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美日關係的發展，很多人有這樣的疑問：美國和日本在二戰中大打出手，為什麼戰後卻能結為盟友？當然，很多人簡單的將這一問題的答案歸結為“共同的利益”。但這樣籠統的回答無助於我們對美日關係和戰後亞太格局形成的研究——共同的利益是什麼，它又是如何引導曾經的對手重新走到一起的呢？這才是我們要去尋找的答案。本文即是以此入手，為讀者梳理戰後美日關係的形成脈絡，並嘗試探尋這一關係形成背後的邏輯。
對美日關係形成脈絡的梳理還要追溯到一戰結束後。1919年的巴黎和會奠定了一戰後世界格局的基礎。雖然凡爾賽體系被普遍認為是國際關係史上的一個典型的失敗案例。但他的失敗也並非“一蹴而就”。二十世紀20年代的大國關係呈現出一種相對樂觀的改善趨勢：在歐洲，通過道威斯計劃和楊格計劃的安排，德國的戰爭賠款問題得到部分解決、洛迦諾公約重新確定了德國與西歐國家之間的領土邊界。歐洲和平的曙光似乎出現了。在亞洲，1922年的華盛頓海軍會議確定了世界主要海軍強國的主力艦噸位，使日本、美國和英國在太平洋上的海軍力量實現了平衡——即使是非常不穩定的平衡。不論如何，當時的政治家完全有理由認為“和平能夠持續”。
但是，1929年的大蕭條徹底中斷了這難得的“改善”。從表面上看，大蕭條促使西方國家和日本走上了不同的道路：美國的羅斯福新政和德國日本的法西斯道路。但是從更深層次上看，大蕭條卻促使西方各國不約而同的開始了“封閉性的”地緣政治探索。德國地緣政治學家豪斯霍費爾提出的“四大泛區”構想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即使是美國也在探討建立封閉的西半球經濟體系的可能性。而日本的戰略觀念也是在這一時期改變的：建立一個以日本本土為核心、囊括東亞人口核心區和東南亞資源集中區的亞太帝國的構想開始出現。被後世熟知的“大亞洲主義”、“東亞新秩序”、“驅逐白人殖民統治”等口號其實就是這一戰略構想的宣傳標語。
大蕭條打破了一戰後的樂觀
一個合格的戰略構想離不開現實可行的支撐。一戰結束後，原本主宰東亞的大英帝國開始收縮防線，有意識的將統治重點放到新加坡以西的印度洋。因此，亞太開始成為美國和日本較量的舞臺。諷刺的是，此一時期美日關係的發展更像是一種“依賴中的困境”。日本一心打造的亞太新格局根本無法實現日本經濟的自給自足。日本本身資源匱乏，其工業生產所必需的石油、橡膠、金屬等原料嚴重依賴海外進口，尤其是來自美國的石油。事實上，日本政客和軍方高層對這種對美依賴是非常清楚地。但是這種認識非但沒有促使日本政治家謹慎行事，反而刺激了日本通過戰爭奪取資源集中區的“決心”。對自身資源供應脆弱性的認識使日本當權者心中產生了一種扭曲的戰略觀。當然，這種扭曲的出現，既有日本自身決策體制不健全的原因、也離不開那個時代“叢林法則”式的思考方式。不論如何，日本構想中的獨立的亞太政治經濟體系從一開始就是缺乏現實支撐的。
日本戰略構想的不切實際同樣表現在外交領域。1939年德國閃擊波蘭，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歐洲的戰火令以松岡洋右為代表的部分日本政客看到了機會，他們計劃利用歐洲大戰的契機來推動日本亞洲帝國的建立。表面上說，利用遠方他國之間的矛盾來牟利在外交史上是司空見慣的事，但是松岡洋右的計劃卻存在很大的問題。