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13 三枚仇池“封印”

​甘肅省博物館珍藏著西和縣省級文物保護單位“仇池故國遺址”出土的三枚金質封印，屬國家一級文物。　　

​​三枚封印的出土時間及收藏時間先後為1948年至1991年期間。其中，“晉歸義氐王”和“晉歸義羌候”兩枚封印是於1962年收藏的，當時，正處於國家三年困難時期，西高山公社馬蓮大隊草壩生產隊的一尹姓農民（已去世）因生活困難，將自己收藏的兩枚金質印作為黃金出售給西和縣人民銀行，經鑑定稱重，每件作價120元人民幣由人行收購。是年，省人民銀行負責人（錢幣收藏愛好者）來西和檢查工作，離縣時，順車解送縣行庫存的金銀器具，交省行回爐成形上交國庫，移交時，發現了兩枚金印，省行負責人當即認定這不是一般的金器，有著重要的文物價值。
​回蘭州後，省行領導邀請文物專家進行鑑定，經研究考證，一致認為是具有重要歷史及文物價值的兩枚金質封印，遂移交甘肅省博物館珍藏。另一枚“魏歸義氐候”印是1991年國家海關部門在查獲的一批走私文物中收繳的。這批走私文物經文物部門組織專家考證，確認金印為甘肅省西和縣出土文物，即移交甘肅省博物館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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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枚金印基本呈方形，重量大致接近。“魏歸義氐王”印，尺寸為2.2cm×2.2cm×3cm，重量為153g，三國魏。方形，羊鈕。鑿白文篆書“魏歸義氐王”五字，分列三行，“魏”字獨居一行；“晉歸義氐王”印，尺寸為2.3cm×2.3cm×3cm,重量為153g，西晉。方形，駝鈕（有專家認定為羊鈕，待考）。鑿白文篆書“晉歸義氐王”五字，分列三行，“晉”字獨居一行；“晉歸義羌候”印，尺寸為2.3cm×2.3cm×3cm，重量161g，西晉。方形，駝鈕（有專家認定為羊鈕，待考）。鑿白文篆書“晉歸義羌候”五字，分列三行，“晉”字獨居一行。　　三枚封印不但是研究魏晉時期甘肅地區少數民族社會組織的實物依據，同時有力地說明了氐、羌各族很早就是我國多民族大家庭中的重要成員。　
​　氐、羌民族是中華民族最古老的民族群體，是一群人數眾多、遷徙分佈範圍廣、且影響深遠的民族，是構成中華民族的重要支幹。她的繁衍生息、不斷髮展壯大以及和各民族之間的相互融合，為建立長達300多年曆史的仇池政權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魏略·西戎傳》曰：“氐人有王，所以來久矣。自漢開益州，置武都郡……”氐人“稱盤瓠之後，或號曰青氐，或號曰白氐，或號曰蚺氐……其自號曰盍稚，各有王侯，多受中國封拜。”羌族，被譽為“雲朵上的民族”。早在甲骨文中已有“羌方”、“羌”、“多羌”的文字記載，足可說明羌族起源早在商之前。楊氏氐族憑藉仇池天險，在東漢末年和南北朝時期的軍閥混戰中，開創了立國時間比唐、宋、清還要長的歷史。到了楊騰孫子楊千萬時期，仇池楊氏已經號稱擁有千萬之眾。要知道當時全中國的人口還不足兩千萬。仇池國的疆域在鼎盛時曾擴展至陝西、甘肅、四川邊境地區。前秦符堅時，部落已遍及前秦所屬的各地。楊氏氐族以擁有的實力和佔據的戰略位置，在當時是一股不可輕視的力量。因此，曹操與劉備爭奪漢中時，專門派員封楊千萬為“百頃王”。劉備佔據漢中之後，楊千萬審時度勢，又即刻投奔鎮守陽平關的馬超。這充分體現了仇池政權為能在大國夾縫中求生存而在政治上採取的靈活的對外方略。　　楊氏政權真正以國家形態正式出現在中國政治舞臺，是在公元296年。這一年，楊茂搜為避齊萬年之亂，率部族4000餘家，由略陽還居仇池故地，建立了仇池國（前仇池國）。