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不想当AA的BB不是好CC，
他的原话是“不会演戏的编剧不是好导演”。
那是2010年底，《让子弹飞》票房大卖，
同年中国电影票房第一次破百亿，
《让子弹飞》拿走了6.6亿。
姜文的另一句话也同时流行起来：
“站着把钱赚了！”
他是中国社会少有的宠儿，
从大众到精英，从市场到艺术，
统统都有他的一席之地，
他拒绝被任何一个既成标签收编，
他把自己的名字变成了一个形容词：
霸气又羞涩，粗犷又细腻，
极阳刚外放又极内敛温柔，
是他，也是她，
既被女性簇拥，
又在女性关系中永远处于某种失败地位。
他和他的电影一样，
是一个迷人的矛盾综合体，
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对他念念不忘，
他是中国社会的一个精神指标，
许多人对中国电影最后的期待，就是姜文。
等待四年后，今年夏天，
他的新片《邪不压正》终于上映，
成为他的“民国三部曲”终章。
我们有理由期待这部片子，
因为他电影里最精彩的故事，
都发生在一个又一个夏天。
撰文 石鸣
《邪不压正》改编自张北海的小说《侠隐》，故事背景是1936年的北平，“七·七”事变前夕，北平城内危机四伏，主人公却浑然不觉。
他是江湖中人，一心只想报灭门之仇。可是昔日仇人却早已勾结日寇，鸡犬升天。家仇国恨，全都被搅和到了一块儿。惊心动魄，暗流汹涌，分分钟就是人命关天。姜文形容，讲的就是一个“李小龙智取卡萨布兰卡的故事”。
这个中西混搭的形容很有趣。原小说中，主人公本身也是中西合璧，最爱煎饼果子和咖啡，吃完西红柿炸酱面，要喝加冰的威士忌。
《邪不压正》是姜文的“民国三部曲”终章。首章《让子弹飞》，讲的是晚清、辛亥革命时期的南国。次章《一步之遥》是1920年代末，美国的“爵士时代”，中国的北洋时代，军阀混战，华洋杂处，故事地点也移换到了洋码头的前沿——上海。
此番终章，他回到了北平，抗战爆发前夕，西安事变，国共合作，另一个时代马上就要开启。
再顺着时间轴往下捋，接下来是抗战末期，《鬼子来了》。然后是《太阳照常升起》，建国后，1950到1970年代，人性被政治禁锢的年代。最后是他的处女作，《阳光灿烂的日子》。
当导演24年，默默地，他拍出了整一个中国近现代百年史。
台湾电影教母焦雄屏说，“每一个断代他都联结到了，每一个段落他都思考过。”
《芙蓉镇》
可能很多人都不记得了，姜文在转行当导演之前，曾经是一个多么优秀的演员。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中国大陆，有两个男演员各自占据了影视的半壁江山。一个是陈道明，主打电视剧，被称为“视帝”，另一个就是姜文，主要演电影，被称为“影帝”。
这个平衡也很快被姜文打破。1994年，他主演的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播出，风靡大江南北。此剧导演冯小刚说：“没有姜文，就没有《北京人在纽约》。功劳切四瓣儿，四分之一归小说和剧本，四分之一在大伙儿，剩下的四分之二得给姜文。”
姜文最早是在谢晋导演的电影《芙蓉镇》中“一鸣惊人”。他22岁的年纪，和30岁的刘晓庆搭戏，演了一个40多岁的右派分子秦书田。
著名翻译家、剧评家童道明对姜文在片中的一个表演细节印象深刻：“李国香在台上大声发话：把右派秦书田揪上台来。谁知姜文扮演的秦书田竟大步流星直奔批斗台，将派去执行扭送任务的红卫兵远远落在后面。‘文革’期间见到的大小批斗会可谓多矣，但从没有见过这样的被揪斗者和揪斗者在精神上进行如此‘智斗’的精彩场面。”
