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美日关系的发展，很多人有这样的疑问：美国和日本在二战中大打出手，为什么战后却能结为盟友？当然，很多人简单的将这一问题的答案归结为“共同的利益”。但这样笼统的回答无助于我们对美日关系和战后亚太格局形成的研究——共同的利益是什么，它又是如何引导曾经的对手重新走到一起的呢？这才是我们要去寻找的答案。本文即是以此入手，为读者梳理战后美日关系的形成脉络，并尝试探寻这一关系形成背后的逻辑。
对美日关系形成脉络的梳理还要追溯到一战结束后。1919年的巴黎和会奠定了一战后世界格局的基础。虽然凡尔赛体系被普遍认为是国际关系史上的一个典型的失败案例。但他的失败也并非“一蹴而就”。二十世纪20年代的大国关系呈现出一种相对乐观的改善趋势：在欧洲，通过道威斯计划和杨格计划的安排，德国的战争赔款问题得到部分解决、洛迦诺公约重新确定了德国与西欧国家之间的领土边界。欧洲和平的曙光似乎出现了。在亚洲，1922年的华盛顿海军会议确定了世界主要海军强国的主力舰吨位，使日本、美国和英国在太平洋上的海军力量实现了平衡——即使是非常不稳定的平衡。不论如何，当时的政治家完全有理由认为“和平能够持续”。
但是，1929年的大萧条彻底中断了这难得的“改善”。从表面上看，大萧条促使西方国家和日本走上了不同的道路：美国的罗斯福新政和德国日本的法西斯道路。但是从更深层次上看，大萧条却促使西方各国不约而同的开始了“封闭性的”地缘政治探索。德国地缘政治学家豪斯霍费尔提出的“四大泛区”构想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即使是美国也在探讨建立封闭的西半球经济体系的可能性。而日本的战略观念也是在这一时期改变的：建立一个以日本本土为核心、囊括东亚人口核心区和东南亚资源集中区的亚太帝国的构想开始出现。被后世熟知的“大亚洲主义”、“东亚新秩序”、“驱逐白人殖民统治”等口号其实就是这一战略构想的宣传标语。
大萧条打破了一战后的乐观
一个合格的战略构想离不开现实可行的支撑。一战结束后，原本主宰东亚的大英帝国开始收缩防线，有意识的将统治重点放到新加坡以西的印度洋。因此，亚太开始成为美国和日本较量的舞台。讽刺的是，此一时期美日关系的发展更像是一种“依赖中的困境”。日本一心打造的亚太新格局根本无法实现日本经济的自给自足。日本本身资源匮乏，其工业生产所必需的石油、橡胶、金属等原料严重依赖海外进口，尤其是来自美国的石油。事实上，日本政客和军方高层对这种对美依赖是非常清楚地。但是这种认识非但没有促使日本政治家谨慎行事，反而刺激了日本通过战争夺取资源集中区的“决心”。对自身资源供应脆弱性的认识使日本当权者心中产生了一种扭曲的战略观。当然，这种扭曲的出现，既有日本自身决策体制不健全的原因、也离不开那个时代“丛林法则”式的思考方式。不论如何，日本构想中的独立的亚太政治经济体系从一开始就是缺乏现实支撑的。
日本战略构想的不切实际同样表现在外交领域。1939年德国闪击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的战火令以松冈洋右为代表的部分日本政客看到了机会，他们计划利用欧洲大战的契机来推动日本亚洲帝国的建立。表面上说，利用远方他国之间的矛盾来牟利在外交史上是司空见惯的事，但是松冈洋右的计划却存在很大的问题。首先，松冈洋右看到二战爆发之初德国在欧洲的势如破竹，预计德国将会迅速击败英法等殖民大国，日本可以借此顺利的将其影响力扩张到西方国家在东南亚的殖民地，实现其夺取资源集中区的目标，尽可能的摆脱对欧美国家的依赖。但是，这样的计划除了德国在欧洲的速胜之外，还有一个前提就是苏联和美国的中立。因此，在日本签署了三国轴心条约之后，又与斯大林签署了苏日中立条约，同时开始寻求与美国的和平谈判。恰在此时，日本外交计划的矛盾之处凸显了出来：德国虽然快速打败了法国，但是却没能令英国屈服。此时，德国要求日本在亚洲向英国殖民地发动进攻，挺进到新加坡，希望日本的军事行动可以牵制住美国和英国。但是如此一来，日本希望与美国保持和平的希望就会失败。1941年6月德国进攻苏联，日本内部再次出现了“北进还是南进”的争论。最终，在7月2日的会议上，日本确定了“一旦欧洲事态有利就北进”，同时南进东南亚“巩固生存和自卫基础”的战略方针——一个日本特色的混乱矛盾、缺乏明确目标的方针。
不幸的是，在日本外交战略陷入矛盾的同时，美国的外交战略也在发生着改变。经历了大萧条的洗礼、目睹了英法绥靖德国和苏德签署互不侵犯条约之后，美国逐渐明确了自身的外交方向——反对封闭的帝国建设、部分回归威尔逊主义、支持开放的和公平的世界经济秩序——这一方向的改变非常重要，直接影响了战后美日关系的重新界定。由此，日本的亚洲帝国构想成为美国反对的典型。我们所熟知的对日本的石油禁运就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的。美日实现和平的可能也逐渐消失殆尽。
罗斯福和丘吉尔签订的《大西洋宪章》成为美国世界构想的基石