此後，氐人楊氏建立的仇池國隨著中原政治大潮歷經多次大起大落。在戰亂頻繁之際，仇池國是各強國“遠交”的對象，前秦皇帝符堅、北魏主拓跋燾紛紛將女兒遠嫁仇池，以尋求政治聯姻。一旦諸國安定，國力強盛，仇池國便在重兵壓境之下，頻遭血光之災。和仇池國並存的魏晉等諸多政權，無論對仇池國採取何種交伐手段，其實質都是統治階級為了鞏固政權，減少邊疆及少數民族政權對自己的威脅和襲擾。　　氐、羌是中華民族的大族，由於長期與漢族雜居，受漢文化的影響，過著定居的農耕生活，經濟發達，文明程度也比其他少數民族要高。其社會組織一般可分為兩類：一種是保留其部落組織，仍有自己的酋長，但卻受地方的管理，或派員監督；另一種是雖在名義上保留其部落組織，但同時直接聽候地方官的調遣。氐、羌族的這兩種社會組織，也就是常說的“遠夷”與“近夷”之分。“近夷”也就是“編戶”，他們與漢民一樣交租、納稅、服役，聽候地方官的直接派遣，其酋長所授官職與漢民族大致相同，而不再用“歸義”等用詞。因此“歸義”一詞僅用於“遠夷”或非“編戶”酋長。　　仇池故國遺址出土的三枚封印都有“歸義”一詞，封印質地均為黃金鑄成，這在全國出土文物中並不多見。三國魏時，未用“歸義”一詞的金印有：“關中侯印”，現藏河南省博物館。“平東將軍章”，現藏中國歷史博物館。西晉時有“關中侯印”，現藏湖南省博物館。十六國北燕，有“范陽公章”金印，現藏遼寧省博物館。有“歸義”一詞的金質封印僅有：“晉歸義氐王”印（重量比西和出土的同名金印少64.5g），現藏上海博物館。“晉鮮卑歸義侯”、“晉烏丸歸義侯”兩枚金印，現藏內蒙古自治區博物館。上世紀40年代，甘肅省靖遠縣大蘆鄉農民宋廷魁在砂河挖河沙時發現一金印，駝鈕，金質。陽文篆書，上刻“晉歸義羌王”，現藏陝西省博物館。其它的諸如“晉率善氐邑長”、“晉鮮卑率善中郎將”、“晉率善羌邑長”等均為銅印，極個別有銀質印。除此之外，就只有“仇池故國遺址”出土的魏、晉時期的金質封印。從這些出土文物可以看出，唯有使用“歸義”、並分封為“侯”或“王”的封印才是金質。尤其自仇池政權所轄區域出土的封印比其它封印的規格要大一些，可見生活在仇池地區的氐、羌民族及存在政權在當時統治階級眼中有著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歸義”一詞最早見於《史記》。《滑稽列傳》有“遠方當來歸義”一說，亦見於漢印：“漢匈奴歸義親漢長”、“漢歸義羌伯長”、“漢歸義胡師長”等，這些做法同樣是體現統治階級對各少數民族所施行的安撫懷柔政策，並以此建立鞏固政權的長效機制。　　查閱楊氏氐族政權300多年的興衰歷史，“魏歸義氐候”印應是曹魏政權賜予隴南一帶氐族酋長的。《宋書·卷九十八·氐胡傳》曰：“略陽清水氐楊氏，秦漢以來，世居隴右為豪族。漢獻帝建安中，有楊騰者，為部落大帥，騰子駒，勇健多計略，始徙居仇池。仇池地方百頃，因以百頃為號。……駒後有名千萬者，魏拜為百頃氐王。”此時期的楊氏部落是一支強大的政治部族，統治階級給予較豐厚的政治待遇是必然的。帶有“歸義”一詞的漢、晉封印雖少，全國尚有七、八枚，但帶有“歸義”一詞的魏印卻很少見到。僅此可以初步判定“魏歸義氐候”印的賜予時間約在建安中公元208年至210年間。“晉歸義氐王”、“晉歸義羌候”印應當是武帝到晉惠帝之數十年間賜予隴南一帶的羌、氐族酋長的，甘肅省博物館資深專家認為：一、武帝時才正式改魏為晉，代替了曹氏政權，既然印面銘文為“晉歸義”，但斷代當在武帝時或稍後；二、惠帝元康六年，齊萬年民眾反抗晉王朝，發生戰亂，楊茂搜率四千家還保仇池，得到了氐、羌、漢各族的擁護。齊萬年舉行的大起義波及陝、甘、川部分地區，起義失敗。為了“馴服”各族人民，不致再“聚眾叛亂”，即連西和、禮縣以及陝、甘、川邊境之羌、氐居民也由原來的“遠夷”而變為“近夷”了，此後隴南各族酋長不再用“歸義”一詞；三、晉孝懷帝司馬熾以後，晉下權逐漸衰落，其實際控制的地區也越來越小，不論“遠夷”或是“近夷”，皆逐漸脫離中央控制。