后来有一次，童道明问姜文，这个调度，是导演的提示还是他自己的设计。姜文说是自己的设计。他又追问姜文，到底是怎样才想出了这样的设计。姜文迟疑了一下，说：“也许这和我本人的性格有关……”
《末代皇后》
当年，姜文差点就演上了贝托鲁奇《末代皇帝》里的溥仪，结果后来片方换上了陈道明。他只好去《末代皇后》里演了溥仪。看片名就知道，这部电影的主角是婉容，溥仪只是个配角，姜文却把这个角色演成了全片的亮点。
“《末代皇帝》本来是他演的，都签了合同，结果又不让他演了。对这件事，他看得很淡，不计较。他又看得很重，逮到机会，我一定要演个溥仪。不过，他不露。这就是姜文。”童道明说。
《末代皇后》
他演过皇帝，也演过太监，演过知识分子，也演过农民。一方面，“你根本不知道他的形象，如张白纸，上什么颜色是什么颜色”（李碧华语），另一方面，“他的脸上有一种强迫性”（陈丹青语），无论他演什么，都能用一种很生理的方式激起观众的反应，从而辨认出，这准是姜文。
《阳光灿烂的日子》
1994年，姜文31岁，处女作《阳光灿烂的日子》横空出世，和王家卫的《东邪西毒》、蔡明亮的《爱情万岁》在威尼斯共逐金狮。最后，《爱情万岁》胜出，《阳光灿烂的日子》拿了一个最佳男主角的银狮。
焦雄屏是那一年威尼斯电影节的选片人，又负责《爱情万岁》的公关宣传，在威尼斯忙得没有空看片。她回到北京，姜文给她专门放了一场。
“我带着蒋勋一起去看，我记得半夜看完出来，我们走在北京的夜色里，蒋勋就大声唱起歌来了，什么‘一条大河波浪宽’啦，什么‘黄河大合唱’那种，他都会唱。就很开心，两个人的步伐都特别轻盈。”
回去之后，她给姜文捎了个信，第一句话就是：“金狮奖应该你们得，不该我们得。”
“我是真心的这么觉得，不是为了拍马屁。”事后她努力分析《阳光灿烂的日子》的落败原因——参选太仓促、准备不齐全、宣传不到位，等等等等。然而，有一个原因却是谁都没有料想到的，那就是《阳光灿烂的日子》用了《乡村骑士》的音乐，一部分外国人觉得不高兴。
《阳光灿烂的日子》
“他们就觉得奇怪，你拍你中国的成长，干嘛用我们的《乡村骑士》、马斯卡尼尼？外国人觉得，你就拍你自己的东西嘛，就要土嘛，你不要来拿我的东西。可是，在姜文的创作里面，他从来没有去分中西，他没有这个概念，他觉得都是相通的。”
那是一个《红高粱》、《菊豆》、《霸王别姬》等等影片正在西方大受欢迎的年代。西方人接受了这些电影所展示的前所未有的东方奇观，嵌入了他们的诠释体系，并自此想要把中国电影按照一个模式固化下来。
姜文并不想去迎合这种西方中心主义的观看和想象。如果说《阳光灿烂的日子》是一次无意识的冒犯，那么他的下一部片子直接拍成了黑白片，便是一种有意识的反抗。
“这不是一个形式的问题，是一个内容的问题。以往中国的电影太靠色彩、靠美术、靠美女等等，来渲染这个气氛。以至于有些电影，我们剥去了包装以后没有什么内容。”他说。
他从小喜欢看战争片，曾经有一部片子让他“久久不能忘怀”，“而且很长时间想起来就觉得别扭，甚至有点恨这部电影”，就是《甲午风云》。
“以往的电影都是冲锋陷阵、以少胜多，但这个电影不一样。不仅失败了，而且后来连撞人家都没撞成，这是我当时不能接受的一个结局。可是实际上，这部影片影响了我的成长。后来我对战争、对历史有了兴趣，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部电影。”
《让子弹飞》
