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藏的關係
古代西藏與古代蒙古之間的聯繫應該始於成吉思汗時期。
據說那時候，已經有藏人通過西夏來到蒙古地區宣傳藏傳佛教。而西藏與蒙古的密切聯繫，應該是窩闊臺時期的闊端與薩班涼州會談之後。也就是這個時候，西藏正式納入了中央政府的行政管轄之下，才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
成吉思汗建立了蒙古國，甘青藏族地區原來有一部分屬於西夏和金，蒙古滅夏、金以後，這些地區也隨著歸屬了蒙古。由於西夏王室和薩迦派早有聯繫，使成吉思汗注意到了藏傳佛教在藏區的特點，意欲派兵進藏，把西藏變為自己的領地。
西藏各地方勢力得悉成吉思汗這一動向，召集會議商議對策，決定派出僧俗兩位代表，前去拜見成吉思汗，請求納貢歸順。成吉思汗當時急於一路西進，西藏不戰而納貢歸附，當是省力的好事，也就沒有對它用兵和對它進行直接的統治。
成吉思汗去世，其子窩闊臺即位，他將原西夏和甘青的藏族地區劃作他第二個兒子闊端的居地。1239年，闊端派將領多達那波等攻入西藏，曾到達離拉薩不遠的地方。在藏地，多達那波瞭解到西藏僧俗勢力割據及佛教在社會生活中起很大作用等情況，向闊端建議選用當地宗教領袖協助蒙古統治西藏，這一建議得到闊端的讚賞。鑑於西藏宗教教派林立，闊端必須在各教派中挑選一個實力強、威望高，且忠心可靠的教派，扶植它來統領西藏。
當時西藏教派眾多，其中薩迦派實力最強，威望最高，而其薩迦教派的班智達（即薩班）學富五明。於是，多達那波向闊端建議選擇薩迦派，闊端採納了他的建議，致函召薩班到駐地涼州會面，商談衛藏全區歸順蒙古的事宜。
五年之後，薩班帶了侄子八思巴等人出發去涼州，途中他為八思巴授了沙彌戒，按薩迦派規定，八思巴成了教派的法定繼承人，由他帶領隨從先行去涼州，薩班本人則沿途稽留，以便和各地方僧俗勢力聯繫，商議對策。
又二年，闊端和薩班在涼州會面。他倆商定了西藏歸順蒙古的條件。薩班承認蒙古人在西藏至高無上的權力，西藏各僧俗首領的人民均為蒙古的臣民。他倆還議定了今後切實治理西藏的具體措施。行政方面，最高官員由薩迦派宗教領袖推薦，經蒙古委派，金字詔書任命，以“達魯花赤”名義管理西藏官民，較高的官員都由達魯花赤秉承蒙古汗王旨意任命。寺廟僧眾、宗教事務，由蒙古委託薩迦派的宗教首領管理，這樣，薩迦派統領了整個西藏宗教，薩班成了蒙古人統治西藏的最高藏族代理人。
於是，八思巴在藏時期，致力於弘揚藏傳佛教，並且努力利用宗教來妥協政治。忽必烈的時候，八思巴更是得到忽必烈的重用，並封其為國師。他是藏傳佛教的的精神領袖，也是學識及其淵博的人，忽必烈很是信任，他就常伴在忽必烈左右，為之出謀劃策，主掌國家大事的時候，他是不可缺少的角色！
忽必烈也是個傑出的領袖，他對於高於自己民族文化的藏、漢文化及其重視，於是，他督促八思巴創造出了新蒙文，並且在全蒙境內大力推廣，因創新文字有功，忽必烈加封八思巴為“帝師大寶法王”，自此，“大寶法王”成為元、明兩代對藏傳佛教領袖人物的最高封號。
公元１５世紀初，藏族地區新興起了一個喇嘛教派——格魯派，由宗喀巴創立。達賴和班禪就是這個教派的兩個最大的活佛。由於這個教派的僧人都戴黃色僧帽，故也俗稱黃教。
黃教自創辦到發展到鼎盛時期，歷經了兩個世紀。當它僧徒日眾，勢力日增的時候，支持它的一個重要地方勢力卻日漸敗落了。不久，三世達賴與土默特部的首領俺達汗進行了一次歷史性的會晤，開闢了黃教歷史上黃教與蒙古軍事力量聯盟的新紀元。繼而，四世達賴在土默特部的誕生，又加深了黃教中的格魯派日後與蒙古形成堅強聯盟的基礎！
五世達賴喇嘛坐床之後，青海和蒙古的朝拜者絡繹不絕。一方面加強了蒙藏民族間的互相瞭解，更重要的一方面是給了當時後藏貴族們越來越大的壓力，造成了好像格魯派已完全成了蒙古人的信仰，從而得到了他們全力支持的假象。於是，在西藏曆史長河裡，有一段地方勢力因此迫害黃教僧侶的故事。
