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美國作家J.D.塞林格誕辰100週年，國內外出版社出了他的作品集套裝，紐約公共圖書館將在10月展出他的手稿、照片、個人物品和信件。他的兒子馬特·塞林格正在整理他留下的手稿。
主筆/薛巍
美國作家J.D. 塞林格（東方IC供圖）
塞林格後來寫了什麼
2008年，《每日電訊報》編輯薩姆·萊斯和他的友人選出了50部最佳的讓人狂熱崇拜的“邪典”圖書。這樣的書能改變讀者的一生，它代表一個人的身份認同和精神氣質，所以人們會“像皮夾克一樣把它穿在身上、像圖騰一樣把它們隨身帶著”，像尼采的《扎拉圖斯特拉如是說》、黑塞的《悉達多》、卡爾維諾的《在冬夜一個旅人》，以及塞林格的《麥田裡的守望者》。
2013年，美國作家大衛·希爾茲與夏恩·薩雷諾在《塞林格》一書中說：“《麥田裡的守望者》銷售突破6500萬冊，每年更以至少50萬本的數字累積中，是跨時代經典，也是屹立不搖的美國青少年圖騰。塞林格畢生著作不多，僅發表四部頁數偏低的小說，但這些作品對當代文壇的文化影響力與滲透力少有人能出其右。”《麥田裡的守望者》影響了後來美國年輕人的文化態度，從《畢業生》等影片中焦慮的呼喊，到60年代的社會動盪。
《麥田裡的守望者》出版於1951年，兩年後塞林格又出版了短篇小說集《九故事》，這個短篇小說集才是他真正的處女作，寫作時間更早，而且也是塞林格後來許多作品的模板。
今年元旦，在塞林格誕辰100週年紀念日，企鵝出版公司網站製作了一個測試，幫讀者確定自己應該從塞林格的哪本書讀起。測試的導語說：“我們大部分人都讀過或者聽說過《麥田裡的守望者》，但你是否知道，塞林格一生中只出版了四本書？對那些熱愛《麥田裡的守望者》並且想知道更多，或者那些從沒讀過塞林格作品的人，可以做一下測試，看看你該通過讀哪一本來紀念他誕辰100週年的紀念日。”
測試一共六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以下四個開頭中，哪一個最吸引你？第一個：“大約二十多年前，我們一大家子飽受流行性腮腺炎的折磨……”第二個：“賓館裡住了九十七個來自紐約的廣告商，長途電話線總被他們霸佔著……”第三個：“星期六的早晨晴空萬里，卻還是得穿大衣的天氣……這個週末耶魯有比賽。”最後一個是《麥田裡的守望者》著名的開頭：“你要是真的想聽我聊，首先想知道的，大概就是我在哪兒出生，我糟糕的童年是怎麼過來的，我爸媽在我出生前是幹嗎的，還有什麼大衛·科波菲爾故事式的屁話，可是說實話，那些我都不想說。”前三個依次是《抬高房梁，木匠們》《九故事》和《弗蘭妮》的開頭。你該先讀哪一本，決定性的因素也許是它們的主題：少年的焦慮、男性的精神健康、宗教和人生意義、人際關係。
J.D. 塞林格作品集
美國公共電視網（PBS）在2014年初播出了薩雷諾導演的紀錄片《塞林格》，是該公司“美國大師”系列的第200期。影片中說：“1951年，塞林格因為《麥田裡的守望者》而出名。這本書他寫了十年，征服了讀者，但譭譽參半。1953年，塞林格又出版了短篇小說集《九故事》。1961出版了《弗蘭妮和祖伊》，1963年出版了《木匠，把房梁抬高些》以及《西摩小傳》。《弗蘭妮和祖伊》記錄了弗蘭妮努力從無知走向啟蒙時精神崩潰的過程，以及她的哥哥祖伊如何試圖幫助她找到寧靜。《木匠，把房梁抬高些》中，巴蒂參加了西摩的婚禮，但西摩沒有出現，新娘一家質疑他的行為。《西摩小傳》也是用弟弟巴蒂的口吻寫的，是意識流式的對西摩的回憶。在名氣越來越大的時候，塞林格卻開始退出公眾的視線，移居到新罕布什爾州的一個小鎮。1965年之後，塞林格拒絕發表更多作品，雖然他每天都寫，直到2010年去世。”