他去日本时，去了一家卖日本武士刀的店铺。“店里有把400年的刀，我特想买。但它是文物不能卖。陪我去的是个叫山本的日本人，晚上吃饭他问我，你为什么对那把刀有兴趣？我说，这把刀给中国人带来恐惧，直到现在，摆脱这种恐惧的最好办法就是把它攥在手里，跟我的手合一，属于我。”
如今，姜文工作室的案头有一块白得锃亮的长方形铁块，表面布满蜿蜒奇诡的花纹。他递过来，我掂一掂，重量相当压手。“你知道这花纹是怎么来的吗？”我摇摇头。
“这是做刀、做剑用的坯子。一层一层钢压上去，敲打平整，最后成了铁块，你看那纹路，就能看出有多少层钢。那个日本武士刀上边，最后不是有那种云纹吗？就是这么做出来的。”这块刀坯，被姜文用作了镇纸。
姜文曾经就读于中戏。中戏老师刘波对他的艺术造型能力印象特别深刻：“弄个雕塑，画个人像，有滋有味的。他给老师雕的像，像极了。”
姜文解释说：“生活中，要研究人最细微的东西，我曾有意识地用泥塑来训练自己。”
那个时候，老师对他的评价是“愿意学，肯钻研，英语好，文学上也有修养”。演中、法、加拿大合拍片《花轿泪》时，他用英语演出，从17岁一直演到70多岁。法国制片人到学校签合同的时候谈到，在上海城隍庙拍戏，好多老头认不出姜文是小伙子，他就和老头们开逗：“您看我多大年纪了？”老头说：“您不大，最大也不过七十。”
他在中戏编的小品，让师弟、著名编剧史航印象深刻。剧情很简单，讲的是一对大学生恋人在小饭馆分手，没钱点吃的，就各要了一瓶汽水，汽水三毛钱，退瓶一毛五。汽水喝完了，分手也分完了，男生要把女生的汽水瓶拿去退钱，女生不给，把瓶子拽回来擦了擦，装进书包，走了。男生想了想，也把瓶子擦了擦，装进书包里走了。
“所以就是这个男的被这个女的生生教会了，什么叫留下点东西。”史航的结论是，姜文表面线条很粗、很霸气，实际上是“很骚很细的”。
窦文涛接茬道，难怪姜文周围的人都叫他“姜姐姐”。
拍片现场，他不会让任何人干扰演员的表演。几个人一起聊天，他会注意到谁谁的脖子不行，让人拿个东西给垫一下。
拍《太阳照常升起》时，剧组有个剪接师给人看手相，说制片主任是操心的命，心碎得像肉馅儿，而姜文的心，则是“碎得像肉泥”。
他的心思细腻，从他对“反复”这件事的热爱可窥一斑。13岁那年，因为喜欢《刘三姐》，他连续看了17遍。迷北京人艺、迷于是之的时候，《茶馆》前后看了不下二十遍，“以至于这个戏从看得糊里糊涂，到崇拜，到看出这个戏的毛病来，以后我就不看了。”
等到学着当导演的时候，他拿马丁·斯科塞斯《愤怒的公牛》开刀。这部电影他太喜欢，没事就想看，一看就要看完，到最后看了二十多遍。
“我差不多能把整部电影的镜头给背下来，什么地方该有音乐，什么地方是什么音效，然后怎么走，我已经记下了，没什么神秘的。作为演员，我拍电影只不过是在机器这边站着，导演是在机器那边站着。”
“姜文导演，其实整个故事都在他脑子里头，永远都是。你去问他剧本，改来改去，改来改去，很多都是在他脑子里头。”香港英皇影业的行政总裁利雅博说。
《太阳照常升起》
《太阳照常升起》开拍前，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剧本，直到有一天姜文把整个剧组叫在一起，把整个电影的故事讲了一遍。“那个有录音，一个多小时。”利雅博后来听了那个录音，“其实往后的电影拍出来也是一模一样，差不多百分之九十已经在一年前讲出来了。比如开场的那场戏，黄色的泥巴，脚是怎么样，风景是怎么样，都在他的讲述里。”
《长天过大云》一书中，收录了这段录音的文字版本。姜文的讲述，已经细致到房顶是什么颜色，雾是什么质地，动物要像焗了油，植物像又不像滴水观音……
