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介紹：蘇珊·墨菲是一位禪學老師，身兼作家和電影導演之職。約翰·斯坦利是一位生物學家，並負責指導生態佛教的課題研究。
在蘇斯博士的《老雷斯的故事》一書中，主人公在面對遭環境破壞而變得荒涼黯淡的土地時，說了一句發人深省的話：
除非有人在乎，否則情況不會改善，真的不會。
在《越過環境：重新愛上大地母親》一文中，一行禪師在此觀點上又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當我們意識到大地母親——她的厚德載物、她的靈心慧性、錦繡河川時，我們的心中會油然而生某種情愫，某種互通彼此的聯結——愛。我們與大地母親都渴望彼此聯結，這也是愛的意義所在——與大地母親融為一體。任何能夠利益大地之母的事情你都願意去做，而大地母親也願意為了人類的安樂奉獻一切。
換言之，愛本身就是一種聯結。人與人之間的聯結，以及人與大地母親之間的聯結。也許，與大地母親之間真正深切的親密關係遠遠超過某種概念或情感上的聯結，而是類似古時一位禪師被問及一個關乎愛的尖銳問題時，禪師坦然回答道：“我已如是”。“如是”指的是與上至星辰，下至蚯蚓，乃至天地之間的一切完全一致，沒有分別，沒有取捨，並且毋庸置疑地保護他們免受傷害。
喬治·瓦利恩特，在其《關於積極情緒的演變》的研究著作中指出，古希臘哲學家忽略了人類之愛中的一個重要元素。他們只將愛分為普遍無私的聖愛（agape）和本能的欲愛（eros）。前者是沒有選擇性的，而後者則無法持久。
然而，身為哺乳動物的人類，在關愛下一代時呈現出的主要積極情緒，具有選擇性，持久性，以及無私性。這種積極情緒一直與我們大腦中原始哺乳動物腦緣系統相共振。千百年來的母親們都具備這一心理體驗，而下一代則依此生存，這種母子關係是人類濃厚無私的愛永恆的象徵，這在地球上的任一文化中俯拾皆是。從根本上而言，這種愛在維繫生命與捍衛生存中體現尤烈。而思想的成熟，以及適當的禪修，則能夠幫助我們將這種最基本的愛昇華——將其擴及他人和其它不同的生命，進而擁抱地球母親。
如今，積極情緒是精神生理學普遍深入研究的對象。芭芭拉·弗雷德裡克森發現了能讓人拓寬、塑造品性，開發智慧，增強毅力，並在困境中成長的積極情緒。它們分別是歡樂、感激、平靜、興趣、希望、自豪、風趣、靈感、敬畏和愛。生活在消費文化裡的絕大多數人們對這些微妙心理的體驗少之又少，不過現在人們可以通過訓練自身去認知、培養這些心理，尤其是當我們能夠睜大眼睛去承認地球的偉大猶如珍寶般璀璨時。與恐懼、氣憤這些強烈持久的負面情緒不同，積極情緒總是短暫，但又能源源不斷地再生。弗雷德裡克森認為愛是最高級的積極情緒，因為愛蘊含了其它積極心理的所有元素，也是我們最常體驗到的。只要有真正的聯結，就會有愛。
當我們陶醉於自然界時，內心所產生的積極共鳴，也可稱作是愛。正如詩人華茲華斯寫到：“以崇高思想的喜悅激盪著我的心靈”。在地球這個巨大的生命體系中，人類實現了進化，而在邂逅了這個星球的斑斕絢麗後，我們的內在也產生了諸如靈感、感恩、敬畏以及愛等積極情緒。任何時候，只要我們能夠擁抱大地之母，我們就能夠從中受益。要達到此點，則要以深深的承認和接納作為回應，以至於這個世界的萬事萬物都蘊含著我們的存在。以這樣的方法來看待地球，是一種深層的靈性生活。這種態度完全超越目前人類所陷入的與大地母親的晚期寄生關係。
佛教的《慈經》告誡我們，要珍愛一切生命，“如同母親不顧自身生命護念著她唯一的孩子”。地球的自然界造就了我們人類如此精細的物種，而我們現在卻在日漸篡改地球本身。如今，我們是否應該像弗蘭肯斯坦對待從屍塊中製造出來的怪物一樣來對待這一切進化後的局面？抑或像一位母親，用她的生命去保護她唯一的孩子？
我們的地球，也是我們唯一的地球。
腐敗，制度改革和全球變暖
人類與大地母親之間的關係，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被化石燃料公司引導的政府。一個關於政府失職的例子，是羅伯特·蒙克斯在哈佛法學院論壇上所提出的“集團企業對美國的掌控”。它忽視了所有這些事實——前所未有的極端天氣，相關的農業災害，以及大氣中的二氧化碳濃度，今年以里程碑式的速度增長到0.04% 。這是最近300萬年，現代人類出現的大約25萬年來，二氧化碳濃度達到的最高值，並且高出我們居住的地球生態系統所適宜的二氧化碳濃度0.005%，而這正是人類雨養農業所賴以生存的條件。