首先，松岡洋右看到二戰爆發之初德國在歐洲的勢如破竹，預計德國將會迅速擊敗英法等殖民大國，日本可以藉此順利的將其影響力擴張到西方國家在東南亞的殖民地，實現其奪取資源集中區的目標，儘可能的擺脫對歐美國家的依賴。但是，這樣的計劃除了德國在歐洲的速勝之外，還有一個前提就是蘇聯和美國的中立。因此，在日本簽署了三國軸心條約之後，又與斯大林簽署了蘇日中立條約，同時開始尋求與美國的和平談判。恰在此時，日本外交計劃的矛盾之處凸顯了出來：德國雖然快速打敗了法國，但是卻沒能令英國屈服。此時，德國要求日本在亞洲向英國殖民地發動進攻，挺進到新加坡，希望日本的軍事行動可以牽制住美國和英國。但是如此一來，日本希望與美國保持和平的希望就會失敗。1941年6月德國進攻蘇聯，日本內部再次出現了“北進還是南進”的爭論。最終，在7月2日的會議上，日本確定了“一旦歐洲事態有利就北進”，同時南進東南亞“鞏固生存和自衛基礎”的戰略方針——一個日本特色的混亂矛盾、缺乏明確目標的方針。
不幸的是，在日本外交戰略陷入矛盾的同時，美國的外交戰略也在發生著改變。經歷了大蕭條的洗禮、目睹了英法綏靖德國和蘇德簽署互不侵犯條約之後，美國逐漸明確了自身的外交方向——反對封閉的帝國建設、部分迴歸威爾遜主義、支持開放的和公平的世界經濟秩序——這一方向的改變非常重要，直接影響了戰後美日關係的重新界定。由此，日本的亞洲帝國構想成為美國反對的典型。我們所熟知的對日本的石油禁運就是建立在這樣的基礎之上的。美日實現和平的可能也逐漸消失殆盡。
羅斯福和丘吉爾簽訂的《大西洋憲章》成為美國世界構想的基石
隨著戰爭勝利的天平轉向同盟國，美國政治家和外交家們開始思考戰後世界的樣子。擺在美國面前最直接的問題有兩個——什麼樣的安排可以避免世界陷入另一次大戰、如何實現美國在戰後世界中的利益最大化。為弄清楚這些問題的答案，美國政界、軍界和學術界展開了廣泛的研究和討論。承接《大西洋憲章》的基本思想，美國確定了戰後世界構想的整體思路，即建立一個這樣的世界：在這個世界上“所有國家在經濟領域進行充分的合作”。換句話說，戰後世界的核心就是打破自大蕭條以來形成的封閉式的“帝國模式”。雖然，羅斯福總統的世界觀大部分繼承自一戰時的威爾遜總統，但是羅斯福對戰後世界的勾畫要比他的前輩更加現實和深入。他很清楚，戰後的世界秩序是不可能單靠宣言就實現得了的，必須有國家站出來擔任領導責任。在此基礎上，羅斯福結合一戰後的託管制度和二戰中大同盟的經驗，構想出了眾所周知的“四大警察”設想。要想更好地理解戰後美日關係的發展，有必要理解上述美國的戰後世界觀。
讓我們把目光轉向美國對日本的安排上。構思整體框架固然重要，但要想將它落實就必須更加細緻的思考不同地區的現實。1943年美國戰後政策委員會下屬的安全技術委員會對戰後日本的安排進行了廣泛的討論。該委員會主席格雷森·柯克提出了這樣的觀點——政治穩定與國際安全是互相依存的——該觀點得到了普遍的認可。遵從這樣的邏輯，美國官員們開始相信，日本內部依舊存在願意採取對外合作的勢力。因此，美國的對日政策的基本思路確定為採取措施打擊日本的軍國主義勢力、支持日本願意和平與合作的部分。戰後保留日本天皇、審判戰犯、重建日本經濟等等措施的出發點都在這裡。事實證明美國的政策前提是正確的。日本國內確實存在反對軍部勢力的文官集團。這些人比死硬的軍方更加清楚的認識到日本力量的侷限性，也更傾向於接受戰敗的可能。不過，如果我們簡單地把他們看做與美國“一拍即合”那就有失偏頗了。以重光葵為代表，這部分日本政客選擇經過蘇聯（蘇聯一直對日本保持中立）調停戰爭，甚至寄希望於蘇聯與英美決裂來坐收漁利。支持直接與英美談判的日本官員還是少數，這再次證明了當時日本世界觀的短視和戰略思維的紊亂。不過，這些反軍方勢力的文官集團的存在，為後來的美日和解奠定了基礎。