塞林格近半個世紀都寫了什麼？他這些遺稿被整理出版後會給讀者帶來多大的驚喜？對此，美國評論家亞當·基爾希表示了懷疑。今年年初他寫了一篇文章，認為塞林格後來的創作“偏離了正軌”。他說：“塞林格在《麥田裡的守望者》之後的作品的問題在於，他無法成功地過渡到他認為是墮落的成年。所以塞林格的格拉斯一家的故事越來越多地圍繞其中年齡最大的西摩，《抓香蕉魚最好的日子》中描寫了他的自殺。西摩在31歲時自殺，給自己守住了年輕的尊嚴——他永遠都是一個聰明的孩子。《西摩小傳》可能是塞林格最差的短篇小說，因為堅持要把西摩描繪成比普通人更聰明、更深刻、更純真、更真誠，以致他跟其他人沒有任何共同之處，所以也就進入不了任何情節或者情境。他只能被談論，就像弟子談論導師。如果塞林格在他沉默的歲月一直在寫作，他寫的東西不可能是類似《九故事》中那些巧妙的故事或者像《麥田裡的守望者》那樣完美。他在《西摩小傳》中已經轉向了散漫的反小說，沒有情節或人物、高度的自我意識、沉溺於一些宗教觀念之中。如果他用這種風格寫小說，很難想象那會是非常吸引人的作品。”
如果塞林格按照他最後公開出版的作品的風格寫下去，宗教性會越來越強。希爾茲說，塞林格後來“與塵世漸行漸遠，戀棧愈來愈抽象的範疇，遁入吠檀多哲學，尋求宗教的撫慰：人非肉身，人非心智，棄絕富貴名望”。2008年，美國評論家哈羅德·布魯姆說：“（宗教）沉思是很有價值的存在和生存形式，但它沒有故事可講，塞林格的小說就終結了。”在他後期的小說中，“格拉斯兄妹作為個體，無法讓人記住。連可憐的西摩都只是一種類型的人，而不是他自身生動的意識。《西摩小傳》幾乎無法重讀，部分是因為講述者巴蒂永遠都不知道什麼時候該住嘴，而且誰受得了這種洋洋自得的宗教性？”
塞林格與菲茨傑拉德誰更偉大
1977年，理查德·耶茨說，他最敬佩的作家是塞林格。“從我開始，好幾代美國人都喜歡塞林格，因為他讓我們覺得跟他一樣有趣、睿智；我們一次次地發現我們想的是錯的，這讓我們付出很多代價，但我們總是可以在好好休息後回去重讀他，並且可能開始讀懂他。我從沒讀過像《麥田裡的守望者》那樣犀利、有趣、悲傷的青春小說。《九故事》中至少有五個都讓人感到驚奇，尤其是《康涅狄格州的威格利大叔》。”
美國小說家、評論家瑪麗·麥卡錫認為，塞林格繼承了海明威的衣缽。1962年，她在《哈珀斯》上發表了《塞林格的閉合迴路》一文，她說：“跟海明威一樣，塞林格用盟友和敵人這對範疇來看待世界。《麥田裡的守望者》跟海明威的作品一樣，以排斥的方案為基礎。人物被分為那些屬於這個俱樂部的和不屬於這個俱樂部的。所有人都被排斥在外，除了林·拉德納、托馬斯·哈代、蓋茨比、伊薩克·迪內森和霍爾頓的小妹妹菲比。在《麥田裡的守望者》出版十年後，塞林格又出版了《弗蘭妮和祖伊》。主題仍然是好人對抗愚蠢的虛假，好人仍然全是一家人。主角是七個孩子（兩個去世了）。在海明威的小說中，除了一系列喬裝打扮的海明威之外，沒有別人，但至少每本書裡只有一個海明威。而要面對塞林格筆下聰明、可愛又單純的七兄妹，就像注視一個可怕的納西索斯的水池（自戀的納西索斯在池邊顧影自憐）。”
