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立波
于成龍是清代初期典型的“良知官員”，後世冠之以“一代清官”、“一代廉吏”，成為了近代以來頗受廣大人民群眾讚頌的封建優秀官吏的典型代表。
縱觀清代官員歷史，能夠保持清廉本色的官員並不算少，如後之曾國藩、劉墉等等，都能恪守從政之德，為當局做出了重大貢獻。為何是單單於成龍能夠成為清代的清官典型代表？這似乎要從於成龍身上具有的特質說起。
于成龍
為政的出發點極其崇高。
于成龍少有大志，自幼過著耕讀生活，受到較正規的儒家教育。順治十八年，已44歲的于成龍，不顧親朋的阻攔，拋妻別子，懷著“此行絕不以溫飽為志，誓勿昧天理良心”的抱負，接受清廷委任，到遙遠的邊荒之地廣西羅城為縣令。由於清朝初期，邊疆政治局勢不穩，前兩任知縣一死一逃。于成龍到羅城時，這裡遍地荒草，城內只有居民六家，茅屋數間，縣衙也只是三間破茅房。他只得寄居於關帝廟中。在困境中，同來的五名僕從不久或死或逃，而他以堅強的意志，扶病理事，邁開仕宦生涯的第一步。可以說，于成龍從政的出發點極其崇高，為政絕不是以升官發財為目的，而是以天下蒼生為己任，其志氣高遠，精神操守十分高潔。
為政的大核心極其準確。
于成龍絕非是紙上談兵的一般文人官員，他注重結合地方實際，開展因地制宜的工作方針，解決首要矛盾，抓住了事物的大核心，下大力氣解決了擺在面前亟待解決的迫在眉睫的維護穩定和生產問題。
當時羅城百廢待舉，首要在於安定社會，恢復生產。於是，于成龍採取“治亂世，用重典”的方法，首先在全城鄉建立保甲，嚴懲緝獲案犯，大張聲勢地“嚴禁盜賊”。境內初安後，他又約會鄉民練兵，甘冒“未奉鄰而專征，功成也互不赦之條”的後果，抱著為民而死甚於瘴癘而死的決心，準備討伐經常擾害的“柳城西鄉賊”。在強大的聲勢下，西鄉“渠魁府首乞恩講和，搶擄男女中只盡行退還”。接著又在全縣搞聯防，從此，“鄰盜”再不敢犯境。
三年之間，就使羅城擺脫混亂，得到治理，出現了百姓安居樂業的新氣象，這為他政治上的更上一層樓埋下了伏筆，深得上級官員的高度讚譽。在康熙六年，于成龍被兩廣總督金光祖舉薦為廣西省唯一“卓異”，並升任四川合州知州。離羅城時，他連赴任的路資也沒有，出現了百姓“遮道呼號：‘公今去，我儕無天矣！’追送數十里，哭而還”的感人情景。
為政治吏敢為天下先
于成龍在按察使任上第三次舉“卓異”後升任省布政使。福建巡撫吳光祚還專疏向朝廷舉薦，稱于成龍為“閩省廉能第一”，從此，于成龍得到清廷的賞識和破格招用。康熙十九年春，康熙帝“特簡”于成龍為畿輔直隸巡撫，翌年春，又召見於成龍於紫禁城，當面褒讚他為“今時清官第一”。
于成龍塑像
身為“治官之官”，于成龍始終把整頓吏治放在工作的首位，以一種敢為天下先的不怕得罪人的大無畏精神，對一些官員予以嚴格治理或者彈劾。他指出：“國家之安危由於人心之得失，而人心之得失在於用人行政，識其順逆之情”。“以一夫不獲曰予之喜，以一吏不法曰予之咎，為保郅致政之本。”在黃州時，他衣內的布袋便利了治盜。升巡撫後僕人請去掉，他笑道：“此袋昔貯盜，今以貯奸貪不省之官吏，未可去也！”他新任直隸，即發出清查庸劣官員的檄文，責令各屬將“不肖貪酷官員”，“昏庸衰志等輩”“速行揭報，以憑正章參處”。針對各屬賄賂公行，請客送禮之風，他從利用中秋節向他行賄的官員開刀，懲一儆百。可以說，于成龍抓住了治吏管理的核心問題，那就是高度原則，事無鉅細，不已自身管帽為安危，是清初第一位向腐敗官僚發起挑戰的第一人。
為政獻身精神極其強大
于成龍靠著自我的不斷努力，以百姓之心為心的勤苦工作精神為扼止統治階級的奢侈腐化，他帶頭實踐“為民上者，務須躬先儉僕”。去直隸，他“屑糠雜米為粥，與同僕共吃”，在江南是“日食粗糲一盂，粥糜一匙，侑以青菜，終年不知肉味。”江南民因而親切地稱他作“於青菜”。總督衙門的官吏在嚴 格的約束下，“無從得蔬茗，則日採衙後槐葉啖之，樹為之禿。”
于成龍舞臺形象
他天南地北，宦海20餘年，隻身天涯，不帶家眷，只一個結髮妻闊別20年後才得一見。他的清操苦節享譽當時。據載，當他出任兩江總督的消息傳出後，南京布價驟然上漲，“金陵闔城盡換布衣。即婚嫁無敢用音樂，士大夫減驅從，毀丹亞，至有驚恐喘臥不能出戶者，……奸人猾胥各拿妻鳥獸竄”。卒後居室中只看到“冷落菜羹……故衣破靴，外無長物”。
于成龍以高度的“知行合一”的清官原則堅守到人生的最後一刻，是經得起歷史和群眾的檢驗的。
二十三年，于成龍死於任上。木箱中只有一套官服，別無餘物，市民痛苦，會像祀之，諡清瑞。于成龍逝世後，南京“士民男女無少長，皆巷哭罷市。持香楮至者日數萬人。下至萊庸負販，色目、番僧也伏地哭”，可見中下層人民對他的死是十分悲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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