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美国作家J.D.塞林格诞辰100周年，国内外出版社出了他的作品集套装，纽约公共图书馆将在10月展出他的手稿、照片、个人物品和信件。他的儿子马特·塞林格正在整理他留下的手稿。
主笔/薛巍
美国作家J.D. 塞林格（东方IC供图）
塞林格后来写了什么
2008年，《每日电讯报》编辑萨姆·莱斯和他的友人选出了50部最佳的让人狂热崇拜的“邪典”图书。这样的书能改变读者的一生，它代表一个人的身份认同和精神气质，所以人们会“像皮夹克一样把它穿在身上、像图腾一样把它们随身带着”，像尼采的《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黑塞的《悉达多》、卡尔维诺的《在冬夜一个旅人》，以及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
2013年，美国作家大卫·希尔兹与夏恩·萨雷诺在《塞林格》一书中说：“《麦田里的守望者》销售突破6500万册，每年更以至少50万本的数字累积中，是跨时代经典，也是屹立不摇的美国青少年图腾。塞林格毕生著作不多，仅发表四部页数偏低的小说，但这些作品对当代文坛的文化影响力与渗透力少有人能出其右。”《麦田里的守望者》影响了后来美国年轻人的文化态度，从《毕业生》等影片中焦虑的呼喊，到60年代的社会动荡。
《麦田里的守望者》出版于1951年，两年后塞林格又出版了短篇小说集《九故事》，这个短篇小说集才是他真正的处女作，写作时间更早，而且也是塞林格后来许多作品的模板。
今年元旦，在塞林格诞辰100周年纪念日，企鹅出版公司网站制作了一个测试，帮读者确定自己应该从塞林格的哪本书读起。测试的导语说：“我们大部分人都读过或者听说过《麦田里的守望者》，但你是否知道，塞林格一生中只出版了四本书？对那些热爱《麦田里的守望者》并且想知道更多，或者那些从没读过塞林格作品的人，可以做一下测试，看看你该通过读哪一本来纪念他诞辰100周年的纪念日。”
测试一共六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以下四个开头中，哪一个最吸引你？第一个：“大约二十多年前，我们一大家子饱受流行性腮腺炎的折磨……”第二个：“宾馆里住了九十七个来自纽约的广告商，长途电话线总被他们霸占着……”第三个：“星期六的早晨晴空万里，却还是得穿大衣的天气……这个周末耶鲁有比赛。”最后一个是《麦田里的守望者》著名的开头：“你要是真的想听我聊，首先想知道的，大概就是我在哪儿出生，我糟糕的童年是怎么过来的，我爸妈在我出生前是干吗的，还有什么大卫·科波菲尔故事式的屁话，可是说实话，那些我都不想说。”前三个依次是《抬高房梁，木匠们》《九故事》和《弗兰妮》的开头。你该先读哪一本，决定性的因素也许是它们的主题：少年的焦虑、男性的精神健康、宗教和人生意义、人际关系。
J.D. 塞林格作品集
美国公共电视网（PBS）在2014年初播出了萨雷诺导演的纪录片《塞林格》，是该公司“美国大师”系列的第200期。影片中说：“1951年，塞林格因为《麦田里的守望者》而出名。这本书他写了十年，征服了读者，但毁誉参半。1953年，塞林格又出版了短篇小说集《九故事》。1961出版了《弗兰妮和祖伊》，1963年出版了《木匠，把房梁抬高些》以及《西摩小传》。《弗兰妮和祖伊》记录了弗兰妮努力从无知走向启蒙时精神崩溃的过程，以及她的哥哥祖伊如何试图帮助她找到宁静。《木匠，把房梁抬高些》中，巴蒂参加了西摩的婚礼，但西摩没有出现，新娘一家质疑他的行为。《西摩小传》也是用弟弟巴蒂的口吻写的，是意识流式的对西摩的回忆。在名气越来越大的时候，塞林格却开始退出公众的视线，移居到新罕布什尔州的一个小镇。1965年之后，塞林格拒绝发表更多作品，虽然他每天都写，直到2010年去世。”
