄关政治推向顶点的藤原赖通。这其中隐喻着什么，自然不言而明。

平等院凤凰堂

更为突兀的是金阁寺一改日本庭院一石为美的传统，征集了各地各色的石材铺在了庭院，这种对于条条框框的挑战也正是因为足利义满权兼三门，要打破某些限制障碍所做出的暗示。

终足利义满一生，他都在思考一个问题，如何改造公武分家，朝幕对立的政治构造，将自己武家领袖和公家栋梁的身份融合到一起。为此他决定从分歧对立最小的文化渠道下手，足利义满无疑在这方面有着显而易见的天赋，无论是宗教还是连歌他都有很深的理解，制定了连歌创作格式——应安新式的摄政二条良基正是他的政治参谋。

而从中国传入的禅宗也随之带来了儒学这一新概念，五山的僧侣在阅读经书的同时也也喜好唐诗宋词，随之兴起了一股五山文学、五山儒学的风潮。其代表人物义堂周信、绝海中津也都是足利义满在西芳寺坐禅论道的座上宾。

除了自身接触公家文化以外，他也让公卿贵族接纳来自底层的庶民文化，为此他邀请后小松天皇在北山第观赏世阿弥的表演。日本的能乐最初只在民间盛行，正是因为足利义满的保护和引荐，才使得观阿弥、世阿弥这对天才父子能将民间艺术形式展现在幕府以及京都御所之中，并从此长兴不衰。

能乐

宗教、连歌、能乐都成了社交的艺术，从御所到北山第再到领国的乡村市集，公家文化和平民文化快速交融，奢靡的金阁寺、闲寂的禅学，优雅的连歌，热烈的能乐带着新确立的美学概念在足利义满权势滔天的时候以北山文化的名义上演了一场进展极为迅速的文化改革。

东山文化

同样的我们看足利义政所开创的东山文化也不能脱离其所处的时代。雷厉风行进行削藩的足利义教被暗杀后，幕府接连两位少年将军袭位，足利义政出任将军时甚至只有八岁，连续的幼主当政加剧了本就强大的地方势力自立的倾向，在激烈的斗争中最终形成了山名家和细川家的两强对峙。而在1464年，盼子无望的足利义政决定让自己出家的弟弟足利义视还俗当自己的继承人。室町时代，由于有南朝的护良亲王还俗出任将军的悲惨遭遇，普遍认为出家人还俗成为将军是一件大凶的事，足利义教还俗后出任将军最终身首异处的遭遇也坐实了这种猜测。同时足利义视还认为，兄长尚且年轻，一旦后面生子，他的处境就会异常凶险，不但将军的位置成了镜花水月，甚至还会有性命之虞。为此谨慎的足利义视一再推脱，直到足利义政做出保证即使将来有子，也会将其送入寺庙，使其放弃将军的大位，这才连哄带骗的让足利义视还了俗，并派了细川胜元来辅佐他。

墨菲定律

然而假使足利义视晚几百年出生，听说过著名的墨菲定律，就可能会拒绝这写满了黑色幽默的邀请，在庙里庆祝余生仍能和青灯古卷相依相伴。正如墨菲所描述的：如果你担心某种情况发生，那么它就很有可能发生。人家毕竟是经过历史验证的专家，自然没有啪啪啪的打脸，足利义政很快就收获了一个儿子，也就是后来的足利义尚，而这时，距离足利义视还俗仅仅只有一年。这个孩子的生母来自足利义满以来世代与将军联姻的日野家，为了改立接班人，日野富子还将与细川家不对付的山名家作为外援。

于是，开启日本战国序幕的应仁·文明之乱借着将军继承人的由头正式打响，两大阵营分别为细川家为首的东军阵营和山名家为首的西军。这场大乱斗，不仅使得公卿天皇一贫如洗，京都公家文化彻底衰落，更因为守护大名长期在京都对峙，使得在领国的家臣影响力加大，为后来下克上的风行创造了条件。历时十年，颠覆了日本旧的统治秩序的纷争终于伴随着东西阵营领袖人物相继去世，足利义政隐退，足利义尚继任将军而宣告结束，日本正式进入了下克上的战国时代。

