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男女的婚姻皆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而成，没有父母的同意以及媒氏协助的婚姻容易受到社会的议论。到了唐代，于唐律中也可以见到婚配相关的条文，希望透过律法的限制，以减少百姓在婚配过程可能产生的争议。于此同时也确立了主婚人、婚配范围及婚约证明等的规范，让天下万民的婚配可以顺利进行。

唐朝将婚配录入唐律

透过《唐律疏议．户婚律》的“嫁娶违律”条，可以确定唐代婚礼的主婚人为至亲尊长父母或是祖父母，卑幼辈们的婚姻由尊长辈的家长们做主，自选择婚配对象开始直到婚礼完成为止。

唐代对婚姻做了些限制和规定并将之放进唐律中，而这些规定可以分为下列几种：良贱不婚、同姓不婚、官民不婚、奸逃不婚、违时不婚等，希望百姓的婚配能有条不紊地进行，以稳定地增加社会的人口。在这些限制之外，唐代男女的婚配由家长们主导，并为已届适婚的儿女们择取婚配对象。

唐代婚配“门当户对”成主流

唐代的婚姻基本上将门当户对放在第一优先，尚门第郡望的风气也反映在婚姻上。以山东士族之门第郡望最为尊贵崇高，甚至连李唐皇族也无法比拟。

唐太宗于贞观十二诏令高士廉等着《氏族志》，欲藉由重定姓族，试图削弱山东士族之崇高郡望。但太宗之作为并无太大的成效，山东士族之郡望依旧崇高，甚至以本身之郡望为恃，不与他姓通婚。当时的勋贵如魏征、房玄龄、李勣等仍然高攀名门，甘愿与山东士族联姻。

唐朝科举，士人成“香饽饽”

再者，隋唐开始实施科举制后，社会上遂出现一批拥有政治实权、却可能非出身世族的士人。他们为了融入这股尚门第郡望的风气，开始与世家大族通婚，延续了这股风气，遂形成唐人婚姻的社会时尚。据《隋唐嘉话》载，即使已为高宗倚重之宰相薛元超，仍将未能娶五姓女为妻列为平生三恨之一，唐代尚门第郡望之风气可见一斑。

著名士人张嘉贞和李翱，在政治上皆有所成就，想必对于挑选女婿也有其标准。张嘉贞看中郭少振的才学，希望能纳他为婿。但是张嘉贞的五位女儿皆各具姿色，郭元振无法马上下决定。张嘉贞便提出让五女隔幔拿着红丝，由郭元振自行挑选，选中者即为他的妻子。郭元振最后娶走了最具姿色的第三女。

据《太平广记》的记载，李翱则是于任江淮典郡时，适逢卢储投卷。其长女在李翱因公外出之时，恰巧读了卢储的文章。几番阅读后，便断定卢储将来成就不凡。李翱回来后听闻此事，对女儿的言语感到惊异。随即派人至卢储下榻的旅店，告知此事并欲将女儿许配给他。卢储谦让许久，仍不敌李家的盛意，最后答应了这门婚事。

首先，张嘉贞和李翱的女婿人选皆为士人阶层，皆已具有任官资格或已为在朝官员，具备足以匹配张嘉贞和李翱一族的家世背景。其次，郭元振和卢储皆为登科并有才识之人，前者获得张嘉贞肯定，后者则获得李翱之女肯定，显示出除了门第郡望之外，登科及第也能获得朝臣的青睐，并在才学的加分之下，能有更多机会与朝臣联姻。

这样的转变似乎拜通过科举制之士人增多之故，即使尚门第郡望仍为风气，但逐渐出现以才识择婿的现象。最后，唐代男女之婚配虽然皆须由尊长做主，但是据《唐律疏议．户婚律》的“卑幼在外娶妻”条规定，若男性卑幼因公往他地，在尊长为其决定婚配前，已完成婚姻程序者，则承认其婚姻；但是若未完成婚姻程序，则必须遵从尊长之婚配。因此，若是卢储和郭少振完成婚配程序在尊长替他们婚配之前的话，则没有违律之嫌疑。此也为唐律在处理卑幼自定婚配上较为宽松的一面。

唐朝经典择婿案例

一名于唐宪宗元和八逝世的女性河间郡太夫人宋氏其墓志铭即记载了她出嫁时的轶事。宋氏的祖上于两晋时期传授周官学，可谓经学世家出身。宋父再荣于宋氏初笄起，便觉宋氏异绝，颇有继承家学之姿，不可以嫁给平凡人为妻。后见彭城公刘氏气宇非凡，定能为朝廷器重，便说：若是刘氏向我提亲，我就将女儿嫁给他。刘氏听闻后，信其真诚便派媒氏携金帛前去提亲。宋父当然欢欣允诺，更笑着跟妻子说：我们家的事情也不用担心了。

