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收藏世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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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石祿生
引言
又是一年清明時，皓月當空，心思如水。此情此境，緬懷祖先是人們內心深處情真意切的心靈主題。今時風月萬古傳，祭拜祖先的意義，不僅在於懷念逝去的親情，更在於從中追尋精神的指引。
大千世界，萬物皆有緣。回首往事，多年來，筆者兄弟數人致力於收藏事業，如今略有小成，算是與收藏結下了不解之緣。而這一切，莫不源於本人祖上世代傳承下來的收藏情懷。這也是先祖給予我們兄弟最寶貴的精神遺產。
武平中堡石氏公祠
筆者所在的家族，即今福建省武平縣中堡鎮中堡村石氏，自十九世祖石映輝公（字修堂）、二十世祖石邦殿公、二十一世祖石振釐公、二十二世祖石柏先公以來，世代衷情於古代器物的收藏與鑑賞。
歷經數百年的時代變遷和社會變故，我祖上幾代人累藏下來的器物，大部分雖已遺失或遭毀損，但仍有少量得以有幸存留於世，其中包括青銅器、瓷雜、古傢俱、古字畫等。
受世代收藏家風的影響，自上個世紀80年代起，筆者兄弟數人開始涉足收藏領域。
從初始的淺嘗輒止、摸著石頭過河，到後來的大舉投入、深度鑑賞，我們的收藏實踐很快就從家傳“情懷”層面轉入到了“專注”收藏階段。
時下有一句話叫“始於顏值，忠於人品”，用來形容為人之道。同樣的句式套用在筆者的收藏事業中來，則可謂“始於情懷，忠於情懷，歸於專注。”
回首收藏生涯，筆者深感有必要回過頭去，重溫一番我家族祖上幾代人的收藏足跡。
值此普天祭祖之際，筆者捉筆寫下這篇小文，以緬懷前人先祖，追憶他們的藏家情懷及其淵源。
緣起
清乾隆五十四年（1789），這一屆的科舉會試，產生了兩位響噹噹的進士人物，一個是阮元，江蘇揚州府人，是年二十五歲；另一個是
伊秉綬，福建汀州府寧化縣人，是年三十五歲。此二人皆進士及第，他們後來均以金石學、書法、書畫、經史等方面的造詣和成就，載譽歷史。
阮元畫像
伊秉綬畫像
值得注意的是，這一年的會試主考官當中，其中有一人是禮部右侍郎鐵保，他是“清四大書家”之一。
鐵保畫像
阮元和伊秉綬在會試當中展現出來的文史和書法才華，引起了鐵保的注意和賞識，這為他們日後的交集埋下了伏筆。
其時，筆者的十九世祖石映輝公，在山東境內任武官，其官階為武略騎尉。
石映輝公作為一介中級武官，原本跟阮元、伊秉綬這樣的文人進士八竿子也打不著；但誰也想不到，數年之後，相同的金石雅趣和收藏愛好，將石映輝公、阮元、伊秉綬等人拉到了一起。當然了，此為後話。
話說阮元考取進士功名以後，入翰林院任庶吉士，這是一個短期職位，主要的職能大概是學習和了解為人臣子的職責和規範之類的常識，並從中獲得一些初始經驗。
負責教習庶吉士的人稱之為教習官。當時擔任庶吉士大教習的人，其中有一個就是大名鼎鼎的大學士和珅。由於這一層關係，作為新人的阮元，跟和珅接觸頗深。
眾所周知，除了皇室藏家，和珅在大清史上算是無出其右的收藏大家。
和珅畫像
據推測，他對古代青銅器、書畫、文玩等藏品的酷愛與鑑賞功力，在相當程度上感染或影響了阮元，這使得阮元將來在繁重的仕途工作中也不忘潛心鑽研“金石學”。
