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藏的关系
古代西藏与古代蒙古之间的联系应该始于成吉思汗时期。
据说那时候，已经有藏人通过西夏来到蒙古地区宣传藏传佛教。而西藏与蒙古的密切联系，应该是窝阔台时期的阔端与萨班凉州会谈之后。也就是这个时候，西藏正式纳入了中央政府的行政管辖之下，才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成吉思汗建立了蒙古国，甘青藏族地区原来有一部分属于西夏和金，蒙古灭夏、金以后，这些地区也随着归属了蒙古。由于西夏王室和萨迦派早有联系，使成吉思汗注意到了藏传佛教在藏区的特点，意欲派兵进藏，把西藏变为自己的领地。
西藏各地方势力得悉成吉思汗这一动向，召集会议商议对策，决定派出僧俗两位代表，前去拜见成吉思汗，请求纳贡归顺。成吉思汗当时急于一路西进，西藏不战而纳贡归附，当是省力的好事，也就没有对它用兵和对它进行直接的统治。
成吉思汗去世，其子窝阔台即位，他将原西夏和甘青的藏族地区划作他第二个儿子阔端的居地。1239年，阔端派将领多达那波等攻入西藏，曾到达离拉萨不远的地方。在藏地，多达那波了解到西藏僧俗势力割据及佛教在社会生活中起很大作用等情况，向阔端建议选用当地宗教领袖协助蒙古统治西藏，这一建议得到阔端的赞赏。鉴于西藏宗教教派林立，阔端必须在各教派中挑选一个实力强、威望高，且忠心可靠的教派，扶植它来统领西藏。
当时西藏教派众多，其中萨迦派实力最强，威望最高，而其萨迦教派的班智达（即萨班）学富五明。于是，多达那波向阔端建议选择萨迦派，阔端采纳了他的建议，致函召萨班到驻地凉州会面，商谈卫藏全区归顺蒙古的事宜。
五年之后，萨班带了侄子八思巴等人出发去凉州，途中他为八思巴授了沙弥戒，按萨迦派规定，八思巴成了教派的法定继承人，由他带领随从先行去凉州，萨班本人则沿途稽留，以便和各地方僧俗势力联系，商议对策。
又二年，阔端和萨班在凉州会面。他俩商定了西藏归顺蒙古的条件。萨班承认蒙古人在西藏至高无上的权力，西藏各僧俗首领的人民均为蒙古的臣民。他俩还议定了今后切实治理西藏的具体措施。行政方面，最高官员由萨迦派宗教领袖推荐，经蒙古委派，金字诏书任命，以“达鲁花赤”名义管理西藏官民，较高的官员都由达鲁花赤秉承蒙古汗王旨意任命。寺庙僧众、宗教事务，由蒙古委托萨迦派的宗教首领管理，这样，萨迦派统领了整个西藏宗教，萨班成了蒙古人统治西藏的最高藏族代理人。
于是，八思巴在藏时期，致力于弘扬藏传佛教，并且努力利用宗教来妥协政治。忽必烈的时候，八思巴更是得到忽必烈的重用，并封其为国师。他是藏传佛教的的精神领袖，也是学识及其渊博的人，忽必烈很是信任，他就常伴在忽必烈左右，为之出谋划策，主掌国家大事的时候，他是不可缺少的角色！
忽必烈也是个杰出的领袖，他对于高于自己民族文化的藏、汉文化及其重视，于是，他督促八思巴创造出了新蒙文，并且在全蒙境内大力推广，因创新文字有功，忽必烈加封八思巴为“帝师大宝法王”，自此，“大宝法王”成为元、明两代对藏传佛教领袖人物的最高封号。
公元１５世纪初，藏族地区新兴起了一个喇嘛教派——格鲁派，由宗喀巴创立。达赖和班禅就是这个教派的两个最大的活佛。由于这个教派的僧人都戴黄色僧帽，故也俗称黄教。
黄教自创办到发展到鼎盛时期，历经了两个世纪。当它僧徒日众，势力日增的时候，支持它的一个重要地方势力却日渐败落了。不久，三世达赖与土默特部的首领俺达汗进行了一次历史性的会晤，开辟了黄教历史上黄教与蒙古军事力量联盟的新纪元。继而，四世达赖在土默特部的诞生，又加深了黄教中的格鲁派日后与蒙古形成坚强联盟的基础！
五世达赖喇嘛坐床之后，青海和蒙古的朝拜者络绎不绝。一方面加强了蒙藏民族间的互相了解，更重要的一方面是给了当时后藏贵族们越来越大的压力，造成了好像格鲁派已完全成了蒙古人的信仰，从而得到了他们全力支持的假象。于是，在西藏历史长河里，有一段地方势力因此迫害黄教僧侣的故事。
可是，不管什么教别的藏传佛教，作为政治统治的手段，在历史的风云变化里，始终占据着上层的统治地位，无论是黄教在统治中的失败还是格鲁派的反败为胜，还是后来居上的苯教残害各派教别僧侣。