《太阳照常升起》
“其实我拍每一部电影，在开拍之前，电影就已经在我脑子里了，我自己已经看过很多遍了，只是我想把我脑子里的电影用摄影机复制出来给大家看。所以开拍的时候，电影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实际的工程，需要提前制定好方案，所有部门按着这个方案去施工。”姜文说。
拍《太阳照常升起》时，他们四处找景，坐车一走就是几千公里，很多都是无人区，一天下来看不到人。“我不知道是不是有更好的办法。当然后来我们发现卫星拍的图片也可以帮我们找一些，比如有条铁路就是这么找的。但你要是想找个局部细节符合想象，那只能用最原始的办法，走、找、看。”
《让子弹飞》，120分钟的电影，姜文做了120个小纸条，把每一场戏都变成一个桥墩子，小纸条上记的，就是怎么从这一个桥墩子，跳到下一个桥墩子。
《让子弹飞》
《邪不压正》，主要故事情节都发生在北平，主人公留学的旧金山只是附带一笔。结果，就在这附带一笔中，带出了金门大桥，大家都好奇为啥这座桥看起来并不完整，一查历史才知道，1936年的金门大桥的确还未竣工。
“讲故事对我来说太容易了，要单纯为了叙事，我一年能拍10个电影。我要的是细节，那种语言或者肢体上的微妙的东西。”
因此，姜文追求的细节，并不单单是写实。“他绝不是一个写实的导演。你从他的第一部电影看，他的电影，或多或少都是夸张的，一种魔幻写实，而且他对现实是质疑的。”焦雄屏说。
To be or not to be，在莎士比亚或许只是一句台词，在姜文，却是贯穿他所有电影的一个母题。
处女作《阳光灿烂的日子》，影片进行到大半的时候，主人公马小军突然恍惚了一下：“过去真的就是这样发生的吗？我的记忆是真实的吗？我能相信我的记忆吗？会不会不知不觉中我已经通过记忆改造了过去？⋯⋯”
第二部片子，整个就是一《哈姆雷特》。“他 （马大三）一直拿着那人，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俘虏是该送，还是不该送？很多角色都是陷在哈姆雷特的困境里。”
《一步之遥》，姜文干脆在全片一开头就三次引用这句台词。还配上了一句绝佳的中文翻译：“to be or not to be，这么着，还是那么着？”
在《太阳照常升起》里，to be or not to be成了一个把大家都绕晕的问题。到底谁是谁，几时是几时？“它的循环时空设置，表面上是在玩一个推理游戏，实际上影片却拒绝落入一个完整闭合的理性逻辑。”戴锦华说，“很大程度上，它的美和诗意，也正是来源于这样一种拒绝。”
“我喜欢主观的真实。”姜文说。“我看到的中国，不是小津式的影像。我拍出来的荒谬，还远远不及现实世界。
王朔曾经说过，姜文身上有股劲儿，让很多认识他的人愿意为他做点事。“一般聊到他，不管大家对他的某部电影看法如何，他的电影票房啦获奖啦成绩如何，一个评价是普遍有共识的：中国需要有这么个人。”
当年，《太阳照常升起》投资5000万，全国票房不到2000万。香港英皇影业是在最后一刻才加入投资团队，且深以能够合作为荣。票房数字出来之后，也没有放弃，继续投了姜文的下一部电影。
英皇的老板杨受成对利雅博讲，“我们和姜文导演的合作方向，不是单看一部电影，而是一个长期的合作。”
《一步之遥》
2014年底，《一步之遥》票房远低于预期。不到半年，姜文宣布即将拍摄新片，改编《侠隐》。圈内不禁有人感叹：“投资人与热钱真是不放弃，真心嫉妒。”