1793年至1795年，受乾隆皇帝遣調，阮元在山東任提督學政，也就是主管山東全境的教育與科舉事務。
期間阮元廣交山東及寓魯的收藏家和金石學家，遍訪山東金石文物等，這又進一步激發了他對文物歷史的濃厚興趣。
1794年，曾經擔任阮元科舉主考官的禮部侍郎鐵保，被任命為這一屆科舉鄉試的山東考官，他抵達濟南後，身為提督學政的阮元自然要全程相伴。
清代鐵保書法
出身於滿人武官世家的鐵保，對武略之事全然不感興趣，卻對源於漢文化的收藏文化、金石學、傳統書畫等情有獨鍾，且造詣深厚，這讓阮元大為觸動。
也就是在這一年，阮元開始編修《山左金石志》，並與山東巡撫畢沅共商考古事宜。總之在阮元的帶動下，山東官場乃至民間社會都掀起了考古、收藏等風氣，以及“金石”文化風。
山左金石志
彼時，我的十九世祖映輝公，在山東任武略騎尉已多年。在此要說明的是，清代的“武略騎尉”官階稱號，是在乾隆五十一年（1786）制定的。
可見，石映輝公或許是清代最早一批“武略騎尉”當中的武官之一。值得注意的是，武略騎尉後來成為世襲制的官職，即有著相當的穩定性和長期性。
由此推之，石映輝公在山東的任職時間，遠超阮元。
或許是受阮元在山東境內掀起的收藏文化風的影響，又或許是石映輝公本來就有此雅趣，反正他後來也加入到了古文物的發掘、收藏和鑑賞行列中去。
石映輝公（字修堂）藏品圖，帶簽名的器物
其時，石映輝公年近退休，按照大清軍律，逐漸卸下了繁雜的軍務，這使他有了更多的精力去培育收藏雅趣。
那時候，歷史藏品幾乎並不具備貨幣化流通的功能，收藏家收集古物的多寡，通常取決於收藏家本人付出的心力和精力，財力倒在其次。
因此，石映輝公在山東任職期間，憑著一股子收藏雅趣，收藏了不少歷史文化價值甚高的器物。
值得一提的是，在清乾隆末期，作為深愛收藏文化、醉心於“金石”文化的同道中人，貴為“學臺”的阮元，和身為“武略騎尉”的石映輝公，有著較為密切的交往。
阮元時年三十出頭，而石映輝公則遠年長於阮元，但年齡的懸殊並不妨礙阮、石二人互為忘年交。
本著收藏之道或金石雅趣，阮元和石映輝公互有拜訪，不論朝政，亦不談風月，二人共賞收藏之趣，同鑑古物之謎，交流之餘，互換藏品物件亦有之，互贈詩文更是家常便飯。
石映輝公（字修堂）藏品圖
石映輝公和阮元的收藏雅趣之交，在本人所在的石氏家族內部，被引為千古佳話，代代稱頌。
石映輝公已經進入武官生涯的尾聲，不久後他即告老還鄉或告病還鄉（族譜中沒有記載），他攜帶畢生累藏的藏品物件，歸隱了家鄉即今福建省武平縣中堡鎮中堡村。
臨行告別之時，作為文人贈禮，阮元提筆寫下了寬幅書法作品《朱文公家訓》，贈予石映輝公。應石映輝公的請求，該書法作品以屏風格式寫成，除了遵照原文抄錄清初理學名家朱伯廬的《治家格言》（又名《朱文公家訓》），還在正文兩邊寫下了一幅楹聯名句：
“尊前俱是蓬萊守，筆下還為魯直書。”
阮元書寫的《朱子治家格言》屏風
對於這幅阮元書法贈物，石映輝公視之如珍寶，他歸隱家鄉後，即著手打造了這款高長的屏風（如圖），將阮元書法《朱文公家訓》刻制於其上，以作為石家的家訓家規鎮宅之寶。尤其難得的是，這款屏風迄今仍保存完好。
緣轉
跟阮元同一年考中進士的伊秉綬，雖年長阮元十歲，但二人卻以大抵相當的文史才華和書畫雅趣，互有惺惺相惜之情。
但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他們的相互仰慕只停留在神交的層面，但聞其名，不觸其人。直到後來他們在揚州相遇了。
