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達夫抗戰言行錄8
蔣增幅 鬱峻峰
第三章 投身抗戰洪流
第一節 千里勞軍 攘夷大義著春秋
曾經有人認為，郁達夫之所以在奮力撰寫抗日的戰鬥檄文，致力於福州救亡工作，並且已經做出一定成就的時候，能毅然離開東南抗日重地，是由於鬱來福州後與曾留日的社會聞名人士和日本人往來過於密切，被疑為親日分子！（黃毓泌《郁達夫在閩從政片斷》雲：陳儀亦繫留日學生，且其妾又系日人，軍統對陳亦甚仇視。陳為保護鬱計，勸鬱離開為是。）但這種說法是站不住腳的。
其實，鬱離閩的真正原因，除了前述進步力量受到軍統特務等反動勢力的迫害外，可能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由於鬱母的不幸殉難。1937年冬，他在家鄉的七十餘歲的老母親，因不願意做亡國奴，被迫絕食，在一個大雪紛飛的寒天，竟生生地餓死在“松筠別墅”後的石縫裡！本來，她是有機會生存下去的，與她一起逃離“松筠別墅”的金家阿婆，就是在絕食後的第三天逃下山的，但鬱老夫人說什麼也不願意離開她自己的家（當時“松筠別墅”裡駐紮著日本兵）——她的遺體，還是逃難到鄉下的郁達夫的二哥鬱浩（字養吾）僱請了當地的農民，在冬日的黑夜裡偷偷運下山的。消息傳到福建，正當救亡協會被迫停止活動之後，國仇家恨，雙錘齊下，他在痛哭之餘，疾書一聯遙祭：“無母可依，此仇必報。”就在郁達夫接到老母殉國的噩耗後不久，也即是在1938年3月9日，他應郭沫若之邀，離開福州，前往武漢。他擦掉了悲哀的眼淚，懷著報仇雪恨的渴望，踏上了抗擊日本侵略者的另一征途。有詩為證：
年年風雨黃花節，熱血齊傾烈士墳。
今日不彈閒涕淚，揮戈先草冊倭文。
武漢是當時國民黨政權的中心，也是積極抗日的革命力量與消極抗日的反革命力量的鬥爭中心。1938年3月，國共第二次合作後的國民政府軍委會政治部決定成立第三廳(宣傳廳)，由郭沫若任廳長，郭沫若很自然地想到了戰友郁達夫，於是電邀他出任設計委員。他堅決地和郭沫若一起，共同跟反革命力量作尖銳的鬥爭。這時，文藝界的進步作家大多已雲集武漢，郭沫若、茅盾、馮乃超、艾蕪、魯彥、陽翰笙、宋之的等知名文藝家都在同一個地方集合。在黨的領導下，3月27日成立了“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郁達夫參加了在漢口商會大禮堂舉行的成立大會，被選為常務理事，擔任了協會的研究部主任和會刊《抗戰文藝》的編委。這是一次空前的大會，老舍有詩志賀。鬱也興奮地和詩一首——“因用老舍韻賦呈在座諸公”：
明月清風庾亮樓，山河舉目涕新流。
一成有待收斯地，三戶無妨復楚仇。
報國文章尊李杜，攘夷大義著春秋。
相期各奮如椽筆，草檄教低魏武頭。
句裡行間，洋溢著慷慨赴難，同仇敵愾的激情。應該著重說明的是，時在黨領導下的武漢抗日文藝統一戰線組織——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郁達夫是主要負責人之一，這個光榮的歷史，在中國現代文學史和革命史上同樣是不應抹殺的。