塞林格近半个世纪都写了什么？他这些遗稿被整理出版后会给读者带来多大的惊喜？对此，美国评论家亚当·基尔希表示了怀疑。今年年初他写了一篇文章，认为塞林格后来的创作“偏离了正轨”。他说：“塞林格在《麦田里的守望者》之后的作品的问题在于，他无法成功地过渡到他认为是堕落的成年。所以塞林格的格拉斯一家的故事越来越多地围绕其中年龄最大的西摩，《抓香蕉鱼最好的日子》中描写了他的自杀。西摩在31岁时自杀，给自己守住了年轻的尊严——他永远都是一个聪明的孩子。《西摩小传》可能是塞林格最差的短篇小说，因为坚持要把西摩描绘成比普通人更聪明、更深刻、更纯真、更真诚，以致他跟其他人没有任何共同之处，所以也就进入不了任何情节或者情境。他只能被谈论，就像弟子谈论导师。如果塞林格在他沉默的岁月一直在写作，他写的东西不可能是类似《九故事》中那些巧妙的故事或者像《麦田里的守望者》那样完美。他在《西摩小传》中已经转向了散漫的反小说，没有情节或人物、高度的自我意识、沉溺于一些宗教观念之中。如果他用这种风格写小说，很难想象那会是非常吸引人的作品。”
如果塞林格按照他最后公开出版的作品的风格写下去，宗教性会越来越强。希尔兹说，塞林格后来“与尘世渐行渐远，恋栈愈来愈抽象的范畴，遁入吠檀多哲学，寻求宗教的抚慰：人非肉身，人非心智，弃绝富贵名望”。2008年，美国评论家哈罗德·布鲁姆说：“（宗教）沉思是很有价值的存在和生存形式，但它没有故事可讲，塞林格的小说就终结了。”在他后期的小说中，“格拉斯兄妹作为个体，无法让人记住。连可怜的西摩都只是一种类型的人，而不是他自身生动的意识。《西摩小传》几乎无法重读，部分是因为讲述者巴蒂永远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该住嘴，而且谁受得了这种洋洋自得的宗教性？”
塞林格与菲茨杰拉德谁更伟大
1977年，理查德·耶茨说，他最敬佩的作家是塞林格。“从我开始，好几代美国人都喜欢塞林格，因为他让我们觉得跟他一样有趣、睿智；我们一次次地发现我们想的是错的，这让我们付出很多代价，但我们总是可以在好好休息后回去重读他，并且可能开始读懂他。我从没读过像《麦田里的守望者》那样犀利、有趣、悲伤的青春小说。《九故事》中至少有五个都让人感到惊奇，尤其是《康涅狄格州的威格利大叔》。”
美国小说家、评论家玛丽·麦卡锡认为，塞林格继承了海明威的衣钵。1962年，她在《哈珀斯》上发表了《塞林格的闭合回路》一文，她说：“跟海明威一样，塞林格用盟友和敌人这对范畴来看待世界。《麦田里的守望者》跟海明威的作品一样，以排斥的方案为基础。人物被分为那些属于这个俱乐部的和不属于这个俱乐部的。所有人都被排斥在外，除了林·拉德纳、托马斯·哈代、盖茨比、伊萨克·迪内森和霍尔顿的小妹妹菲比。在《麦田里的守望者》出版十年后，塞林格又出版了《弗兰妮和祖伊》。主题仍然是好人对抗愚蠢的虚假，好人仍然全是一家人。主角是七个孩子（两个去世了）。在海明威的小说中，除了一系列乔装打扮的海明威之外，没有别人，但至少每本书里只有一个海明威。而要面对塞林格笔下聪明、可爱又单纯的七兄妹，就像注视一个可怕的纳西索斯的水池（自恋的纳西索斯在池边顾影自怜）。”