正是那个三世达赖与俺达汗的会面，对藏传佛教北传蒙古，以及密切藏蒙两个地区的关系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元代，藏传佛教传入蒙古地区，不仅对蒙古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思想领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且也加强了西藏与蒙古王室的联系。探讨元代蒙古王室与藏传佛教的关系，对于了解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的传播历史不无稗益。
从藏传佛教首次传入蒙古地区的情形看，蒙古入主中原及其推行的宗教政策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成吉思汗的后代们根据自己的政治需要，改信其宗教信仰。阔端、忽必烈皈依藏传佛教，并将其引进蒙古王室。
史学界一般认为，蒙古人接受藏传佛教是从窝阔台汗之子阔端诺颜与西藏萨迦派首领萨迦班智达会晤开始的。其实，藏传佛教在成吉思汗时期就已经传入蒙古地区。藏传佛教正式传入蒙古社会，是窝阔台汗时期的事情。1227年，蒙古灭西夏。1234年亡金之后，窝阔台将原来的西夏辖区及吐蕃属地（即现今甘青部分藏族地区）划为阔端的份地。为了加强蒙古势力在西夏故地的统治，保障蒙古军队南下进攻南宁时侧翼的安全，将西藏统一到蒙元的治理之下，1240年，阔端派部将多达那波率军攻入西藏腹地。不仅打开了蒙古王室与西藏地方势力和平谈判的大门，而且也揭开了蒙藏关系史上的新篇章。西藏方面的谈判代表是萨迦派首领贡噶坚赞，他在1247年受阔端的邀请，前来凉州会晤。这次会谈既是政治谈判，主要内容为西藏归顺蒙古汗廷和阔端扶植萨迦派代理西藏事务；同时又是宗教谈判，把藏传佛教引入蒙古王室。从阔端邀请萨班的情形和会谈后的发展局势看，阔端对当时西藏的历史、政治局势、宗教势力的影响及其地位和作用等有了大致了解，同时我们还可从阔端对西藏采取的策略中判定，阔端从西夏人（特别是西夏僧侣）那里接受了佛教思想的影响。关于这一点，在他给萨班的邀请诏书中显示得十分清楚。虽然这份诏书中仍有“长生天气力里”等萨满教的言辞，但总的内容是从佛教思想的需要出发的。如诏书第一句就提出：“我为报答父母及天地之恩，需要一位能指示道路取舍之上师，在选择时选中了你。”显然，阔端选择萨迦，不是以僧伽之多少、威势之大小、情而之厚薄为条件和标准，而以教法之精通与否为标准。（多达那波给阔端的推荐书说：“在边远的吐蕃地方，僧伽以噶当派的最大，达垅法王最会讲情面，止贡京俄的威势最大，萨迦班智达对教法最精通，迎请何人请明白指示。”）阔端的这份邀请书包含两层内涵；一是邀请一位精通佛法的高僧，作为自己的上师；二是通过有威望的上层喇嘛来降服西藏。
萨班从拉萨出发时，萨班已决定代表西藏各教派和世俗政治势力归附蒙古汗国。同时，萨班也知道阔端已皈依佛教。这样，萨迦派可以与强大的蒙古王室保持长期的密切关系。同时他也考虑到自己年事已高，在萨满教占居统治地位的蒙古人当中传播佛教，并非易事，不可能在他有限的岁月里实现。因此，他携带幼年的侄子八思巴和恰那多吉，以备继承他的事业。果然，后来的情况亦完全灵验了这位深谋远虑的老法主的判断。而阔端也确实兑现了他给萨班的诏书中的承诺，即封萨班为自己的上师。阔端既已皈依佛法，又是佛教之圣地的领主，依照祖制尊奉“上师”也是情理中的事。阔端视萨班为自己的宗教导师，开了蒙古王室尊封佛教高僧为“上师”的先河，并且也为蒙古社会输入藏传佛教打开了合法而方便之大门。
阔端在宗教问题上表现出如此的热心和积极的态度，并非出于对宗教的狂热。很多迹象表明，阔端虽然信奉佛教、尊重佛僧，但他不是狂热的信教徒。他的行为是成吉思汗的宗教政策的具体体现，其最终目的仍然是为其统治西藏的政治目的服务。只不过阔端的做法更为高明些，更适合于西藏当时的世俗社会和宗教势力的现实情况和时代要求而已。
继阔端与萨迦班智达建立的政治宗教联系之后，蒙哥和忽必烈兄弟二人完全继承和贯彻了阔端制定的对吐蕃的宗教政策，并且进一步加强了对吐蕃的经营治理，使蒙藏关系推向新的阶段
蒙哥汗继汗位后，一边派人到西藏清查户口、划定地界，实行分封制；一边又颁发诏书宣布免除僧人赋税、兵差、劳役，保护僧人们的利益。诏书中还承认萨迦派在藏传佛教各教派中的领先地位。蒙哥汗与萨迦派保持正式关系外，同时也与其他教派发生关系。可见，蒙哥汗统治时期，对藏传佛教各教派采取的是平等对待、兼容并蓄的保护政策，这亦是按照蒙古汗国的制度统治西藏的比较可行的办法。从此以后，迫使西藏各教派想要取得比其他教派的优势地位，就必须注意加紧与其施主——蒙古皇室成员，甚至于中央王朝的密切联系，以得到他们的支持和扶植。总之，蒙哥汗时期对西藏的经营，无论是派军队镇守、清查户口，还是以各种手法拢络西藏佛教各教派上层人士等，其目的是为了把西藏统一到蒙古汗国之中。