揚州
當阮元在山東以“金石之學”聞名於大江南北，並與石映輝公互有往來共探收藏雅趣之時，伊秉綬尚在京城刑部任職。
阮元在文物考古、收藏、金石學等領域的奇聞異事，伊秉綬時有耳聞；但對於石映輝公其人，同為福建汀州人士的伊秉綬，彼時是全然陌生的。
嘉慶四年（1799），伊秉綬終於離開京城，轉任地方，他的新職務是廣東惠州知府。
這時候阮元已經從山東學政調任浙江學政，不久又升職為浙江巡撫。從中我們可以發現，比伊秉綬年輕十歲的阮元，他的仕途發展好於伊秉綬，官階級別也更高。
阮公祠
嘉慶十年（1805），對阮元和伊秉綬來說，都發生了較為重大的工作或生活變故：
這一年，阮元的父親去世了，而且是在阮元位於杭州的巡撫官邸內病死的，此前其父一直跟隨他在任職所在地居住。
阮父雖然是在杭州死的，但按照逝者要落葉歸根，以及為人子應解職“丁憂”（即守孝節）的倫理慣例，阮元回到了家鄉揚州，並要在家居住滿三年，才能重新恢復官職。
而伊秉綬此前因在惠州知府任上得罪了頂頭上司而被罷職，正值“待業”之際，這一年因揚州發大水、鬧水災，已經轉任為兩江總督的鐵保，出於對伊秉綬的賞識和提攜之心，力薦他做了揚州知府。
古代衙門
由此可見，鐵保是阮元和伊秉綬共同的“恩師”或知己，他對阮、伊二進士的人生影響是很大的。此為題外話。
重要的是，伊秉綬和阮元終於在揚州相遇了。此一時彼一時，之前阮元貴為巡撫級別的朝廷大員，如今因“丁憂”而賦閒在家，而伊秉綬卻成了他的父母官。
有關伊秉綬在揚州知府任上治理有方，從而深受揚州百姓愛戴的事蹟，可參閱《才高八斗，卿本張狂，他最終悟道“省躬慎言”才是人生真智慧》一文，在此不贅述。
本文著重談談伊秉綬和阮元為弘揚收藏文化、金石文化而相識相交的往事。
清嘉慶十九（1814）年 伊秉綬 題匾
伊秉綬和阮元同一年進士出身，惺惺相惜多年，之前始終沒有機會做正面交流。如今同在揚州，相互拜訪，進一步深交是順理成章之事。
因為他們有著共同的科舉背景，相同的“恩師”即鐵保，更有著志同道合的經史、書畫、金石、青銅等收藏文化意趣。多少個江風習習的夜晚，在遼闊的揚子江畔，伊秉綬和阮元促膝長談，共鑑收藏文化之風雅：
嘉慶十年（1805），阮元在揚州建隋文選樓，兩江總督鐵保題寫“隋文選樓”石額，今存揚州高旻寺中；伊秉綬則題寫了漆聯“七錄舊家宗塾，六朝古巷選樓”。
隋文選樓
嘉慶十一年（1806），伊秉綬為了促進揚州地方文化的發展，以官府的名義特聘阮元等人議編了《揚州圖經》、《揚州文粹》等。
同年六月，揚州知府伊秉綬囑託阮元重刻“石鼓十石”於揚州府學。十月，阮元所撰《十三經校勘記》刻成。
同年，阮元經與翁方綱、伊秉綬、江藩等“金石”名家共同辯識，考古論證了西漢厲王劉胥造宮殿用石，伊秉綬將之運於揚州府學。
嘉慶十二年（1807），阮元經考古論證，在揚州雷塘一帶，發現了隋煬帝陵，並親自立了碑石，又請揚州知府伊秉綬題寫了石碑文字。
清 伊秉綬 隋煬帝陵題碑
伊秉綬和阮元在揚州共相處了兩年多，不僅結下了深厚的友誼，而且為弘揚揚州本地的傳統文化做出了諸多的貢獻，被引為歷史佳話。
嘉慶十二年（1807），伊秉綬因其父病故，從剛剛調任不久的江蘇河庫道任上解職，回家鄉福建寧化“丁憂”。伊秉綬和阮元就此作別。兩人的相知相交，戛然而止。
伊秉綬和阮元在揚州的文化“合作”之簡短，固然令人唏噓，但他們的分離，也引出了另一段藏家友誼或“金石”友緣：