全球社會因為缺乏緊急和大型的系統性改革，我們仍無法將地球平均氣溫的上升（自工業革命以來），控制在2攝氏度的安全範圍之內。事實上，一批著名的氣候學專家，如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的前負責人羅伯特·華生爵士，提出了平均氣溫會上升3-5攝氏度的可能性。甚至像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等機構組織，也發出了緊急通牒。既然科學界各方面已達成共識，併為此敲響警鐘，為何我們還執迷不悟？
化石燃料資本主義給我們的世界觀帶來如此惡劣的影響，卻依舊每年接受高達6200億美元的政府撥款，並且在地球氣候系統問題上一意孤行闖紅燈。如今，我們已面臨燃眉之急：在北極，所有的夏季海洋冰層即將消失，這必將給生物圈系統帶來巨大的改變。
現代文明建立在一種偽宗教的信念之上，即“進步”的標誌是以科技征服自然。無處不在的大眾傳媒、廣告和消費主義，不停地在強化我們這種產業化意識，這將帶來一場巨大且無法操控的人類文化演變的試驗。在以金錢為主導的充斥著影像與觀念的電子市場中，無論是科學還是世界宗教傳統都無法與之抗衡。我們註定只能以最艱難的方式去學習——生態相互依存到底意味著什麼。顯然，它不會是個軟著陸。
進化責任的社會轉折點
自世紀之交以來，我們一直生活在全球性地否認氣候變化的“宣傳勝利”當中。難道這不悖於整個人類文明的理性和可持續性嗎？一些經濟大國的政府，諸如美國，似乎對後代以及人類生存問題，並沒有表現出真正的重視。
然而，我們要問，為何科學與環境保護論都沒有從不同層面滲透到更多重視生態的人群當中。正如甘地、馬丁·路德金、曼德拉告訴世人的，如果我們要煽動一場能夠推動社會轉折的運動，我們必須說服群眾。我們不能簡單地藉助恐懼、憤怒等負面情緒。美國民權運動證明，群眾的不滿能夠從遊行、拒絕服從和非暴力這些行為當中得到釋放，因為他們都有一個用信仰、喜悅、希望與愛所編織的夢想。在這個值得我們為之生存的世界，面對全球氣候危機，我們必須去發現和傳播一種如同人類生存本能一樣強大、積極的情緒。
地球顯然已經身陷囹圄。要感同身受地去愛，現在得承認我們已經深深地陷入困境當中。比起寄生蟲對寄主命運的忽視，這已經是飛躍性的進步。只有先經受悲痛，以及深刻的不安，方可生起理性和慈悲，正如藍調的吟唱，帶著深深的悲傷和苦悶，恰是對靈魂的塑造和證明。這不僅是進入氣候運動的切入點，也是當下不可否認的氣候改變的切入點。我們周邊的氣候變化正在不斷加快，這清楚地告訴我們，改造人類世界，其實是在自我毀滅。事實上，它不能被人任意改造，也不能無止境地索求。
除非從根本上進行社會政治、經濟和個人的改革，否則我們無法解決這一生死攸關的問題。如尤塔姆·馬科姆所言，“我們要重新學習氣候危機，應該因此而成為整體，併為這個我們不斷為之奮鬥的世界尋找更好的出路”。那些佔領華爾街，在西班牙馬德里抗議的年輕人，以及為地球權益尋求法律承認的人士不懈抗議的，事實上也正是導致氣候變化的勢力集團。
愛是一種力量，它可以瓦解滲透到全球經濟秩序中的殘酷邏輯。當我們懷著愛來清晰地對待地球和他人，感知他人的苦難，並用這種愛來消融分隔我們的界限時，這就是一種崇高的精神——慈悲，即是感同身受。正如一行禪師在接受喬·康菲諾的採訪時所說：
你有勇氣說出來，是因為悲心賦予了你強大的力量。因為悲心，你可以捨身為他，就像母親願為孩子犧牲一般。你有勇氣說出來，是因為你毫不計較得失，明白愛和理解才是幸福的根本。你若是計較名聲和地位，就絕無勇氣這麼做。
因此，我們已經認識到這一危機的本來面目，並從中覺醒。不再是基於個體，而是涉及所有對地球——這非凡而神聖的生命源頭懷著共同之愛的人們。在當今時代，佛陀或阿凡達，更傾向於集體，而非個人：一個真正的草根群體，能夠對那些如此卑劣而無視生命的集團勢力堅決地說“不”。生態系統在空間上的分佈與覆蓋，根植於地球這一神聖的存在。而非暴力和愛，是一股如地球般強大、不可撼動的力量；它常存於世，流轉不息，甚至比人類還要長久。心懷無限的愛，來面對我們所遇到的危機，即會成其本然，達致所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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