更多评论家指出了塞林格与菲茨杰拉德的师承关系。英国作家伊恩·哈密尔顿在《寻找塞林格》一书中说，塞林格最敬佩的三位作家是舍伍德·安德森、林·拉德纳和菲茨杰拉德。这三位作家在他心目中几乎有着经典地位。开始写作时，他认为自己是在追随菲茨杰拉德的脚步，想实现菲茨杰拉德没有做到的事情。他说：“1941年，塞林格觉得自己在做菲茨杰拉德要做的事情。菲茨杰拉德于一年前去世，他的传奇在所有人心中仍非常鲜活。塞林格在书信中写到他时总是很亲切，《星期六晚邮报》支持了《了不起的盖茨比》的创作这件事让他受到鼓舞。后来他又谴责菲茨杰拉德跟这本杂志的联系。但当时他相信，他作为菲茨杰拉德的继承者，可以实现一种平衡：正直和商业之间的平衡。”菲茨杰拉德最后一篇小说只挣了2500美元，去世时只留下12000美元。
塞林格对菲茨杰拉德的作品很有共鸣。希尔兹说：“塞林格生来具有一种难以启齿的缺陷，在心灵上形成毕生挥之不去的阴影。他大学中辍，是个善变的天子，如同菲茨杰拉德笔下自以为是的时尚少爷，坚决要成为大作家。”
2012年出版的《剑桥美国小说家指南》按照时间顺序，依次介绍了30位美国小说家，第10章到第12章依次是菲茨杰拉德、海明威、福克纳，第19章是塞林格，后面还有纳博科夫、凯鲁亚克、菲利普·罗斯等。在菲茨杰拉德那一章中，作者露丝·普利戈兹说，菲茨杰拉德是对塞林格影响最大的人。塞林格在1945年见过海明威，那是在美军进入巴黎后不久。他从海明威的作品中得知，可以在丽兹酒店找到他，塞林格就给海明威写了封信，问能不能去丽兹的酒吧见他。他知道菲茨杰拉德跟海明威不和，所以要小心地掩饰自己对菲茨杰拉德的敬仰要远超对海明威、福克纳和舍伍德·安德森的敬仰。“实际上，在塞林格看来，菲茨杰拉德跟上世纪的霍桑、梅尔维尔、马克·吐温、亨利·詹姆士一样，是小说大师。《了不起的盖茨比》很重要，部分原因是它已经进入了字典，‘gatsbyesque’（盖茨比式的）表示摆脱底层阶级的背景、实现一直等待着他们的可能性的欲望。这部小说每年都卖掉30多万册，但它刚出版时并没有获得预期的成功。”
菲茨杰拉德出生于1896年，经历过世纪之交的变化：第一次世界大战、20世纪20年代的繁荣、30年代的大萧条。塞林格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争给他留下了心理创伤。两位作家的作品表现了类似的主题。英国学者莎拉·格雷厄姆说：“塞林格通过一个尚未成年就变得厌倦、愤世嫉俗的主角，削弱了美国战后的乐观主义。他感觉到国家复苏之后的安逸和光亮都只是表象，成功的代价是顺从主流的规范和焦虑的孤立，讲述者代表对物质上的成功这一理想的挑战。这表明塞林格文学上的另一个前辈是菲茨杰拉德，不仅因为《了不起的盖茨比》（1925年）揭示了财富的隐忧，还因为《人间天堂》（1920年）中愤愤不平的年轻人艾默里·布莱恩也经历了类似的幻灭。”艾默里·布莱恩外表俊美，家境富裕，充满幻想，想出人头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离开校园奔赴军营。战争期间他母亲去世。战后他回到纽约做生意，但投资失败，最后破产。此时，心爱的姑娘嫁人了，一次次的打击使他对人生厌恶到了极点。
青春小说的优缺点
去年，美国公共电视网“美国大阅读”节目列出了100部小说，最后400万人投票选出了美国人最喜欢的小说的排名，前三位是《杀死一只知更鸟》、“外乡人”系列、“哈利·波特”系列，《了不起的盖茨比》排在第15位，《麦田里的守望者》排在第30位——位于《1984》和《呼啸山庄》之后，但比《战争与和平》（50位）和《百年孤独》（54位）更靠前。