可是，不管什麼教別的藏傳佛教，作為政治統治的手段，在歷史的風雲變化裡，始終佔據著上層的統治地位，無論是黃教在統治中的失敗還是格魯派的反敗為勝，還是後來居上的苯教殘害各派教別僧侶。
正是那個三世達賴與俺達汗的會面，對藏傳佛教北傳蒙古，以及密切藏蒙兩個地區的關係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元代，藏傳佛教傳入蒙古地區，不僅對蒙古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以及思想領域產生了深刻的影響，而且也加強了西藏與蒙古王室的聯繫。探討元代蒙古王室與藏傳佛教的關係，對於瞭解藏傳佛教在蒙古地區的傳播歷史不無稗益。
從藏傳佛教首次傳入蒙古地區的情形看，蒙古入主中原及其推行的宗教政策具有決定性的意義。成吉思汗的後代們根據自己的政治需要，改信其宗教信仰。闊端、忽必烈皈依藏傳佛教，並將其引進蒙古王室。
史學界一般認為，蒙古人接受藏傳佛教是從窩闊臺汗之子闊端諾顏與西藏薩迦派首領薩迦班智達會晤開始的。其實，藏傳佛教在成吉思汗時期就已經傳入蒙古地區。藏傳佛教正式傳入蒙古社會，是窩闊臺汗時期的事情。1227年，蒙古滅西夏。1234年亡金之後，窩闊臺將原來的西夏轄區及吐蕃屬地（即現今甘青部分藏族地區）劃為闊端的份地。為了加強蒙古勢力在西夏故地的統治，保障蒙古軍隊南下進攻南寧時側翼的安全，將西藏統一到蒙元的治理之下，1240年，闊端派部將多達那波率軍攻入西藏腹地。不僅打開了蒙古王室與西藏地方勢力和平談判的大門，而且也揭開了蒙藏關係史上的新篇章。西藏方面的談判代表是薩迦派首領貢噶堅贊，他在1247年受闊端的邀請，前來涼州會晤。這次會談既是政治談判，主要內容為西藏歸順蒙古汗廷和闊端扶植薩迦派代理西藏事務；同時又是宗教談判，把藏傳佛教引入蒙古王室。從闊端邀請薩班的情形和會談後的發展局勢看，闊端對當時西藏的歷史、政治局勢、宗教勢力的影響及其地位和作用等有了大致瞭解，同時我們還可從闊端對西藏採取的策略中判定，闊端從西夏人（特別是西夏僧侶）那裡接受了佛教思想的影響。關於這一點，在他給薩班的邀請詔書中顯示得十分清楚。雖然這份詔書中仍有“長生天氣力裡”等薩滿教的言辭，但總的內容是從佛教思想的需要出發的。如詔書第一句就提出：“我為報答父母及天地之恩，需要一位能指示道路取捨之上師，在選擇時選中了你。”顯然，闊端選擇薩迦，不是以僧伽之多少、威勢之大小、情而之厚薄為條件和標準，而以教法之精通與否為標準。（多達那波給闊端的推薦書說：“在邊遠的吐蕃地方，僧伽以噶當派的最大，達壠法王最會講情面，止貢京俄的威勢最大，薩迦班智達對教法最精通，迎請何人請明白指示。”）闊端的這份邀請書包含兩層內涵；一是邀請一位精通佛法的高僧，作為自己的上師；二是通過有威望的上層喇嘛來降服西藏。
薩班從拉薩出發時，薩班已決定代表西藏各教派和世俗政治勢力歸附蒙古汗國。同時，薩班也知道闊端已皈依佛教。這樣，薩迦派可以與強大的蒙古王室保持長期的密切關係。同時他也考慮到自己年事已高，在薩滿教佔居統治地位的蒙古人當中傳播佛教，並非易事，不可能在他有限的歲月裡實現。因此，他攜帶幼年的侄子八思巴和恰那多吉，以備繼承他的事業。果然，後來的情況亦完全靈驗了這位深謀遠慮的老法主的判斷。而闊端也確實兌現了他給薩班的詔書中的承諾，即封薩班為自己的上師。闊端既已皈依佛法，又是佛教之聖地的領主，依照祖制尊奉“上師”也是情理中的事。闊端視薩班為自己的宗教導師，開了蒙古王室尊封佛教高僧為“上師”的先河，並且也為蒙古社會輸入藏傳佛教打開了合法而方便之大門。
闊端在宗教問題上表現出如此的熱心和積極的態度，並非出於對宗教的狂熱。很多跡象表明，闊端雖然信奉佛教、尊重佛僧，但他不是狂熱的信教徒。他的行為是成吉思汗的宗教政策的具體體現，其最終目的仍然是為其統治西藏的政治目的服務。只不過闊端的做法更為高明些，更適合於西藏當時的世俗社會和宗教勢力的現實情況和時代要求而已。
繼闊端與薩迦班智達建立的政治宗教聯繫之後，蒙哥和忽必烈兄弟二人完全繼承和貫徹了闊端制定的對吐蕃的宗教政策，並且進一步加強了對吐蕃的經營治理，使蒙藏關係推向新的階段
