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罗贯中
罗贯中在《三国演义》开头写的这句话，可以说是对整个中国历史最简单而又最精辟的概括了，周分诸侯归于秦，汉分三国归于晋，五胡十六国后归于隋，唐末割据归于宋，元末纷乱又归于明……
不停地改朝换代，正是中国历史最大的特点，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就是频繁的农民起义，陈胜吴广起义、黄巾起义、赤眉军、黄巢起义、红巾军、李自成、太平天国……平均每隔百十年，华夏大地上都会出现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打破现有的社会结构、重新调整生产关系，从而推着历史的车轮继续滚滚向前。
（大泽乡陈胜吴广起义）
而当我们翻开世界历史，把目光投向其他国家时，会惊讶地发现，农民起义推动改朝换代的这一现象竟然是中国独有的。西方的农民起义数量极少，欧洲从8世纪起，才出现农民起义的记载，一直到16世纪近800年的时间里，整个欧洲大陆称得上农民起义的活动仅为个位数。
另外，西方更是没出现过一个被农民起义推翻的王朝，像强大的罗马帝国，存在千年，虽也历经动荡，但却始终没有改朝换代。
（罗马帝国极盛时期）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巨大的差异呢？
从陈胜吴广说起
其实“农民起义”这一现象在中国历史上也并不是贯穿始终的，中国自夏朝至清朝近四千年的文明，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农民起义是发生在公元前209年的陈胜吴广起义，也就是说，在此之前近2000年的历史中，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三代”时期（夏、商、周），中国也是不存在农民起义的。
那么从三代到秦朝，究竟发生了什么，导致“农民起义”这种现象开始频繁出现呢？历史书上讲过，公元前221年，“秦王扫六合”，秦始皇完成了大一统的伟业，并废分封、改郡县、书同文、车同轨，确立了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在此后的两千多年，虽不停地改朝换代，却始终延续着这个制度、这个模式。
（千古一帝秦始皇）
可以说，从周到秦，中国最大的变化就是从诸侯林立的分封制国家变成了大一统的郡县制国家，也就是在郡县制确立后的十几年后，陈胜吴广喊出了那句千古绝唱——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再对比西方，自西罗马帝国崩溃后，一直到文艺复兴之前，一千多年的历史里，欧洲大陆维持的一直都是分封制。虽然不同于西周时期以“血缘”和“礼法”的分封建国（西方分封制的基础是“契约”和“义务”），但是层层递进分权、下一级只对上一级效忠的模式却是一样的。
对比了秦以前和秦以后，又对比了东西方的差异，我们是否就可以确定中国古代频繁的农民起义和分封制到郡县制的改变有关呢？又是否就可以说西方的分封制就一定优于中国大一统的郡县制呢？
要想解答上面提到的两个问题，我们首先必须搞清楚以下两个内容：
- 分封制到郡县制最根本的改变；
- 分封制和郡县制两种模式下的“官民关系”
我们一个个来分析——
分封制到郡县制最根本的改变
分封制，即统治者为了控制辽阔的疆土与天下的百姓，按照宗法等级把宗亲和有功之臣分封到各地，然后被分封的诸侯再在自己的封地继续层层分封，是一种将
行政权和土地拥有权相结合的模式；
（分封制）
郡县制，则是一种中央对地方的垂直管理，朝廷通过对一二级地方官的直接任命，来控制地方和管理地方，这种模式下，
地方官对地方仅有行政权，而无土地拥有权。
（郡县制）
可以看出，郡县制对比分封制最根本的改变是中央剥夺了地方对土地的拥有权。那么，中央为什么要剥夺地方对土地的拥有权呢？
为了方便理解，我们先简单做个比喻，先把天下比喻成一个蓄满水的大水池，正中央是统治者占据的部分。
- 分封制的模式，就像是用一块块隔板把除中央以外的区域分割成了若干个互相独立的小水池，每个小水池之间互不流通，中央想要汲取每个小水池的水源都极其困难；
（分封制到郡县制最大的改变）
- 郡县制的模式，则是把上述隔板全部打破，使整个池子恢复成一个统一的整体，这样，中央想要汲取任何一个区域的水源都易如反掌。
这个被打破的木板便是地方对土地的拥有权，而打破这块木板的目的则是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汲取能力。
引用一句形容欧洲中世纪时期（分封时期）的一句话，分封模式的特点是“我主人的主人不是我的主人，我附庸的附庸也不是我的附庸”，因此这种模式下，统治者对基层根本就毫无掌控力，更别说汲取资源了。而郡县制则是突破层层阻碍，一杆子打到底，统治者对基层可以随时随地掌控和汲取。