郁達夫到武漢，在郭沫若主持下的第三廳工作以後，積極地參加了各種實際工作和社會活動。對此，連郭沫若也不禁讚不絕口：“他這時是很積極的，曾到過臺兒莊和其他前線勞軍。”（郭沫若：《論郁達夫》）根據郁達夫自己的記述：“四月中，去徐州勞軍，並視察河防，在山東、江蘇、河南一帶，冒烽火炮彈，巡視至一月之久”，“六月底邊，又奉命去第三戰區視察”（郁達夫：《毀家詩紀》）。兩次赴前線慰勞將士並視察戰區，親自感受到前線廣大軍民為保衛祖國而戰鬥的熱情，這對郁達夫是有著巨大感觸的。在鄭州，他驅車來到黃河南岸，看到黃河長堤上荷槍巡邏的士兵，和蜷伏在戰壕裡目不轉睛地監視著對岸敵人哨兵，他疾步走向一個略顯稚嫩的士兵，輕輕拿起緊握鋼槍的乾裂的手，禁不住流下了感激的熱淚：“偉大，偉大，除了這兩個字以外，我們覺得便沒有第三個字可以加上去。”
在戰地通訊《平漢隴海津浦的一帶》中，他談到：“我們的機械化部隊雖則不多，但是我們的血肉彈丸與精神堡壘，卻比敵人的要堅強到三百倍、四百倍。沒有到過前線的人，對我中華民族將次復興的信念，或有點兒疑慮。已經到過前線的人，可就絕對地不信會發生動搖了。最後勝利，必然地是我們的。”後來，他在這一年的年底寫的一篇題為《必勝的信念》裡的文章中又說：“老實地說吧，我來到魯南戰地去之先，對於最後勝利必屬我的這句口號，是有七八分懷疑的。在徐州住上半月，這懷疑便減少了四分，上湘西各地去一看，這懷疑又減少了二分，等在武漢外圍的左右翼走了一圈之後，這懷疑卻完全去盡了。現在的我，當然是百分之百的必勝論者。”我們從這些生動的記敘裡可以看到，郁達夫是怎樣勇敢地承受著火與血的洗禮，完成從“作家”到“戰士”的轉變的。偉大的中國人民在抗日戰爭中所煥發出來的獻身精神，又是怎樣強烈地撼動著愛國詩人郁達夫的心扉，使他在以後的日子裡以無比堅定的姿態站在反法西斯主義的戰場上的。
郁達夫還與同去勞軍的盛成先生建議要在軍隊中廣泛開展文化工作，讓士兵有書籍和刊物可讀：黃河南岸的景色，單調得非凡，春意雖則漸漸濃了，但堤上堤下，總仍是一片的黃色；樹林青草的綠陰，終掩不住幾百里路的泥沙地殼；所以守河防的將士們，大家都希望我們在後方的執筆者，能多送些士兵的讀物，及足以娛樂暇時的圖書刊物等印刷品去，藉資消遣。文人在戰時所應做的工作，我想當以此事為最重要。或者我們大家來發動一種捐書的運動，將我們所讀過的定期刊物，書報小說之類，統統捐助出來；送上各戰區的後方辦事處去，請他們轉送前線，分給守土的將士們閱讀。這豈不是輕而易舉的一件事情麼？
見了郁達夫的戰地報告後，讓“文協”更多地瞭解到了部隊的情況，後來為此做了一些徵集圖書送往前線的工作。
事實上，勞軍回到武漢以後，他以親身的經歷，寫出了許多激勵人心、鼓舞鬥志的戰地通訊，如《平漢隴海津浦的一帶》、《黃河南岸》、《在警報聲裡》等， 均是用飽含深情的筆觸，記敘了堅守臺兒莊的將領怎樣以決死的精神組織指揮戰鬥；一位受盡蹂躪的五十歲的農婦怎樣冒死渡過河來，要臺兒莊守軍改變炮擊方向，結果消滅了大量敵軍；四十七位義士怎樣英勇殺敵，為國壯烈犧牲……這些文章，以其堅定的信念，必勝的信心，鏗鏘有力的語言，鼓舞著人們與敵抗爭到底的意志，成為抗日戰爭時期最早湧現出來的優秀報告文學作品之一。這在同時代的作家中，郁達夫是開先河的。
郁達夫在臺兒莊勞軍的過程中，還有一件事被以前絕大多數的郁達夫研究家所忽略，或者說沒有提到相應重要的地位，那就是他與美國駐華武官史迪威的見面及其活動。1938年3月中國軍隊獲得抗日戰爭首次大捷，郁達夫代表國民政府政治部和中國文協前去慰問，夜宿徐州“花園飯店”。適逢美國駐華武官史迪威也到臺兒莊視察，但被軍隊拒絕進入前線。原因是有幾個意大利記者到前線竊取情報，於是政治部便密令各大戰區嚴禁外國人到前線活動。在旅館中散步的時候，史迪威將自己被拒一事告訴了郁達夫一行，郁達夫覺得史迪威的請求很不一般，於是在會晤第三戰區司令李宗仁的時候將此事提了出來。李宗仁說：“我們正需要美國人，你們趕快去約他來！”下午便在長官公署宴請史迪威。史提出要求去臺兒莊，李一口答應。“因為政治部的代表達夫在場，達夫不表示反對，就等於代表政治部破例同意了。所以，史迪威能到臺兒莊去，達夫之功實不可沒。”（盛成：《與達夫一起去臺兒莊勞軍》）。
