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中世以後的權力架構，是一個一虛一實的設置，天皇在京都寫著和歌，閒來就和高天原的諸神單方面的聊聊天，而將軍們則在幕府中指點江山，用著各種看得見看不見的線真正操控著日本的一舉一動。

當然，這都是早已為人熟知的事情，但是日本的二元領袖們除了將軍和天皇的頭銜外，還得有另一個頭銜，因為天皇無權自然不能代表日本過問外事，將軍有權但是權高位低，什麼鎌倉殿，室町殿，東照大權現，不認識的一律當作韓梅梅，區區一介武官想要中國和朝鮮的君主給一個對話的機會，自然也是不可能的。正因為如此，將軍當然需要一個更顯身份的名號來獲得說話的份，為此德川家的人選擇了大君這個詞。看到這裡大家肯定會有疑問，德川家為何不選擇在東亞有著悠久歷史僅次於皇帝的稱號——王。

京都的街道

原因有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是這個放之四海皆準的君主稱呼已經被室町幕府的將軍所用。渴望擺脫天皇臣子身份，取得對華勘合貿易特權的足利義滿接受了明成祖朱棣的冊封成為日本國王，此後的室町幕府將軍也沿用了這一寓意著日本對中國稱臣的稱號。向來對足利義滿持貶低態度的江戶幕府自然不便採這個用自室町時代以後就不為日本所接受的稱號。

雖說被後世的日本人普遍貶低，但接受了明朝冊封的足利義滿其實也是日本歷史上不折不扣的政治強人，勘合貿易的特權為室町幕府帶來了巨大的財貨利益，如果說鎌倉幕府控制了土地而死於貧窮，那麼室町幕府可以說控制了金錢而死於地方勢力的坐大。源源不斷的貿易收益，繁榮了日本經濟。

筆者從學校畢業至今划水多年，很多專業知識都可能在課堂中當場充值到了當時Jaedong、09、爹媽大戰的視頻裡去了，但唯獨兩尊大神的名字如雷貫耳，給我造成了深刻或者說是慘痛的記憶，一位是科特勒，另一位就是馬斯洛，正是這位馬斯洛大哥說過當人的基本生存需要得到滿足時，就會使精神文化需求增加，從而要求社會文化的繁榮，室町時代強大的票子也就是這樣連拉帶扯的把一眾當代日本文化的源頭推到了歷史的臺前，尤以足利義滿時代的北山文化，以及足利義政時期興起的東山文化最為著名。

北山文化

崛起在南北朝末期的北山文化有著明顯的時代背景，公武雙方在數十年的爭鬥以後終於看到了歸於一統的可能，所以分析得名於足利義滿居所北山第的北山文化也不能脫離這個時代背景。

室町幕府是一個支強幹弱的政權，大部分足利將軍對於日本的掌控力不說和武家政權的究極進化版德川家比，甚至和鎌倉幕府的執權北條家相比都是遠遠不如。但正是在一個缺乏絕對統治力的政權中卻出現了足利義滿這麼一號最接近終結日本天皇世系的人，這就好比不久前亞洲盃三比零脆敗伊朗的中國男足中出了一個羅納爾多般的超巨，畫面太美，想象不來，有孫興民這麼一號人物其實筆者已經心滿意足了，即使後來韓國爆冷證明有個孫興民也不夠。稍微扯得遠了我們回過頭來看為什麼足利義滿能無視家族政權的先天不足，其實最重要的原因在於他能對症下藥。

當時的日本有著三大勢力分別是武士、公家、寺社。對於這三大勢力，作為公武合體的首創者，幕末的德川家為了救亡圖存竟然效法了他們一直所不齒的足利義滿，不知道東照大權現在地下作何感想。但是儘管足利義滿想要推動公武合體，但是經過與南朝的長期對抗後他發現要使其完全融合是一個長期而又艱難的課題。

面對這個困境，他的做法跟當下為了跳過各大視頻app的廣告而購買會員的手機一代類似，充錢買時間。除了依靠著對明稱臣獲得的經濟特權外，室町幕府大力扶持振興民間的“無盡錢”、“土倉”行業，類似於我們現在所說的銀行借貸，幕府一方面通過將大量金錢當做公金存入賺取利息，另一方面對土倉的借貸利潤進行課稅，從而獲得了巨大的財富。正是靠著源源不斷的金錢湧入，加之足利義滿對今川貞世、大內義弘等強勢地方大名的削藩行動，讓足利義滿坐穩了武家領袖的位置。

並且足利義滿一改鎌倉時代幕府與朝廷的疏遠，選擇主動融入公家體系，從權大納言一直做到了太政大臣，甚至在後期，通過運作其妻日野康子成為天皇準母而獲得了準三宮的地位（給予皇后、皇太后、太皇太后的待遇，是對人臣極盡榮寵的一種封賞），可以說在此之前沒有任何一個將軍對朝廷有著如此大的影響力。