筆者的十九世祖石映輝公，早在嘉慶七年（1802）即已在家鄉去世，但他對收藏文化的痴迷，及其累藏古物件之成就，給早前在山東與之交往的阮元留下了深刻印象。而且由於古代通信不便，阮元並不知石映輝公已經去世。
所以，當伊秉綬與阮元辭行之時，阮元鄭重其事地向伊秉綬介紹了其好友石映輝公，並告知了石氏家鄉所在的地址，再三託請伊秉綬回到福建後，務必去拜訪跟伊氏同為福建汀州府籍人士的石映輝公。
緣續
眾所周知，伊秉綬自從揚州辭任回到家鄉福建寧化“丁憂”以來，再也沒有回到清廷官場中去。他先是一心在家為先父守孝，後則因潛心於金石學、書畫等學術或文化意趣，加之居家陪伴母親之需或厭倦官場之故，他乾脆拒絕再出遠門任職，儘管來自朝廷的邀約不斷，伊秉綬也無動於衷。他的仕途生涯就此終結。
對伊秉綬來說，固然遠門是不出了，但近地短遊則多多益善。居家期間他當然少不得去寧化周邊行走，並藉機發掘各地的文物歷史和“金石”文化。
除了這些地方之外，伊秉綬念念不忘的還有一個地方，即跟寧化同在汀州府轄區的今福建省武平縣中堡鎮中堡村，因為這是阮元向他引薦的收藏家石映輝公的家鄉。
伊秉綬的家鄉寧化縣，距離石映輝公的家鄉即今武平縣，不過百來華里，舊時兩地一併歸於汀州府轄制。
武平風景——獅子山（霍彥攝）
因此，伊秉綬走訪石映輝公的家鄉，並不是難事。終於有一天，伊秉綬收拾好心情，踏上了尋訪石映輝公的路途。
作為前四品朝廷命官或暫停履行公職的四品大員，伊秉綬的出行得到了汀州府轄制區官府的通力協助，他很容易就找到了武平中堡村。
令伊秉綬感到意外和難過的是，來到武平縣中堡村後，他獲知了石映輝公去世多時的消息。遺憾之餘，令伊秉綬倍感欣慰的是，石映輝公的兒子亦即筆者的二十世祖石邦殿公，對他的來訪抱以熱忱歡迎。
石邦殿公繼承了其父的收藏雅趣，不僅將石映輝公收藏的古物件保存得十分完好，並在不斷地擴大收藏。
石邦殿公藏品
作為武平中堡石映輝公的直系子孫，筆者想要說明的是，石邦殿公後來的官階級別跟他的父親石映輝公一樣，亦是“武略騎尉”；其子即二十一世祖石振釐公，再為“武略騎尉”。三代連續官拜“武略騎尉”，源於清廷的武官世襲制。
其時，同為“武略騎尉”的石邦殿公，暫停一切公務，居家為逝去的石映輝公“丁憂”，從而盡一個兒子的本分。無形之間，他跟同在“丁憂”期的伊秉綬有了某種共同語言。
同時期的阮元和伊秉綬在金石學、書法、書畫等領域聲名遠揚，被視作文化大家人物。由於石映輝公跟阮元的直接關係，以及他跟伊秉綬的間接關係，在某種意義上亦使得偏居小山村的石家也有了顯赫的聲名。
凡此種種，都讓石邦殿公備受感動，他不禁傾其所有，盛情款待伊秉綬，並以客家人的好客之道，“強留”伊秉綬小住了幾日。
在此期間，石邦殿公跟伊秉綬結下了深厚的交情，因伊秉綬年長其二十多歲，這段源於收藏文化交流的關係也稱得上是忘年之交了。
難能可貴的是，石邦殿公的兒子，亦即筆者的二十一世祖石振釐公，當時只有十來歲，但他對收藏背後的文史領域有著驚人的洞察力和濃厚的興趣。
石振釐公藏品
對於伊秉綬和其父石邦殿公的交流過程，石振釐公可謂亦步亦趨，並不時大膽插話，試圖闡述自己對於收藏文化和金石之學的文史見解。
伊秉綬的到訪，可以說，深刻影響了石振釐公的內心世界，某種程度上也促使他將來矢志將祖父石映輝公、父親石邦殿公形成的收藏家風傳承下去。
值得一提的是，本人的二十二世祖石柏先公，後來果然又從他的父親石振釐公身上繼承了衣缽，致力於收藏。當然這是後話，不贅述。
伊秉綬行書四條屏
話說伊秉綬辭行回寧化前，又依石邦殿公的懇請，為石家留下了幾幅伊氏的墨寶。