随着战争胜利的天平转向同盟国，美国政治家和外交家们开始思考战后世界的样子。摆在美国面前最直接的问题有两个——什么样的安排可以避免世界陷入另一次大战、如何实现美国在战后世界中的利益最大化。为弄清楚这些问题的答案，美国政界、军界和学术界展开了广泛的研究和讨论。承接《大西洋宪章》的基本思想，美国确定了战后世界构想的整体思路，即建立一个这样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所有国家在经济领域进行充分的合作”。换句话说，战后世界的核心就是打破自大萧条以来形成的封闭式的“帝国模式”。虽然，罗斯福总统的世界观大部分继承自一战时的威尔逊总统，但是罗斯福对战后世界的勾画要比他的前辈更加现实和深入。他很清楚，战后的世界秩序是不可能单靠宣言就实现得了的，必须有国家站出来担任领导责任。在此基础上，罗斯福结合一战后的托管制度和二战中大同盟的经验，构想出了众所周知的“四大警察”设想。要想更好地理解战后美日关系的发展，有必要理解上述美国的战后世界观。
让我们把目光转向美国对日本的安排上。构思整体框架固然重要，但要想将它落实就必须更加细致的思考不同地区的现实。1943年美国战后政策委员会下属的安全技术委员会对战后日本的安排进行了广泛的讨论。该委员会主席格雷森·柯克提出了这样的观点——政治稳定与国际安全是互相依存的——该观点得到了普遍的认可。遵从这样的逻辑，美国官员们开始相信，日本内部依旧存在愿意采取对外合作的势力。因此，美国的对日政策的基本思路确定为采取措施打击日本的军国主义势力、支持日本愿意和平与合作的部分。战后保留日本天皇、审判战犯、重建日本经济等等措施的出发点都在这里。事实证明美国的政策前提是正确的。日本国内确实存在反对军部势力的文官集团。这些人比死硬的军方更加清楚的认识到日本力量的局限性，也更倾向于接受战败的可能。不过，如果我们简单地把他们看做与美国“一拍即合”那就有失偏颇了。以重光葵为代表，这部分日本政客选择经过苏联（苏联一直对日本保持中立）调停战争，甚至寄希望于苏联与英美决裂来坐收渔利。支持直接与英美谈判的日本官员还是少数，这再次证明了当时日本世界观的短视和战略思维的紊乱。不过，这些反军方势力的文官集团的存在，为后来的美日和解奠定了基础。
裕仁天皇巡视战后的日本
通过上文的梳理和分析，我们捋清了美日关系发展的脉络。接下来还有两个问题需要进一步讨论。
第一个问题是美国为什么要重建日本经济。普遍的认识是，美国出于冷战的需要，“放纵”日本发展经济。事实上这种认识只是原因之一。如何处置战败国的问题不仅在日本、早在一战结束之后就成了一个棘手的问题。一战后对德国的安排不当就是德国走上二战之路的导火索之一，因此，我们绝对不能如此情绪化的看待重建日本经济的问题。正如上文所述，国内政治稳定与国际安全是密不可分的，因此，必须要维持战败国人民基本的生活水平。如果始终压制日本经济的话，那么战胜国就必须承担“养活”几千万日本人的责任。这项任务的成本是巨大的，而且不会被国内舆论所接受。因此，必须恢复日本的经济发展。而为了恢复日本经济就必须将日本接纳进亚洲整体市场中来，同理也适用于德国。因此，重建日本经济并非完全出于美国的“私心”，这是构建战后和平的国际体系的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日本没有像德国那样被分区占领，而是被美国独占。一方面，单就美英苏三大国来说，在击败德国的过程中，三大国都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和牺牲。在斯大林的思维中，巨大的牺牲为苏联在处理战后欧洲问题上提供了巨大的话语权。同理也适用于日本。在太平洋战场上，美国也是如此。这一点是很好理解的。另一方面，很多分析认为，对于战后如何安排，美英苏三国可以被分为两大派：英国和苏联坚持的是欧洲传统的权力外交思路，坚持重建势力范围；美国则代表新的思维，坚持集体安全思路。这样的分析是有道理的，但同时也是为了论述方便而抽象化了的。实际上，美国虽然不赞成建立英国和苏联那样的传统势力范围，但是也认识到这种思维的现实可行性。例如，早在1944年，美国就已经开始考虑撤出东南亚战场，将印度支那的主导权逐步交回到英国法国等前殖民国家手中。在东欧问题上美国也是如此，虽然罗斯福坚决反对丘吉尔和斯大林签署的“百分比协定”，但是也不得不承认东欧主导权在苏联手中的事实。上文我们提到过，罗斯福的“四大警察”构想是集合了威尔逊主义和托管体制的产物。美国出于自身安全和利益的需要，也承认美国控制从阿留申群岛到西太平洋岛屿链的必要性。此外，在开罗会议上，同盟国已经确定了剥夺日本自一战以来侵略的领土，而在实际操作中将这一原则扩大到了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对日本的领土安排是得到各方共识的。
行文至此，我们梳理和分析了战后美日关系“化敌为友”的发展脉络。总的来说，战后美日关系的形成是建立在美国构建“开放的世界秩序”的整体框架之上的；是“以国内稳定来维护国际安全”的和平重建思路的体现；也是美国维持其主导地位的最有利选择。从事后来看，虽然战后日本与美国的关系和日本与亚洲其他国家的关系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这也是那个时代最现实最合理的选择。
参考文献：
1、《权力与文化》（日）入江昭
2、《宿命对决》（日）麻田贞雄
3、《世界政治中的美国战略》（美）尼古拉斯·斯皮克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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