自宋氏的墓志铭看来，宋家是个经学世家，但由宋父非朝廷官员看来，宋父一代似乎没有什么政治实力。即使没有什么政治背景，宋父仍希望将女儿觅得佳偶。因此，当见到彭城公刘氏时，才口出此言，以吸引刘氏之注意。宋父利用本身的经学家望，与拥有政治前途的士人联姻，不仅延续本家的郡望，也为本家迎来助力。

唐朝新科进士聚会“曲江宴”，成择婿最佳地

随着透过科举制度进入官场之士人日增，在门第郡望子弟之外，新科进士也成为在朝官员纳为婿的候选对象，而进士曲江会除了为新科进士拜会“同”的场合外，也转变成公卿们择婿之最佳场所。

曲江会本为落第举人简率的筵席，后为登科进士模仿，齐集在风景名胜之地举宴，以示庆功。再加上长安游手好闲之徒的推波助澜，使得进士曲江会渐趋奢靡，也变得更为盛大。发展到后来，当天甚至成为长安异常热闹的一日。并且，公卿士大夫纷纷趁此良机为女儿挑选良婿。在门第郡望之外，科举功名也成为唐代父亲为女儿择婿的标准之一。

此外，外表气质也成为唐代父亲择婿的标准之一。在《太平广记》就提到一名生活在元和间的男子成叔弁，有位满十七的女儿兴娘。某天突然有媒氏来访，表明有位田家郎君希望与成家结亲。并在门外候着。成叔弁与其妻隔门窥视后，颇不满意这位田家郎君，便假称女儿纪还小，还未准备嫁妆，希望推辞掉这门婚事。后来在田四郎表明身分，并呼唤伙伴前来协助，以及成兴娘的推波助澜下，成叔弁最终答应了这门婚事。不过，事例的最后，成叔弁在田四郎、田四郎的伙伴及女儿的推波助澜下，还是答应了这门婚事，也显示出女儿的意愿仍对父亲的决定有其影响。

唐朝驸马标准，重文风气成转变

到了唐代中后期，皇帝选取驸马之标准发生转变。

唐宪宗羡慕权德舆拥有翰林学士独孤郁此一女婿，感叹自己难道比不上权德舆吗！在此之前公主嫁入贵戚功臣之家，宪宗感于此，便命令宰相开始自公卿士大夫子弟中选取有才识的子弟，准备将公主嫁入士人家。可是公卿士大夫们无人愿意接受，只有杜佑之孙杜悰愿意。之后宪宗便将岐阳公主嫁予杜悰。

唐代选驸马与选妃一样皆重视门当户对，因此在唐代前期，公主皆嫁予皇室贵戚或是功臣之后为多。但是，唐代中期后，选驸马的标准改变，开始选士大夫子弟为驸马。一是受到重文风气的影响，二是皇帝们钦羡山东士族的家风礼法所致。不过，受到重文风气之影响，渐渐受到山东士族之家风吸引，希望透过联姻可以攀上山东士族之家风。

只是唐代公主们的行为举止，却让皇帝父亲无法将之嫁入士大夫家，唯恐受到世人的耻笑。宣宗的女儿永福公主即为一例。唐宣宗本来想将永福公主嫁予于琮。但是，某天与永福公主一同用餐时，永福公主竟耍脾气，当场将筷子折断。宣宗气得直说这样的个性，要怎么嫁入士大夫家呢？便下命于琮改娶广德公主，非永福公主。

这显示出皇帝父亲对女儿的过度疼宠，养成公主骄纵的个性。但在不愿见笑于世人，也不愿失信于臣民，遂令于琮改娶品行较佳的广德公主。同时，唐代公主多骄纵的印象，也可以由此例窥知。

上述提及的事例皆为父亲基于爱女之心，才为女儿选择婚配对象的例子。当然有正面的例子，也有负面的例子。在《大唐新语》中描述许敬宗的种种负面行为时，就曾提及许敬宗收取大量聘财后，就将女儿嫁给南方的部落首领和守门的将军，还据此炫耀他的功绩。

在《玄怪录》中提到郭元振于开元中由晋到汾的夜行途中，遭遇一名因事委屈哭泣的女子，询问之下得知此处有每进献美女给地方神的习俗，这名女子即为当的中选者。但是，这名女子会中选的原因在于：“父利乡人之五百缗，潜以应选”，她的父亲拿了乡人的金钱，在本人不知情之下，将她献给地方神。由这二个例子可以发现在唐代真有父亲为了聘财而嫁女儿的情况出现，莫怪乎唐律将聘财也列为订下婚约的证明之一，以限制父亲因聘财的多寡，而任意悔婚的情形发生。

综上可以看出，唐朝择婿注重“门当户对”，即使寒门出身也要获取功名才可入贵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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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 《唐律疏议》
• 《大唐开元礼附大唐郊祀录》
• 《唐代婚丧》
• 《唐语林校注》
• 《魏晋隋唐婚姻形态研究》
• 《隋唐嘉话》
• 《开元天宝遗事》
• 《抒情集》
• 《太平广记》
• 《唐代墓志汇编续集》
• 《唐摭言》
• 《河东记》
• 《资治通鉴》
• 《唐代妇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