跟《麦田里的守望者》相比，不仅普通读者更喜欢《了不起的盖茨比》，学者们也认为无论在内涵还是文字上都是《了不起的盖茨比》更伟大。这部分是因为塞林格作品的主人公都是孩子。加拿大麦吉大学英语系教授克里·麦克斯韦尼在《重访塞林格》一文中说，《麦田守望者》和《了不起的盖茨比》的主题都是两个世界的对比：一个是攻击性的、自私、虚假的堕落的世界，另一个是脆弱的更高等的世界。后者用菲茨杰拉德的话来说，是“对生活的许诺更加敏感”的世界。两位作者都被指责缺乏真正的社会设想来完成他们敏锐的社会记录。有人说，塞林格像霍尔顿一样，对他感受到的东西理解得很有限，菲茨杰拉德则是被他看到的东西蒙蔽了。他认为：“这种评论明显对菲茨杰拉德不够公平。《了不起的盖茨比》中有真正的社会洞见，对它描写的世界做了复杂的剖析和道德评判。因为它的视角是有识别能力的成年人的视角，而不是一个心烦意乱的少年的视角，它对低等世界和高等世界的探究就更加丰富、复杂。因此，《了不起的盖茨比》比《麦田里的守望者》更伟大。但二者只有程度而非类别上的差异。”
有些人认为，塞林格的小说不够深刻。1959年，评论家乔治·斯坦纳在《塞林格产业》一文中说：“研究生为了找新鲜的论文题目而去搞塞林格，无可厚非，但业已成家的学者论者，却把塞林格捧得煞有介事，真像海上无鲸鱼，捕鲸人开始用捕鲸的工具来捉小鱼了。”他认为，塞林格、田纳西·威廉斯这类作家的作品虽然现代，所表现的道德问题却不迫切。
哈罗德·布鲁姆称赞塞林格从海明威和菲茨杰拉德那里继承了写对话的能力，认为他笔下的霍尔顿和格拉斯兄妹有着高尚的灵性、不教条、没有恶意，但他说，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和《九故事》都只是“小型（minor）杰作”或“小型经典”。他说：“虽然塞林格跟海明威有个人交往，但他的作品源于菲茨杰拉德。霍尔顿和西摩显然是盖茨比型的空想家，霍尔顿第一人称的叙事更多地归功于盖茨比故事的讲述者尼克·卡拉威，而非马克·吐温笔下的哈克·费恩。但《麦田里的守望者》在审美特质上没有《了不起的盖茨比》那么高贵，《抓香蕉鱼最好的日子》也经不起跟《重访巴比伦》一起对照阅读。这不是反对塞林格，而是指出他的限度；他的叙事艺术被笼罩在菲茨杰拉德的叙事艺术之下。缺乏原创性并不会淡化塞林格对年轻读者的永恒吸引力。但重读他的作品的体验会受到人物缺乏生气、叙述不够自然的破坏……塞林格的写作技巧值得赞赏，是《纽约客》式的时代风格。菲茨杰拉德的风格结合了康拉德式的道德强度和济慈诗歌般的散文。阅读塞林格我们能获得一种更轻松的快感，他无法说服我们相信，读他的作品能替代更困难、要求更高的文学快感。”
亚当·基尔希说，塞林格后来的隐居跟他作品的主题是很契合的，这样，“塞林格就像彼得·潘一样，永远不会变老，至少是在公众心中。他的小说也一样。读他的小说就像打开一枚时间胶囊，充满着上世纪中期纽约的行为、惯用语和观念。比如塞林格对神经官能症、疏离和无聊的兴趣，这是他那个时代的标志之一。他笔下的人物生活在精神分析和存在主义氛围中；沉迷于本真的生存和如何抵制大众文化的诱惑等问题。塞林格满腔热情、充满同情地描写了青春，以致他无法把他们当作虚构的对象扔掉。我们无法想象霍尔顿、西摩或它们的创作者有朝一日会厌倦、老去，再也无话可说”。
閱讀更多 三聯生活週刊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