更多評論家指出了塞林格與菲茨傑拉德的師承關係。英國作家伊恩·哈密爾頓在《尋找塞林格》一書中說，塞林格最敬佩的三位作家是舍伍德·安德森、林·拉德納和菲茨傑拉德。這三位作家在他心目中幾乎有著經典地位。開始寫作時，他認為自己是在追隨菲茨傑拉德的腳步，想實現菲茨傑拉德沒有做到的事情。他說：“1941年，塞林格覺得自己在做菲茨傑拉德要做的事情。菲茨傑拉德於一年前去世，他的傳奇在所有人心中仍非常鮮活。塞林格在書信中寫到他時總是很親切，《星期六晚郵報》支持了《了不起的蓋茨比》的創作這件事讓他受到鼓舞。後來他又譴責菲茨傑拉德跟這本雜誌的聯繫。但當時他相信，他作為菲茨傑拉德的繼承者，可以實現一種平衡：正直和商業之間的平衡。”菲茨傑拉德最後一篇小說只掙了2500美元，去世時只留下12000美元。
塞林格對菲茨傑拉德的作品很有共鳴。希爾茲說：“塞林格生來具有一種難以啟齒的缺陷，在心靈上形成畢生揮之不去的陰影。他大學中輟，是個善變的天子，如同菲茨傑拉德筆下自以為是的時尚少爺，堅決要成為大作家。”
2012年出版的《劍橋美國小說家指南》按照時間順序，依次介紹了30位美國小說家，第10章到第12章依次是菲茨傑拉德、海明威、福克納，第19章是塞林格，後面還有納博科夫、凱魯亞克、菲利普·羅斯等。在菲茨傑拉德那一章中，作者露絲·普利戈茲說，菲茨傑拉德是對塞林格影響最大的人。塞林格在1945年見過海明威，那是在美軍進入巴黎後不久。他從海明威的作品中得知，可以在麗茲酒店找到他，塞林格就給海明威寫了封信，問能不能去麗茲的酒吧見他。他知道菲茨傑拉德跟海明威不和，所以要小心地掩飾自己對菲茨傑拉德的敬仰要遠超對海明威、福克納和舍伍德·安德森的敬仰。“實際上，在塞林格看來，菲茨傑拉德跟上世紀的霍桑、梅爾維爾、馬克·吐溫、亨利·詹姆士一樣，是小說大師。《了不起的蓋茨比》很重要，部分原因是它已經進入了字典，‘gatsbyesque’（蓋茨比式的）表示擺脫底層階級的背景、實現一直等待著他們的可能性的慾望。這部小說每年都賣掉30多萬冊，但它剛出版時並沒有獲得預期的成功。”
菲茨傑拉德出生於1896年，經歷過世紀之交的變化：第一次世界大戰、20世紀20年代的繁榮、30年代的大蕭條。塞林格參加過第二次世界大戰，戰爭給他留下了心理創傷。兩位作家的作品表現了類似的主題。英國學者莎拉·格雷厄姆說：“塞林格通過一個尚未成年就變得厭倦、憤世嫉俗的主角，削弱了美國戰後的樂觀主義。他感覺到國家復甦之後的安逸和光亮都只是表象，成功的代價是順從主流的規範和焦慮的孤立，講述者代表對物質上的成功這一理想的挑戰。這表明塞林格文學上的另一個前輩是菲茨傑拉德，不僅因為《了不起的蓋茨比》（1925年）揭示了財富的隱憂，還因為《人間天堂》（1920年）中憤憤不平的年輕人艾默裡·布萊恩也經歷了類似的幻滅。”艾默裡·布萊恩外表俊美，家境富裕，充滿幻想，想出人頭地。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他離開校園奔赴軍營。戰爭期間他母親去世。戰後他回到紐約做生意，但投資失敗，最後破產。此時，心愛的姑娘嫁人了，一次次的打擊使他對人生厭惡到了極點。
青春小說的優缺點
去年，美國公共電視網“美國大閱讀”節目列出了100部小說，最後400萬人投票選出了美國人最喜歡的小說的排名，前三位是《殺死一隻知更鳥》、“外鄉人”系列、“哈利·波特”系列，《了不起的蓋茨比》排在第15位，《麥田裡的守望者》排在第30位——位於《1984》和《呼嘯山莊》之後，但比《戰爭與和平》（50位）和《百年孤獨》（54位）更靠前。