藏传佛教进入蒙古宫廷，成为占支配地位的宗教，是通过忽必烈汗与八思巴的有效合作完成的。做为萨迦法主接班人的八思巴，完全继承了他叔父的衣钵，使佛法在蒙古统治阶层中得到发扬光大。而作为忽必烈，接受藏传佛教，显然是由两个方面的因素所决定，即八思巴的作用和忽必烈自身的需要。八思巴11岁时来到蒙古，在蒙古王室里成长。他不仅学习和掌握了蒙古语言，而且也了解蒙古王室内部各派政治势力之间的角斗，加上他叔父萨班的精心培育和他的聪明颖悟，使他学到了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培养了敏锐的政治眼光。在蒙古王室内部错综复杂的政权斗争的漩涡中，八思巴始终正确地把握住方向，一心一意地投靠“思大有为于天下”的忽必烈这位政治人物，首先在政治上让忽必烈产生了信任感。政治上的得势，为其传教说法铺平了道路。同时，他还凭借谦逊平和的品行、勤恳好学的精神、渊博的学识赢得了忽必烈及其一家的喜爱和敬重，并使忽必烈接受了藏传佛教。
就佛教而言，它具有内向、保守、封闭等基本特性。然而藏传佛教正式登上蒙古地区的宗教舞台，这对靠剑与火来为自己开辟道路的蒙古统治阶级而言，是十分有趣的。尤其是对忽必烈这样一位励精图治、大有所为的政治人物接受藏传佛教的现象加以探究，是十分有意义的。
忽必烈对藏传佛教的实用主义心理，主要是出于政治的需要。中国历史上的统治者提倡宗教，似乎都有出于直接的政治动机方面的原因。然而忽必烈提倡藏传佛教，不仅仅是为了利用它，而且还企图在藏传佛教中寻求治国安邦的理论和方法。重用八思巴的目的，就是“因其俗而柔其人”，有效地统治西藏。重用一个八思巴，胜过动用千军万马去征伐“地广而险远，民犷而好斗”的西藏，这是根据西藏特殊的宗教制度所采取的策略。西藏虽然教派林立，但是由于前世所制定的行之有效的政策，即通过确立萨迦派的领导地位，带来了整个西藏的归顺。如此巨大的政治利益，对作为一个深谋远虑的政治家来说，不能不仿效其前人的做法。可是这种“怀柔”的策略，在汉地是行不通的。在汉地，东晋南北朝时代，统治者对佛教加以利用和支持，而且当时许多有名的僧人受贵族王室崇信，被称为“家师”、“门师”、“国师”的称号。
忽必烈推崇藏传佛教，另一个重要因素是蒙藏两个民族与藏传佛教之间的默契，蒙古统治者需要通过宗教来降服和治理西藏，而西藏僧人也需要通过强大的政治靠山来巩固和加强其地位。对于这样的地区只能采取“因其俗而柔其人” 的策略，这也是最适合藏族地区的政治宗教情形的有效统治办法。对于一个政治家来说，无论推崇或信仰哪一个宗教，都有其明确的政治目的和实用主义心理。所以说忽必烈接受藏传佛教，而不信奉汉地佛法，这是正常的，同时也是必然的。诚然，忽必烈虽然没有接受汉地的佛法，但他在政治上接受了“汉法”，思想上接受了儒教。这也是由他有效地统治汉地的政治目的所决定的。
由于藏传佛教在西藏地区归属蒙古汗国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和八思巴的杰出贡献，以及八思巴与忽必烈的亲密无间的友好关系，大大提高了藏传佛教的地位。藏传佛教从忽必烈汗的个人信仰，很快变成蒙古王室的共同信仰。忽必烈始终忠实地贯彻了其祖父的宗教政策，并没有把自己的信仰强加给蒙古族百姓和其他民族。其他宗教仍然同时并存、自由信仰。这是藏传佛教只在蒙古王室达官贵族中间受到信仰，而在下层的蒙古族人民中间没有得到传播的主要原因。从藏传佛教方面看，萨迦派由于受到优厚的政治待遇和丰富的物质享受而满足于现状，不求扩张教派势力。从其他教派方面来看，由于元朝实施合理的宗教政策，使得教派斗争难以激化。八思巴作为统领全国释教的帝师，对待各教派基本采取了相互平等、自由信仰的态度。因而对其他教派形成安全感。同时，萨迦派由于受到朝廷的格外宠爱，限止了其他教派的膨胀势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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