史迪威進入臺兒莊親眼看見了中國軍隊惡戰17天，使日軍傷亡1萬6千人，損失坦克40輛，裝甲車70輛，機動車100輛，還繳獲許多大炮和其它武器。雖然中國的軍隊也損失得不少，但這畢竟是中國軍隊所獲得的前所未有的戰果。中國軍隊的戰鬥力通過史迪威的眼睛給了美國深刻的印象，史迪威在此後給美國的一份報告中說：
中國士兵具有優良的素質，但愚昧的領導沒有充分使用他們，辜負了他們。”他作出推論：“如果中國士兵伙食好，武器裝備精良，有好的照顧，好的領導……那會出現什麼情況呢？（【美】巴巴拉·W·塔奇曼：《逆風沙——史迪威與美國在華經驗1911—1945》）
當年8月30日，美國財政部代表洛辛·巴克聽取了史迪威的報告，並把意見呈轉財政部長摩根索。12月，美國政府安排給予中國貨款2千5百萬美元，並從此開始了大規模的經濟和軍事援助，包括陳納德的航空隊。這無疑是對中華民族的解放事業有極大幫助的。
因為當時史迪威要求保密，所以“我們回到武漢後沒有把此事寫在工作報告中……而今，時間已整整過去46年，達夫和史迪威、李宗仁各位均已謝世，我作為還健在的慰勞人，有責任把這件事公之於世。” （盛成：《與達夫一起去臺兒莊勞軍》）。
郁達夫是極具政治敏感性的一位作家，這一點，郭沫若也多次承認。但他又不是墨守成規的真正官僚，所以敢於衝破政治部的禁令。如果郁達夫拒絕了史迪威，或者在與李宗仁見面的時候乾脆不提此事，那麼美國的援華可能還要再等一段時間，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勝利，也可能還要走更漫長、更艱苦的道路。曾有史學家這樣評價這件事：“也許郁達夫主觀上還並不是太重視這件事，但歷史的評價並不是看當事人當時的主觀認為，而是看事後的客觀效果和連鎖反應……蔣介石當時若知道應該給予他極高的獎勵！”（羅以民：《天涯孤舟——郁達夫傳》）
7月，日軍逼進武漢並濫施轟炸，局勢日漸危急。三廳及文藝界人士分別轉移，或去敵後，或隨內遷，或赴海外，郁達夫也只得於七月中旬自武漢疏散至漢壽，暫避了2個月，但他不只是消極避難，其心則始終繫著抗日戰場：他獲得了一些時間寫出了《政治與軍事》、《轟炸婦孺的國際制裁》、《國與家》、《地大物博人口眾多》、《財聚民散的現狀》等八篇充滿愛國熱情和抗戰必勝信念的時評、雜感，在《星島日報》上發表，其中《政治與軍事》一文，痛論了抗戰以來軍事上不能取得勝利的根本原因是國民黨當局“政治的不良”：“中國政治的不良，雖則積弊很深，但是貪汙、不公、虛浮、腐敗到絕頂的一段，當從國民政府分共以後算起，直到現在為止的一個時期。”並歷數了“中央的大吏”直至將領、地方官員的種種罪責。而“真正的想為國效命的忠良分子，大批都被擯而不用；當道的，負重任的，多半或是一黨一派的私人，或是出賣狗皮膏藥的販子”。這篇評論，文字不長但筆鋒犀利，行文簡煉又切中肯綮，見報後產生了很大的影響。當時國民黨派駐廣東省的軍政大吏餘漢謀，竟願意出六塊大洋購買八月四日發表此文的報紙來一讀，併為之驚愕！因為國民黨的各級官員們——不管從中央到地方，均對郁達夫存戒備之心的，其中不乏切齒痛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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