这样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周朝时，周天子连各个封国收多少税都不清楚，而秦朝建立后，却能在2000万人口的基础上调动40万劳力修长城、70万人修秦皇陵、70万人修阿房宫、50万人戍五岭……
（万里长城今犹在）
总结，从分封制到郡县制最根本的改变是地方对土地的拥有权被剥夺了，中央对地方的汲取能力大大提高了。
分封制和郡县制两种模式下的“官民关系”
“官逼民反”，顾名思义，百姓们忍受不了统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因此揭竿而起，起事造反。因此，想要弄明白分封制到郡县制的改变是否是“官逼民反”的根本原因，首先我们要看一下这两种模式下的“官民关系”分别是怎样的。
一、分封制下的“官民关系”
前文提到，分封制的模式下，地方诸侯对土地是有拥有权的，因此，这方土地上的百姓可以说是真正意义上的这些诸侯的“子民”，这些诸侯也往往能真正做到爱民如子。
民有定主，诸侯各务其治…为上无苟且之心，群下知胶固之义。——陆机《五等论》
（主张“仁政”的孟子）
在分封制的模式下，土地和百姓都是世袭的，所以诸侯们为了封国的长期稳定和家族的长远利益，往往会注重民生的发展，考虑百姓的感受，多施“仁政”、“德政”，这也是孔夫子一直向往西周分封制的重要原因。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管仲
而对于百姓们来说，吃饱、喝足、穿暖这些基本问题解决了，自然而然就能团结了，也就不会存在起义和造反了。
二、郡县制下的“官民关系”
而当郡县制取代了分封制之后，一切就都变了。
五等之君（诸侯）为己思治，郡县之长为利图物。——陆机《五等论》
西晋的大学者陆机曾论述过，
在分封制的模式下，他们的统治都是为了自己的一方土地和所辖百姓，而到了郡县制，地方官们的统治目的则是为了皇帝。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利益、升迁甚至生死都牢牢地掌握在皇帝的手里。在郡县制的模式下，官员们的俸禄来自朝廷而不是百姓，他们的升迁决定于他们能给皇帝汲取多少利益、而他们的生死有时候更只是皇帝一句话的事儿。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地方官的眼睛只会盯着上面，为了完成皇帝的任务，才不会去管百姓的死活，苛政暴政通通肆虐下去，反正只要做得好，三五年就走人了。
对于百姓们来说，一年下来辛辛苦苦的劳作，可能最后还不够满足官府的横征暴敛，丰年还好，万一灾年，只能等死，反正都是死，还不如奋起反抗、殊死一搏，于是就有了农民起义。
（官逼民反）
所以综上，就“官民关系”而言，分封制是优于郡县制的，在郡县制的模式下，统治阶级更容易对老百姓形成剥削和压迫，老百姓也横容易揭竿而起、推翻统治。
那么分封和郡县究竟孰优孰劣？
通过前文的分析，我们可以确定，郡县制的模式更容易造成“官逼民反”，那么，是不是就可以断言，分封制的模式一定优于郡县制呢？
其实关于这个问题，历代学者疑惑了几千年，也争辩了几千年。支持分封制的学者认为，分封制更利于稳定民生，减少叛乱，即使有一国发生叛乱，那也是局部的动荡，不会蔓延至全天下，不会造成改朝换代。因此，分封制更利于政权的稳定，像商、周等朝代都存在了近千年之久。
而支持郡县制的学者则认为，郡县制更利于大一统国家的形成，地方官员都是向着皇帝的，“有叛民而无叛吏”、“有叛国而无叛郡”、“有叛将而无叛州”，即使天下大乱，官员也不会叛变，国家就不会四分五裂。另外，伴随着国家对地方掌控能力和汲取能力的提升，更容易集中资源、团结力量干大事，这也是中国历朝历代始终位列世界强国的最主要原因。
（始终屹立不倒的华夏文明）
笔者认为，分封制和郡县制从根本上来讲其实不存在孰优孰劣，只存在适合和不适合。
如果从中国的地理环境来看，东临海、南临洋、西隔山、北望原，是一个四塞之地，这样的地理环境非常适合大一统国家的形成，当然也就非常适合郡县制的存在了。
（西方的地中海文明）
而西方的地理环境，诸多被海洋、山脉分隔的陆地星罗棋布，渐渐地形成了城邦型的国家，当然也就非常适合分封制的存在了。
读史有感
再回到文章开头，我们可以回答那两个问题了。
其一，中国历史上频繁的农民起义确实是郡县制下统治阶级对农民们的剥削和压迫造成的；
其二，对于分封制和郡县制孰优孰劣，只能辩证地去看。对于中国来说，虽然郡县制加重了农民们的负担，极易造成农民起义，继而引发改朝换代，但是却加强了中央集权，维护了国家统一，使中国虽历经几千年的动荡，却依然能保持着大一统的姿态屹立在世界之巅。
閱讀更多 李沐茗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