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几年前，笔者在孔夫子旧书网上拍得一份旧档案，档案的主人公是章丽丝，女，生于1921年10月，江西省南昌县岗上镇安仁村人。章氏家族在江西当地很有影响，其祖父章紫昆先生是陈布雷的好友，父亲章壮修先生积极支持国民革命，北伐后曾任江西某地的土地局局长，其三叔父章益修在解放前曾任过国民党江西省代理省党部主委，后去了台湾。
章丽丝共有四个姐弟，她排行老大，二妹章丽曼，大弟章梦涛（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力学与工程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小弟章仲禹（是知名的钢铁连铸专家）。章丽丝的姑姑是章金媛，2003年39届国际南丁格尔奖获得者。
章丽曼，章丽丝的妹妹，有关她的情况根据我手头的资料大概是这样的：1924年出生；毕业于九江高等师范学校；1932年父亲去世；1939年为避日寇随母亲到江西吉安，在吉水县政府做办事员，抗日战争后期与国民党军官王建文结婚，后到重庆银行（或慈惠医院）工作；抗日战争后回到上海，按照档案中所说还是在上海的银行（或上海的慈惠医院）工作，期间丈夫被派往台湾，丈夫携儿子王晓波（现台湾知名教授）和两个女儿一同前往台湾，为照顾年幼的孩子，母亲陈佩兰女士一同前往，她仍留在上海；上海解放后，进入华东新闻学院学习，毕业后可能被分到新华社工作，在台湾工作委员会工作，1950年经香港赴台，1953年农历元宵节被国民党宪兵抓走，1953年8月18日被国民党宪兵司令部以叛乱罪处死，年仅二十九岁。
章丽曼一家（图片来自龙应台《大江大河》一书）
从以上的情况来看，章丽曼极有可能是当时派往台湾潜伏的地下党员，但在她的儿子王晓波的文章中，似乎她并不是这样的一个身份。王晓波先生在《迟到了四十八年的讣告》中写到：
“根据当年的判决书才知道，上海失守后，母亲仍留在上海邮政储汇尚任会计，后遭辞退，因‘喜爱文艺，思想左倾’，考取上海华东新闻学院，卒业后，被认为‘小资产阶级，思想模棱’，‘思家心切’，想到台湾。中共人员知道父亲任职宪兵，遂要求母亲到台后，说服父亲，一旦共军攻台，要父亲不要抵抗。母亲先以父亲思想固执而婉拒，再三说服而同意尝试，中共人员才开具路条让母亲到香港，劝说父亲后情况如何，约定函告香港中共人员，时母亲两个最亲爱的弟弟仍滞留大陆。母亲来台后，将中共人员之意转告父亲，果然遭父亲训斥，母亲即依约函告香港中共人员，就不再联络。”
按照王晓波先生的意思母亲章丽曼女士是因思家心切被大陆当局利用，而到了台湾也就是劝说父亲不要抵抗，其他的也没有做什么。虽然如此，但在台湾从1949年到1987年的长达38年的“白色恐怖”时期，特别是在五十年代的初期，为了防止中共在台湾扩散，采取了非常的手段来进行镇压，据说当时是“宁可错杀一百，不可放过一个”，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之下，有过中共任务的章丽曼女士被国民党杀害了是当时时局所决定的。当时被杀害的人不少，据统计，仅在五十年代初期这五年，国民党政府在台湾至少杀害了四五千人，中共在台湾的组织完全被破坏了。与此同时，大陆方面也开始的轰轰烈烈的镇反运动，海峡两岸为了政权的稳定都进行了相同的行动，整个中国都处在血雨腥风之中，很多人成了牺牲品。
章丽曼女士是众多牺牲品中的一个，关于她是否真是地下党的问题，在王晓波先生的两篇文章中都没有确定的说，只是强调他的母亲是无奈之下为当局做事。她牺牲后，大陆政权在她迁葬南昌之前似乎也没有任何追认烈士之说（就目前我所能查到的资料而言），只是在她的姑姑章金媛获得南丁格尔奖后介绍她的事迹时提到章丽曼是烈士。在看章丽丝的一份申述材料时有这么一段话值得注意（时间是1967年4月10日）：
“我的社会关系：我的妹妹章丽曼逃难时在重庆银行工作，日本鬼子投降后她在上海信*汇银行工作，解放后仍在上海工作，她在上海写信告诉过我说她到华东新闻学院学习，后在新华社做记者，派至台湾工作委员会工作，她是1950年下半年去台湾的，她走后也没有写信告诉我。以后还是由弟弟来信告诉我的。我和她们将近二十年从来没有通过信，只有亲戚关系，毫无政治关系，思想上早就和她们划清了界限。以上事实在解放初期都交代过。”