日本舊地名

對於寺社，足利義滿積極的壓制控制，他改組了寺社原有的五山十剎體系，重新劃分了“京都五山”和“鎌倉五山”來分化寺社勢力，並通過山門使節加強了對廟宇的控制，而這種控制在1394年他出家後達到最大。

足利義滿作為徵夷大將軍領袖武家，以準三宮的地位威懾公家，以鹿苑院殿道義的身份影響山門，雖然整合不了，但是足利義滿還是通過不同的方式控制了日本中世的三權門。自然北山文化也會被這一特徵所影響，而其造成的結果就隱藏在金閣寺的構造之中。

我們日常認為的金閣寺其實當下只是鹿苑寺中的一座存放舍利的金閣，它是一座三層建築，一層為寢殿造的法水院，平安時代的風格象徵著天皇貴族為代表的公家勢力，二層為武家造的潮音洞，鎌倉時代風格下的四天王寓意著威嚴的武家政權，三層為禪宗佛殿，而足利義滿是接受中國皇帝冊封的國王，又是出家的佛教僧侶，中國風的設計恰恰隱喻著足利義滿超然於公武之外的姿態。

公家在金閣寺中作為下位的存在被二層的武家所壓制，而公武雙方又最終還是被象徵著足利義滿的三層佛殿所壓制，正是強橫的室町殿想要表達的思想。

金閣寺作為三島由紀夫小說中美的一種意象，是金碧輝煌的，然而這種被金箔鍍滿的金色卻僅僅覆蓋了二層和三層，象徵著朝廷的一層只是普通的白木造式樣。同時金閣寺也是全日本1000多座寺廟裡唯二的在屋頂上放置鳳凰裝飾物的廟宇。另一座平等院鳳凰堂的建造者也是一位準三宮，他就是平安時代和藤原道長一起將外戚攝關政治推向頂點的藤原賴通。這其中隱喻著什麼，自然不言而明。

平等院鳳凰堂

更為突兀的是金閣寺一改日本庭院一石為美的傳統，徵集了各地各色的石材鋪在了庭院，這種對於條條框框的挑戰也正是因為足利義滿權兼三門，要打破某些限制障礙所做出的暗示。

終足利義滿一生，他都在思考一個問題，如何改造公武分家，朝幕對立的政治構造，將自己武家領袖和公家棟樑的身份融合到一起。為此他決定從分歧對立最小的文化渠道下手，足利義滿無疑在這方面有著顯而易見的天賦，無論是宗教還是連歌他都有很深的理解，制定了連歌創作格式——應安新式的攝政二條良基正是他的政治參謀。

而從中國傳入的禪宗也隨之帶來了儒學這一新概念，五山的僧侶在閱讀經書的同時也也喜好唐詩宋詞，隨之興起了一股五山文學、五山儒學的風潮。其代表人物義堂周信、絕海中津也都是足利義滿在西芳寺坐禪論道的座上賓。

除了自身接觸公家文化以外，他也讓公卿貴族接納來自底層的庶民文化，為此他邀請後小松天皇在北山第觀賞世阿彌的表演。日本的能樂最初只在民間盛行，正是因為足利義滿的保護和引薦，才使得觀阿彌、世阿彌這對天才父子能將民間藝術形式展現在幕府以及京都御所之中，並從此長興不衰。

能樂

宗教、連歌、能樂都成了社交的藝術，從御所到北山第再到領國的鄉村市集，公家文化和平民文化快速交融，奢靡的金閣寺、閒寂的禪學，優雅的連歌，熱烈的能樂帶著新確立的美學概念在足利義滿權勢滔天的時候以北山文化的名義上演了一場進展極為迅速的文化改革。

東山文化

同樣的我們看足利義政所開創的東山文化也不能脫離其所處的時代。雷厲風行進行削藩的足利義教被暗殺後，幕府接連兩位少年將軍襲位，足利義政出任將軍時甚至只有八歲，連續的幼主當政加劇了本就強大的地方勢力自立的傾向，在激烈的鬥爭中最終形成了山名家和細川家的兩強對峙。而在1464年，盼子無望的足利義政決定讓自己出家的弟弟足利義視還俗當自己的繼承人。室町時代，由於有南朝的護良親王還俗出任將軍的悲慘遭遇，普遍認為出家人還俗成為將軍是一件大凶的事，足利義教還俗後出任將軍最終身首異處的遭遇也坐實了這種猜測。同時足利義視還認為，兄長尚且年輕，一旦後面生子，他的處境就會異常兇險，不但將軍的位置成了鏡花水月，甚至還會有性命之虞。為此謹慎的足利義視一再推脫，直到足利義政做出保證即使將來有子，也會將其送入寺廟，使其放棄將軍的大位，這才連哄帶騙的讓足利義視還了俗，並派了細川勝元來輔佐他。