跟《麥田裡的守望者》相比，不僅普通讀者更喜歡《了不起的蓋茨比》，學者們也認為無論在內涵還是文字上都是《了不起的蓋茨比》更偉大。這部分是因為塞林格作品的主人公都是孩子。加拿大麥吉大學英語系教授克里·麥克斯韋尼在《重訪塞林格》一文中說，《麥田守望者》和《了不起的蓋茨比》的主題都是兩個世界的對比：一個是攻擊性的、自私、虛假的墮落的世界，另一個是脆弱的更高等的世界。後者用菲茨傑拉德的話來說，是“對生活的許諾更加敏感”的世界。兩位作者都被指責缺乏真正的社會設想來完成他們敏銳的社會記錄。有人說，塞林格像霍爾頓一樣，對他感受到的東西理解得很有限，菲茨傑拉德則是被他看到的東西蒙蔽了。他認為：“這種評論明顯對菲茨傑拉德不夠公平。《了不起的蓋茨比》中有真正的社會洞見，對它描寫的世界做了複雜的剖析和道德評判。因為它的視角是有識別能力的成年人的視角，而不是一個心煩意亂的少年的視角，它對低等世界和高等世界的探究就更加豐富、複雜。因此，《了不起的蓋茨比》比《麥田裡的守望者》更偉大。但二者只有程度而非類別上的差異。”
有些人認為，塞林格的小說不夠深刻。1959年，評論家喬治·斯坦納在《塞林格產業》一文中說：“研究生為了找新鮮的論文題目而去搞塞林格，無可厚非，但業已成家的學者論者，卻把塞林格捧得煞有介事，真像海上無鯨魚，捕鯨人開始用捕鯨的工具來捉小魚了。”他認為，塞林格、田納西·威廉斯這類作家的作品雖然現代，所表現的道德問題卻不迫切。
哈羅德·布魯姆稱讚塞林格從海明威和菲茨傑拉德那裡繼承了寫對話的能力，認為他筆下的霍爾頓和格拉斯兄妹有著高尚的靈性、不教條、沒有惡意，但他說，塞林格的《麥田裡的守望者》和《九故事》都只是“小型（minor）傑作”或“小型經典”。他說：“雖然塞林格跟海明威有個人交往，但他的作品源於菲茨傑拉德。霍爾頓和西摩顯然是蓋茨比型的空想家，霍爾頓第一人稱的敘事更多地歸功於蓋茨比故事的講述者尼克·卡拉威，而非馬克·吐溫筆下的哈克·費恩。但《麥田裡的守望者》在審美特質上沒有《了不起的蓋茨比》那麼高貴，《抓香蕉魚最好的日子》也經不起跟《重訪巴比倫》一起對照閱讀。這不是反對塞林格，而是指出他的限度；他的敘事藝術被籠罩在菲茨傑拉德的敘事藝術之下。缺乏原創性並不會淡化塞林格對年輕讀者的永恆吸引力。但重讀他的作品的體驗會受到人物缺乏生氣、敘述不夠自然的破壞……塞林格的寫作技巧值得讚賞，是《紐約客》式的時代風格。菲茨傑拉德的風格結合了康拉德式的道德強度和濟慈詩歌般的散文。閱讀塞林格我們能獲得一種更輕鬆的快感，他無法說服我們相信，讀他的作品能替代更困難、要求更高的文學快感。”
亞當·基爾希說，塞林格後來的隱居跟他作品的主題是很契合的，這樣，“塞林格就像彼得·潘一樣，永遠不會變老，至少是在公眾心中。他的小說也一樣。讀他的小說就像打開一枚時間膠囊，充滿著上世紀中期紐約的行為、慣用語和觀念。比如塞林格對神經官能症、疏離和無聊的興趣，這是他那個時代的標誌之一。他筆下的人物生活在精神分析和存在主義氛圍中；沉迷於本真的生存和如何抵制大眾文化的誘惑等問題。塞林格滿腔熱情、充滿同情地描寫了青春，以致他無法把他們當作虛構的對象扔掉。我們無法想象霍爾頓、西摩或它們的創作者有朝一日會厭倦、老去，再也無話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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