应仁之乱 亨德之乱

应仁之乱后，足利义政被迫隐居东山，心如死灰的他开始醉心于文化，也希望通过文化这一方式对政治施加影响。他怀念足利义满权兼三门的盛况，为此他效仿足利义满的北山第开始在东山营造东山庄园，其中有座建筑就是后来与金阁寺齐名的银阁寺。不同于金阁满眼的金箔，银阁却有点文不对题的意味，整个外墙上找不到一片银箔，甩你一脸的黑漆似乎也只能为它找到就当是千足银经过化学反应后发黑了这个理由来开脱。什么这个理由太敷衍，官方解释其实更敷衍，据说是外墙的黑漆在阳光下会闪耀银色光芒，what？你这个黑则明的解释问人导演要过授权吗？

当然不管银阁的名字是从何而来，足利义政时代室町幕府的衰弱使得银阁绝不可能如同金阁一般奢侈华贵。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东山文化”相对“北山文化”最大的不同就是从华丽奢靡，张扬融合的特点走向了尚法自然，幽玄荒芜的风格。

银阁寺

如果要将东山文化具象到一个人身上，那么能阿弥可以说是当仁不让。能阿弥一人身兼画家、茶人、连歌家、艺术品鉴赏家多重身份，他的水墨画自成一派，是日本阿弥派画风的开山鼻祖，他的连歌也是当世翘楚，然而他最知名的成就还是在茶道上的贡献，镰仓末期，斗茶的习俗从南宋传入，参与者需要猜出所饮的茶是否为正宗的本茶，而能阿弥则将中国的斗茶与武家礼法以及禅宗的戒律有机结合，制定了一系列茶道的规则一直流传至今。茶道经过他和他的弟子村田的发展，也从上流阶层的消遣文化逐步转化为对庶民开放的大众文化，茶道的进行也不再强调物件的贵重，而是着重于众生平等的概念，强调以一期一会的心态，即一生只见一次的心态去认真对待。这种茶道风格，在之后经过日本战国时期茶道名家千利休的发展后形成了以“和、敬、清、寂”为核心的当代日本主流茶道思想。

茶道的风行也使得书院造这种来自中国，类似禅宗僧侣书房的建筑成为了武家客房的标准式样。无所不能的能阿弥也为这种书院造的具体装饰设置了标准化的规则，在意境上更为追求朴素典雅的和谐。

除了茶道之外，能阿弥最大的贡献就是选定大量名品成为“东山御物”，即足利义政珍藏的物件，大部分东山御物是来自中国宋、元、明三代的字画器皿。

东山御物的出现也是因为应仁之乱后，室町幕府的统治摇摇欲坠，将军的权力大幅收缩，足利义政渴望通过这些名品的收集来追忆乃至在文化上挽回幕府和自己的影响力，这也是东山文化本质上的目的。

北山文化和东山文化一个是幕府盛世时期张扬外露，奢靡华丽的表达，一个是幕府衰落时期朴素自然，幽玄寂静的展现，两者外在表达的不同是时代变化所带来的，但我们可以发现在其背后仍有紧密相连的主线将其联系在一起，无论是北山文化，还是东山文化，都在传递两个趋势，一是文化从单一向多元过渡，无论是公家文化，武家文化，禅宗文化，中国文化都在时代车轮的驱动下相互借鉴形成了日本新的文化体系；二是文化从精英向大众转变，属于公家、武家统治群体的小众文化逐渐转型成为庶民也能参与的大众文化，反过来原本只在民间流行的文化也在当权者的保护下为上流阶层所接纳，两者皆是室町文化的产物。也正是因为日本当代许多生活和文化都是室町时代的产物，为了表达对室町文化的崇敬，大正时期的学者内藤湖南曾说过这么一句话：“日本人啊都是室町时代的儿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