法国电影制片人让·路易惊叹姜文是“天才”。“我知道天才是什么样子的，因为我只和天才合作——贝托鲁奇、费里尼、伯格曼、法斯宾德、科波拉、科恩兄弟⋯⋯年轻的时候我就和法国最优秀的哲学家们来往——德里达、福柯、罗兰-巴特，我的电影老师是罗伯特·布列松。我非常熟悉电影史，我知道，在电影中、艺术中发现一个天才是多么稀缺的事情，而姜文是一个大师，真正的大师。”
“姜文拒绝对影片进行剪辑，如果他觉得某个场景中有一处小地方无法接受，就会坚持把整个场景从头拍一遍。在电影界，这种拍片方式闻所未闻。据报道第二部影片姜文用了中国国内能买到的每一卷柯达黑白胶卷，一共50万英尺长，大概是一般故事片所用胶卷的五倍。”
这部电影最后花费了将近500万美元，是原来预算的两倍。
这种拍片偏好，或许和姜文本人是话剧演员出身有关。他极其注重演员表演的完整性，认为一场戏里，演员必须从头到晚把台词说完。常常是摄影机开着，演员在那里自顾自演着，一遍演完，再来一遍。直到演员放弃抵抗，完全敞开，最终出现姜文想要的那个瞬间。
他还为此发明了一个词，叫“演员腌制法”。“你想吃咸菜嘛，那萝卜你得腌过，你不腌过，你就没法吃。它是一个生萝卜，或者一个青萝卜，你怎么吃啊？”
他不喜欢搞分镜头剧本，“我会有几个关键镜头，是事先想好的，剩下的我是要在现场去找，找到一些比我原先设想更好的。”
他的五官出奇地敏感，嗅觉、听觉、视觉、味觉……似乎都比常人发达。“我这电影非得我闻到味儿了，我才能拍。我能闻了，我就有自信心我比谁都能拍得好，因为别人闻不着，我能。”
姜文的拍片速度很慢。“他永远说，他每一个电影都要四五年才拍出来，我们也希望他能快一点。其实他在整个创作过程里头，剧本这一部分是花时间最长的，每一个剧本都花一年、两年去弄。”利雅博说。
26年下来，姜文总共才拍了7部电影。“我不觉得我比别人聪明，我得用好几年，才能想明白一件事儿，才去拍。其实大家的聪明程度都差不多，只是有的人会糊涂，忘记了他自己是个聪明人，非要做别人希望他做的事儿，或者说大家都兴做这个事儿，他就去做。我只不过有这么一点，我不愿意随大溜儿。”
“这个人是一个思考者。姜文常常凌驾于其他导演之上的就在这里，他愿意思考。”焦雄屏说。
姜文的家里和工作室里，到处都是书，“有些人的书是装饰，姜文是真的看书。他的书打开来，随便翻，上面都有很多注解和眉批。他学书法、画画，样样俱全。”
《一步之遥》
拍完《一步之遥》，姜文和焦雄屏讨论电影，焦雄屏自认也算半个读书人，可是姜文历史知识丰富得让她“都有点惭愧”，“有时候跟他讲话，他说哎你怎么都不知道，我说哎哟对不起，民国史我比较没涉猎。”
《一步之遥》里，姜文设置了两个极端，一个是王志文演的王天王，迎合大众，不学无术，消费至上，娱乐至死，“以懂来当做目的，以懂来做招牌，赚取观众的欢笑和钱袋，手段也相当有效，他借此也活得优哉游哉。”
另一个是周韵演的武六，她有着知识分子的理想主义，慢慢发现不对劲儿，决定去追寻真相，“最后就跟马走日走到一块去了，电影也不拍了，她让马走日进入了她的电影，毁灭了她的电影。”
To be or not to be, this is a question.
然而，这两个极端之间，就没有一条中间道路吗？
“我觉得人类其实没那么聪明，或者人生道路没那么美好，”姜文说，“有时候就是没有中间道路，你不要想得那么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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