中央集團也由於統治集團內部爭名奪利，相互傾軋，國力衰微，無力顧及，而一般酋長也不願意或沒必要再接受晉的封號。所以後兩枚晉的封印應當是惠帝以前所賜給的。　　通過三枚封印研究探索仇池故國曆史，可以說有著深遠的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歷史意義在於：一是更深入地瞭解了曾影響中華大地近400年氐族楊氏政權自強不息、不屈不撓的光輝歷史。二是楊氏政權與其它政權在頻繁的交往和戰爭中，雖然遭受了戰亂的嚴重破壞，但更重要的是促進了氐、羌和漢民族的大融合，加快了經濟發展的進程，而且實現了西和乃至其它大片地區社會的封建化，在隴南歷史上有著極為重要的作用和地位。三是氐、羌民族和北方其它民族一樣，最早都是以遊牧為主要生產、生活方式，後經歷先秦很長時間的遷徙和分化，和華夏民族逐漸融合。從先秦到曹魏，氐、羌等少數民族政權一直與中原統治階級處於相互攻伐的軍事狀態，在長期的軍事鬥爭中，氐、羌少數民族逐漸發展壯大，它成為中央政權不可忽視的政治力量。氐、羌民族和漢民族的大融合以及長時期進行的軍事鬥爭，在甘肅、陝西、四川邊境，留下了很多氐、羌民族遺址和民族遺風，諸如：秦西垂陵墓遺址、仇池故國遺址、西和禮縣的乞巧、說春、婚喪嫁娶習俗、文縣鐵樓鄉白馬藏族風情（自稱是古白馬氐人的後裔）、宕昌遺存的板屋和羌樓、陝南民間舞蹈中的氐羌文化印記、被譽為“中國活化石”的四川茂縣汶川古羌碉堡和風情濃郁的羌寨等等，所有這些都為我們研究氐、羌民族源遠流長的歷史，提供了博大的探索空間，也為開發旅遊資源和旅遊產業提供了獨特豐厚的歷史文化依據。　　現實意義在於：一是文化遺產的研究保護成為提高地方經濟政治文化影響力的又一重要手段。對仇池故國曆史的研究及三枚“封印”的進一步探究，對物質文化遺產和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發掘都具有重要價值和意義；二是“封印”承載著西和人民開發開放發展的重任，擔當起“文化使者”的重任。縣委、政府為了進一步促進縣域經濟的發展，於2006年8月在城效晚霞湖舉辦“西和縣首屆仇池山歌文化藝術節”。藝術節籌辦期間，討論藝術節紀念品的製作，筆者提出仿製西和出土文物“晉歸義羌侯”金印，理由是仿製成本低，其仿製品既有收藏價值又有欣賞價值，還能展示我縣的歷史文化。這個意見當即得到縣委、政府主要領導的肯定，並將製作任務交給筆者負責完成。當仿製品贈予參加藝術節的各級領導、專家、學者時，引起了大家對仇池故國、仇池封印極大的興趣和關注。之後，仿製金印成為饋贈重要貴賓的紀念品。在上世紀九十年代至本世紀初，三枚金印及長道鎮寧家莊遺址出土的彩陶“權杖頭”遠渡重洋，先後到亞洲、歐洲、北美洲等十多個國家和地區參加國家文物局組織的中國文物展覽，受到眾多歷史學家和文物愛好者的青睞。同時，參加展出的文物收藏單位還收到些許展出費，我縣博物館參加展出的“權杖頭”也收到了微薄的收益，雖然金額不多，但畢竟是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開始取得收穫的開端。　　時代發展到今天，文化發揮的作用及影響力越來越強大。重視、研究、保護、開發、傳承地方文化已成為全社會的共同責任，我們有申報乞巧節作為“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項目”成功先例，仇池故國遺址、仇池國曆史、仇池氐羌民族演化等課題，也將愈來愈引起學者及專家的重視。筆者謹以多年博物館工作經歷及對仇池金印的粗淺認識，總結了以上文字，願此文僅起拋磚引玉之用，真正引起對仇池歷史有精深研究的專家關注，並期待大家勘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