通过这段话，可以看出在上海解放后章丽曼女士进入了华东新闻学院学习，而华东新闻学院是上海解放后成立的，前身是华东解放军新闻干部学校，是为党培养新闻力量的一所学校，这所学校后被并入复旦大学新闻系，能进入到这样一所学校学习，最起码思想是进步的。经过培训后，章丽曼到新华社做记者，而解放初期的新华社不完全是所纯粹的新闻机构，这一点大家都清楚，至于“台湾工作委员会”这个机构是中共在台湾的最高领导机构，书记正是以后出卖了同志使得中共在台湾组织全部瓦解的蔡孝干。章丽丝的话是事隔近二十年后说的，当时她不知道妹妹已经牺牲，也不清楚妹妹的身份，是否可信还是大家来判断。而李敖的《恰似我的温柔》书中有一篇文章《迟来的母亲、迟来的光荣、迟来的爱》是讲章丽曼的，书中讲到：
“二十多年来，我只知道王晓波的母亲是共产党的烈士，其他一概不知，因为王晓波没有多所透露。这些年，我在许多大学演讲（包括王晓波执教的世界新专），几乎每次都提到这位女士，用来证明共产党员的真实信仰者的可敬可叹，相对的，这位女士以外的台湾左派，却是“假共产党”、是“左倾幼稚病”患者、也是懦夫。他们比起这位勇敢的女士来，可差的太远！
王晓波先生的《我的母亲叫章丽曼——一个“谍匪”儿子的自白》一文中提到了章丽曼在狱中的情况：
“妈被捕后，曾自杀二次，一次是吞金项链，一次是吞下一盒大头针，但都没有成功。我们已无法知道，妈是处在何种境遇，而必须以自杀来保卫自己。临刑前，要她喝高梁酒，她拒绝了；她说，她是一个清清楚楚的人，死作一个个清清楚楚的鬼。要她下跪受刑，她也拒绝了；她说，她对得起国家，对得起民族，上对得起天，下对得起地，她是无罪的。最后，她是坐着受刑的，临刑前还是一直高呼口号，口号声是被枪声打断的。”
1991年，经王晓波先生等人的努力下，台湾当局终止了《惩治叛乱条例》，白色恐怖过去了；2001年5月，有关机构宣布当年对章丽曼女士的死刑判决是“不当审判”，王晓波先生对母亲有了一个最好的交代，可以慰祭母亲在天的灵魂。
2001年8月18日，在章丽曼四十八年前殉难的地方：青年公园水源路堤防外马场町“白色恐怖纪念公园”，举行了“章丽曼女士追思纪念会”，郝柏村、宋楚瑜、马英九等人参加了追思纪念会。章丽曼女士牺牲后，丈夫王建文因“知匪不报”的罪名被判七年徒刑，丧失了他在国民党方面多年来所得到的信任和前途，儿子和两个女儿受到“匪谍”子女的影响，抬不起头，几乎过着流浪的生活，幸运的是外婆一直在孩子的身边，给孩子们以心灵的庇护。
按理说章曼丽女士既然国民党是以“共匪”的原因被杀害，那么她在大陆的亲属就应该得到照顾，可是在特殊年代，不知道是为了保密还是其他原因，他的在大陆的亲友都受到了牵连。在她的姐姐章丽丝的档案中就有“逃亡人员登记表”和“蒋方人员家属（亲友）调查登记表”两张表格，我相信在她的两个弟弟章梦涛和章仲禹的档案中也同样会有类似的表格。姐姐章丽丝被打成历史反革命，有自身的因素，但可以说也受到了她的牵连，档案中许多地方章丽丝都要声明自妹妹到台湾后就和妹妹就再没有联系，甚至也不知道她已经牺牲。大弟弟章梦涛，在华北大学本来学的是航空专业，但因自己在国民党军队中任过职和有台湾的亲戚而提前毕业，离开了自己十分喜爱的专业，也因为同样的原因在1957年被打成了右派，继而又被打成了反革命分子，开始了长达18年的牢狱和被管制的生活。
档案的主人公章丽丝和他的兄弟姐妹们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的经历可谓是坎坷，都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无论是在大陆还是在台湾，尽管如此，他们还是为社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章丽曼的儿子王晓波在给他的舅舅写信时说道：“我们家族的悲剧，也是中国悲剧的一部分，我们不怨天也不尤人，我们只恨中国为什么不强大，自己为什么不争气。我们只应抹干眼泪为中国的明天而奋斗，希望我们的悲剧不要在我们的子孙身上再重演。”
章丽曼牺牲五十多年后，儿子王晓波把母亲的骨灰带回了大陆，与父亲一同葬在南昌的烈士陵园，根据墓志铭的内容，大陆方面追认章丽曼为烈士，她可以安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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