裕仁天皇巡視戰後的日本
通過上文的梳理和分析，我們捋清了美日關係發展的脈絡。接下來還有兩個問題需要進一步討論。
第一個問題是美國為什麼要重建日本經濟。普遍的認識是，美國出於冷戰的需要，“放縱”日本發展經濟。事實上這種認識只是原因之一。如何處置戰敗國的問題不僅在日本、早在一戰結束之後就成了一個棘手的問題。一戰後對德國的安排不當就是德國走上二戰之路的導火索之一，因此，我們絕對不能如此情緒化的看待重建日本經濟的問題。正如上文所述，國內政治穩定與國際安全是密不可分的，因此，必須要維持戰敗國人民基本的生活水平。如果始終壓制日本經濟的話，那麼戰勝國就必須承擔“養活”幾千萬日本人的責任。這項任務的成本是巨大的，而且不會被國內輿論所接受。因此，必須恢復日本的經濟發展。而為了恢復日本經濟就必須將日本接納進亞洲整體市場中來，同理也適用於德國。因此，重建日本經濟並非完全出於美國的“私心”，這是構建戰後和平的國際體系的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
第二個問題是為什麼日本沒有像德國那樣被分區佔領，而是被美國獨佔。一方面，單就美英蘇三大國來說，在擊敗德國的過程中，三大國都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和犧牲。在斯大林的思維中，巨大的犧牲為蘇聯在處理戰後歐洲問題上提供了巨大的話語權。同理也適用於日本。在太平洋戰場上，美國也是如此。這一點是很好理解的。另一方面，很多分析認為，對於戰後如何安排，美英蘇三國可以被分為兩大派：英國和蘇聯堅持的是歐洲傳統的權力外交思路，堅持重建勢力範圍；美國則代表新的思維，堅持集體安全思路。這樣的分析是有道理的，但同時也是為了論述方便而抽象化了的。實際上，美國雖然不贊成建立英國和蘇聯那樣的傳統勢力範圍，但是也認識到這種思維的現實可行性。例如，早在1944年，美國就已經開始考慮撤出東南亞戰場，將印度支那的主導權逐步交回到英國法國等前殖民國家手中。在東歐問題上美國也是如此，雖然羅斯福堅決反對丘吉爾和斯大林簽署的“百分比協定”，但是也不得不承認東歐主導權在蘇聯手中的事實。上文我們提到過，羅斯福的“四大警察”構想是集合了威爾遜主義和託管體制的產物。美國出於自身安全和利益的需要，也承認美國控制從阿留申群島到西太平洋島嶼鏈的必要性。此外，在開羅會議上，同盟國已經確定了剝奪日本自一戰以來侵略的領土，而在實際操作中將這一原則擴大到了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對日本的領土安排是得到各方共識的。
行文至此，我們梳理和分析了戰後美日關係“化敵為友”的發展脈絡。總的來說，戰後美日關係的形成是建立在美國構建“開放的世界秩序”的整體框架之上的；是“以國內穩定來維護國際安全”的和平重建思路的體現；也是美國維持其主導地位的最有利選擇。從事後來看，雖然戰後日本與美國的關係和日本與亞洲其他國家的關係有很多不盡如人意的地方，但這也是那個時代最現實最合理的選擇。
參考文獻：
1、《權力與文化》（日）入江昭
2、《宿命對決》（日）麻田貞雄
3、《世界政治中的美國戰略》（美）尼古拉斯·斯皮克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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