實際上，在筆者祖傳留存的伊秉綬書畫作品中，不僅有書法物件，還有繪畫品。其中的有關畫作，是伊秉綬後來居家創作的作品。後來在石邦殿公回訪鄉居寧化的伊秉綬時，伊秉綬將這些畫作贈送予他。
伊秉綬 隸書聯
嘉慶十六年秋（1811），伊秉綬獨自回訪他曾任職的廣東惠州，受到惠州百姓的爭相接待，這使他心情大好，萌生他年再訪廣東的志趣。
嘉慶十八年（1813），伊秉綬再次回訪廣東。這一次，他到訪的地方不止惠州，還包括廣州、中山、肇慶等地；而且他還就近帶上了一個同行的夥伴，即筆者的二十世祖石邦殿公。
石邦殿公全程陪同伊秉綬完成了他人生當中的最後一次到訪廣東，沿途百姓對於伊秉綬這位前廣東官員的膜拜，令石邦殿公這個局外人看來也大為感動，他內心深感慶幸和榮幸能夠跟伊秉綬這樣的文人雅士相識相交。
也就是這次遊歷，伊秉綬在廣東境內多處留下了流芳百世的墨寶佳作。其中最為知名的，當屬伊秉綬在廣州白雲山雲泉山館題寫的隸書墨寶《雲泉山館記》。
伊氏《雲泉山館記》全文如下：“白雲濂泉之間，有宋蘇文忠公之遊跡焉。大清嘉慶十七年，香山黃培芳、番禺張維屏、黃喬松、林伯桐、陽春譚敬昭、番禺段佩蘭、南海孔繼光修復故跡、道士江本源、黃明薰、董其役、拓勝境二十、靡金錢若干，次年，閩人伊秉綬適來觀成，乃為之記，而系以銘。銘曰：盤谷樂獨，山吾臺懷開。孰若雲泉，南國興焉。七子詩壇，傳百千年。”
伊秉綬作《雲泉山館記》
《雲泉山館記》是一篇放在中國曆代書法作品視野下，也屬上乘的書法佳作；更是伊秉綬本人一生當中最為重要的書法作品之一。它後來被拓刻於廣東肇慶七星巖碑石之上，成為名流千古的地方人文景觀之一。目前，在廣東中山圖書館，還存有拓本碑石。
廣東肇慶七星巖
筆者的二十世祖石邦殿公，因陪同伊秉綬出訪廣東，所以也有幸見證了《雲泉山館記》這樣一幅書法大家之作的誕生。這在我石氏家族內部也被引為千古佳話。
鑑於上述家族歷史淵源，本人多年來一直在收藏界尋訪伊秉綬《雲泉山館記》手書稿本，最終獲知其下落並收藏。
尾聲
嘉慶二十年（1815），伊秉綬經朝廷及京城友人的再三邀請，最終還是從寧化動身，前往北京。途經南昌時，伊秉綬特意去拜會了他的老朋友阮元，其時阮元任職江西巡撫。這一次，是他們畢生最後一次會面。
阮元家廟
事後阮元賦詩《伊墨卿太守由閩赴都過南昌賦別》紀念此次會面：“洪都三日住，淮海十年情。”洪都者，南昌也。淮海十年情，則專指十年前伊秉綬和阮元在揚州的那一段友情歲月。
此情此景，令人為之動容。他們在會面中，亦提及了他們共同的朋友石映輝公（字修堂）、石邦殿公父子。
伊秉綬再次告別阮元后，又途徑揚州作了三月之久的停留。故地重遊，太多的往事，太濃的懷舊心緒，牽絆住了伊秉綬的腳步。
伊秉綬最終在揚州得了秋寒，逝於他心念不止的如斯之地。他的死，震驚了揚州百姓，也成就了他在揚州的流芳百世。
伊秉綬的書法“湖上草堂”
結語
有關筆者的世祖石映輝公（字修堂）、石邦殿公，分別跟阮元、伊秉綬的交情往事，本人自年輕時代起即有耳聞。
出於對收藏文化的喜愛，以及對阮元、伊秉綬等歷史大家的崇敬，同時亦為了紀念直系世祖石映輝公、石邦殿公、石振釐公、石柏先公等，筆者一直以來都想好好寫一寫石家的這段收藏世緣。今日終於如願以償，頗感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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