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魯士位於易北河之東。隨著19世紀的消逝——在這個世紀裡，法蘭克福一些思想混亂、性格怯懦的自由主義者曾經企圖在1848—1849年建立一個有點民主的、統一的德國，可惜失敗了——普魯士開始掌握德國的命運。
好幾個世紀以來， 這個日耳曼人的國家一直置身於德國曆史發展和文化的主流之外。它幾乎好像是個歷史的畸兒。
普魯士原來是易北河以東多沙的荒地上一個邊疆國家勃蘭登堡。這些荒地都是11世紀以後逐步從斯拉夫人手裡奪取過來的。
統治勃蘭登堡的是霍亨佐倫家族，他們不過是些軍事冒險家。在他們的統治下，斯拉夫人（其中主要是波蘭人）沿著波羅的海逐步往回退，敢於起來反抗的，不是被消滅了，就是成了無地的農奴。
德意志帝國法律原來禁止諸侯稱王，但是在1701年，皇帝默許了選侯腓德烈三世在柯尼斯堡加冕為普魯士境內的國王。
這時，普魯士已經靠自己的武功成了歐洲主要的軍事強國之一。它沒有其他國家那樣的富源。它的土地貧，缺乏礦藏。它的人口稀少。它沒有大城市，也沒有工業，文化很落後。
甚至貴族也很窮，無地農民的生活同牲口差不多。然而靠著堅毅的意志和組織的天才，霍亨佐倫王室終於建立了一個斯巴達式的軍事國家，它的軍隊，訓練有素，每戰必勝。
它總是同當時最強的國家結成暫時的同盟,運用這種權術外交不斷擴大自己的領土。
這樣就完全人為地出現了一個國家，它不是人民力量的產物，也不是一種思想（除非是征服思想）的產物，它所以能夠維持，是靠統治者的絕對權力，是靠一批忠實執行命令的思想編狹的官僚，是靠一支紀律嚴明的軍隊。
國家每年收入有2/3——有時多達5/6——花在軍隊上，軍隊在國王統率下成了國家本身。米拉波曾說，“普魯士不是一個有軍隊的國家，而是一支有國家的軍隊。”
用管理一個工廠那樣的效率和殘酷無情的方式統治的國家成了至高無上的一切；人民不過是一部大機器中的小齒輪。
不僅國王和領操的班長這樣教導個人，而且哲學家也這樣教導個人：他們在生活中要起的作用是順從、工作、犧牲、義務。甚至康德也宣傳，義務要求壓制人情，而普魯士詩人維利巴耳德·亞歷克西斯就歌頌人民在霍亨佐倫王室統治下受奴役。
在不喜歡這種情況的萊辛看來，“普魯士是歐洲最奴化的國家”。
在現代德國要起很重要的作用的容克地主也是普魯士的特有產物。正如他們所說，他們是一種主宰種族。他們佔據了從斯拉夫人手裡征服的土地，建立了大莊園，經營農業，在莊園裡幹活的就是這些斯拉夫人，後者成了同西方農奴完全不同的一種無地農奴。
普魯士的土地制度同西德及西歐的土地制度有著本質上的不同。
在西德或西歐，佔有大多數土地的貴族從農民那裡收取地租或者封建的貢品，農民雖然常常處於農奴的地位，但是仍舊享有一定的權利，可以——而且事實上也如此——逐步贖回土地和人身自由。
在西方，農民是社會中一個很可靠的部分；而地主，雖然有他們的種種缺點，在養尊處優的條件下，也慢慢有了一種教養，從而形成了一種文明的生活方式，這可以從他們優雅的舉止、思想和藝術中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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