墨菲定律

然而假使足利義視晚幾百年出生，聽說過著名的墨菲定律，就可能會拒絕這寫滿了黑色幽默的邀請，在廟裡慶祝餘生仍能和青燈古卷相依相伴。正如墨菲所描述的：如果你擔心某種情況發生，那麼它就很有可能發生。人家畢竟是經過歷史驗證的專家，自然沒有啪啪啪的打臉，足利義政很快就收穫了一個兒子，也就是後來的足利義尚，而這時，距離足利義視還俗僅僅只有一年。這個孩子的生母來自足利義滿以來世代與將軍聯姻的日野家，為了改立接班人，日野富子還將與細川家不對付的山名家作為外援。

於是，開啟日本戰國序幕的應仁·文明之亂藉著將軍繼承人的由頭正式打響，兩大陣營分別為細川家為首的東軍陣營和山名家為首的西軍。這場大亂鬥，不僅使得公卿天皇一貧如洗，京都公家文化徹底衰落，更因為守護大名長期在京都對峙，使得在領國的家臣影響力加大，為後來下克上的風行創造了條件。歷時十年，顛覆了日本舊的統治秩序的紛爭終於伴隨著東西陣營領袖人物相繼去世，足利義政隱退，足利義尚繼任將軍而宣告結束，日本正式進入了下克上的戰國時代。

應仁之亂 亨德之亂

應仁之亂後，足利義政被迫隱居東山，心如死灰的他開始醉心於文化，也希望通過文化這一方式對政治施加影響。他懷念足利義滿權兼三門的盛況，為此他效仿足利義滿的北山第開始在東山營造東山莊園，其中有座建築就是後來與金閣寺齊名的銀閣寺。不同於金閣滿眼的金箔，銀閣卻有點文不對題的意味，整個外牆上找不到一片銀箔，甩你一臉的黑漆似乎也只能為它找到就當是千足銀經過化學反應後發黑了這個理由來開脫。什麼這個理由太敷衍，官方解釋其實更敷衍，據說是外牆的黑漆在陽光下會閃耀銀色光芒，what？你這個黑則明的解釋問人導演要過授權嗎？

當然不管銀閣的名字是從何而來，足利義政時代室町幕府的衰弱使得銀閣絕不可能如同金閣一般奢侈華貴。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出“東山文化”相對“北山文化”最大的不同就是從華麗奢靡，張揚融合的特點走向了尚法自然，幽玄荒蕪的風格。

銀閣寺

如果要將東山文化具象到一個人身上，那麼能阿彌可以說是當仁不讓。能阿彌一人身兼畫家、茶人、連歌家、藝術品鑑賞家多重身份，他的水墨畫自成一派，是日本阿彌派畫風的開山鼻祖，他的連歌也是當世翹楚，然而他最知名的成就還是在茶道上的貢獻，鎌倉末期，鬥茶的習俗從南宋傳入，參與者需要猜出所飲的茶是否為正宗的本茶，而能阿彌則將中國的鬥茶與武家禮法以及禪宗的戒律有機結合，制定了一系列茶道的規則一直流傳至今。茶道經過他和他的弟子村田的發展，也從上流階層的消遣文化逐步轉化為對庶民開放的大眾文化，茶道的進行也不再強調物件的貴重，而是著重於眾生平等的概念，強調以一期一會的心態，即一生只見一次的心態去認真對待。這種茶道風格，在之後經過日本戰國時期茶道名家千利休的發展後形成了以“和、敬、清、寂”為核心的當代日本主流茶道思想。

茶道的風行也使得書院造這種來自中國，類似禪宗僧侶書房的建築成為了武家客房的標準式樣。無所不能的能阿彌也為這種書院造的具體裝飾設置了標準化的規則，在意境上更為追求樸素典雅的和諧。

除了茶道之外，能阿彌最大的貢獻就是選定大量名品成為“東山御物”，即足利義政珍藏的物件，大部分東山御物是來自中國宋、元、明三代的字畫器皿。

東山御物的出現也是因為應仁之亂後，室町幕府的統治搖搖欲墜，將軍的權力大幅收縮，足利義政渴望通過這些名品的收集來追憶乃至在文化上挽回幕府和自己的影響力，這也是東山文化本質上的目的。

北山文化和東山文化一個是幕府盛世時期張揚外露，奢靡華麗的表達，一個是幕府衰落時期樸素自然，幽玄寂靜的展現，兩者外在表達的不同是時代變化所帶來的，但我們可以發現在其背後仍有緊密相連的主線將其聯繫在一起，無論是北山文化，還是東山文化，都在傳遞兩個趨勢，一是文化從單一向多元過渡，無論是公家文化，武家文化，禪宗文化，中國文化都在時代車輪的驅動下相互借鑑形成了日本新的文化體系；二是文化從精英向大眾轉變，屬於公家、武家統治群體的小眾文化逐漸轉型成為庶民也能參與的大眾文化，反過來原本只在民間流行的文化也在當權者的保護下為上流階層所接納，兩者皆是室町文化的產物。也正是因為日本當代許多生活和文化都是室町時代的產物，為了表達對室町文化的崇敬，大正時期的學者內藤湖南曾說過這麼一句話：“日本人啊都是室町時代的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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