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馬案”發生在清朝同治九年七月二十六日（1870年8月22日），時任兩江總督（即今江蘇、安徽、江西、上海四省市的軍政最高領導）的馬新貽結束了當日的兵士檢閱，從射箭場打道回府。當他走到府衙門口的時候，早在路邊埋伏許久的一個人忽然衝出人群，徑直衝向馬新貽。這人一邊口呼冤枉，一邊拔出匕首，刺中了馬新貽的右肋。馬新貽當場嘔血仆地，第二日便一命嗚呼了。奇怪的是，這名兇手刺中馬新貽後不但不逃，反而大呼“刺客是我張文祥”，坐以待捕。
這是一樁真實的奇案——堂堂封疆大吏遇刺身亡，案件一發，朝野震動。刺客如何能輕易行刺得手？又是怎樣的深仇大恨讓他如此無所畏懼？這怪誕的案情讓慈禧太后也不禁驚問：“馬新貽此事豈不甚奇？”
但更奇的是兇手的供詞。兇手供出了三點作案動機：他的妻子和錢財被人霸佔，於是找到時任浙江巡撫的馬新貽攔轎喊冤，但馬新貽沒有受理，後來張文祥幾經輾轉雖要回了妻子卻失去了錢財，妻子一氣之下自殺了，他因此憎恨馬新貽；他的很多海盜朋友被馬新貽捕殺，他要為朋友報仇；馬新貽還查封了他的典當行生意，斷了他的生路。於是新仇舊恨交織，使他密謀兩年，最終找到機會刺殺了馬新貽。但這份荒唐的供詞自然無法令人相信，於是案件被一拖再拖，疑雲重重。
案件懸而未決，民間卻早已流言四起。相關的傳說千奇百怪，但主要的因果關係不外乎三種——復仇、情殺和政治謀殺。
首先是“復仇說”。傳說張文祥曾是一名捻軍（當時一支農民起義軍）的小頭目，在被清軍將領馬新貽打敗後，與結拜兄弟邱材青、龍啟雲在浙江沿海結寨。後來張文祥加入了太平軍，邱材青、龍啟雲留守石寨。結果石寨再次被馬新貽剿滅，張文祥的兩個兄弟被殺，他的妻子也被寨中的叛徒霸佔。被逼上絕路的張文祥誓報此仇。
其次是“情殺說”。相傳張文祥在做捻軍頭目時俘虜過清軍將領馬新貽。馬新貽趁機勸說張文祥投靠朝廷。張文祥被馬新貽的言語打動，於是叫上他的兩個兄弟——曹二虎和石錦標，與馬新貽四人一同結拜，投奔了清軍。此後，馬新貽的官運漸旺，卻見利忘義，疏遠兄弟，又因為看上了曹二虎美貌的妻子，竟將曹二虎設計殺死。於是，張文祥一怒之下為兄報仇。
最後是“政治謀殺說”，其中涉及“督撫不和說”和“湘軍示威說”。前者是猜測馬新貽與巡撫丁日昌不和，丁日昌派人將其刺殺。但更為可信的是後一種說法，曾國藩的湘軍在剿滅太平天國的過程中勢力壯大，朝廷於是派馬新貽（回族）作為兩江總督，一來鎮守，二來節制湘軍，並暗中徹查湘軍攻陷南京後太平天國鉅額庫銀的去向。而馬新貽到任的兩年中，對猖狂的湘軍進行了多次制裁，激起了湘軍的憤怒，於是，湘軍勢力“公然大膽”地策劃了“刺馬案”，給朝廷一個響亮的警告。
電影《投名狀》的劇情融合了三種猜測的合理成分，以“情殺說”為主線，“政治陰謀說”為真相，“復仇說”做點綴，把故事講得扣人心絃。而真實的案件本身由於涉及清廷、太平軍、湘軍、捻軍等眾多集團，牽扯到慈禧太后、曾國藩、丁日昌等重要人物，又包含造反、復仇、奪妻、滿漢爭權等諸多傳奇元素，涉案因素太廣，真相已難尋求。最終，轟動一時的“刺馬案”隨著主犯張文祥被“凌遲處死，剖心致祭”而草草結案。真相雖已湮沒，卻留給後人無限的想象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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