蒙哥汗繼汗位後，一邊派人到西藏清查戶口、劃定地界，實行分封制；一邊又頒發詔書宣佈免除僧人賦稅、兵差、勞役，保護僧人們的利益。詔書中還承認薩迦派在藏傳佛教各教派中的領先地位。蒙哥汗與薩迦派保持正式關係外，同時也與其他教派發生關係。可見，蒙哥汗統治時期，對藏傳佛教各教派採取的是平等對待、兼容幷蓄的保護政策，這亦是按照蒙古汗國的制度統治西藏的比較可行的辦法。從此以後，迫使西藏各教派想要取得比其他教派的優勢地位，就必須注意加緊與其施主——蒙古皇室成員，甚至於中央王朝的密切聯繫，以得到他們的支持和扶植。總之，蒙哥汗時期對西藏的經營，無論是派軍隊鎮守、清查戶口，還是以各種手法攏絡西藏佛教各教派上層人士等，其目的是為了把西藏統一到蒙古汗國之中。
藏傳佛教進入蒙古宮廷，成為佔支配地位的宗教，是通過忽必烈汗與八思巴的有效合作完成的。做為薩迦法主接班人的八思巴，完全繼承了他叔父的衣缽，使佛法在蒙古統治階層中得到發揚光大。而作為忽必烈，接受藏傳佛教，顯然是由兩個方面的因素所決定，即八思巴的作用和忽必烈自身的需要。八思巴11歲時來到蒙古，在蒙古王室裡成長。他不僅學習和掌握了蒙古語言，而且也瞭解蒙古王室內部各派政治勢力之間的角鬥，加上他叔父薩班的精心培育和他的聰明穎悟，使他學到了豐富的政治鬥爭經驗，培養了敏銳的政治眼光。在蒙古王室內部錯綜複雜的政權鬥爭的漩渦中，八思巴始終正確地把握住方向，一心一意地投靠“思大有為於天下”的忽必烈這位政治人物，首先在政治上讓忽必烈產生了信任感。政治上的得勢，為其傳教說法鋪平了道路。同時，他還憑藉謙遜平和的品行、勤懇好學的精神、淵博的學識贏得了忽必烈及其一家的喜愛和敬重，並使忽必烈接受了藏傳佛教。
就佛教而言，它具有內向、保守、封閉等基本特性。然而藏傳佛教正式登上蒙古地區的宗教舞臺，這對靠劍與火來為自己開闢道路的蒙古統治階級而言，是十分有趣的。尤其是對忽必烈這樣一位勵精圖治、大有所為的政治人物接受藏傳佛教的現象加以探究，是十分有意義的。
忽必烈對藏傳佛教的實用主義心理，主要是出於政治的需要。中國歷史上的統治者提倡宗教，似乎都有出於直接的政治動機方面的原因。然而忽必烈提倡藏傳佛教，不僅僅是為了利用它，而且還企圖在藏傳佛教中尋求治國安邦的理論和方法。重用八思巴的目的，就是“因其俗而柔其人”，有效地統治西藏。重用一個八思巴，勝過動用千軍萬馬去征伐“地廣而險遠，民獷而好鬥”的西藏，這是根據西藏特殊的宗教制度所採取的策略。西藏雖然教派林立，但是由於前世所制定的行之有效的政策，即通過確立薩迦派的領導地位，帶來了整個西藏的歸順。如此巨大的政治利益，對作為一個深謀遠慮的政治家來說，不能不仿效其前人的做法。可是這種“懷柔”的策略，在漢地是行不通的。在漢地，東晉南北朝時代，統治者對佛教加以利用和支持，而且當時許多有名的僧人受貴族王室崇信，被稱為“家師”、“門師”、“國師”的稱號。
忽必烈推崇藏傳佛教，另一個重要因素是蒙藏兩個民族與藏傳佛教之間的默契，蒙古統治者需要通過宗教來降服和治理西藏，而西藏僧人也需要通過強大的政治靠山來鞏固和加強其地位。對於這樣的地區只能採取“因其俗而柔其人” 的策略，這也是最適合藏族地區的政治宗教情形的有效統治辦法。對於一個政治家來說，無論推崇或信仰哪一個宗教，都有其明確的政治目的和實用主義心理。所以說忽必烈接受藏傳佛教，而不信奉漢地佛法，這是正常的，同時也是必然的。誠然，忽必烈雖然沒有接受漢地的佛法，但他在政治上接受了“漢法”，思想上接受了儒教。這也是由他有效地統治漢地的政治目的所決定的。
由於藏傳佛教在西藏地區歸屬蒙古汗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和八思巴的傑出貢獻，以及八思巴與忽必烈的親密無間的友好關係，大大提高了藏傳佛教的地位。藏傳佛教從忽必烈汗的個人信仰，很快變成蒙古王室的共同信仰。忽必烈始終忠實地貫徹了其祖父的宗教政策，並沒有把自己的信仰強加給蒙古族百姓和其他民族。其他宗教仍然同時並存、自由信仰。這是藏傳佛教只在蒙古王室達官貴族中間受到信仰，而在下層的蒙古族人民中間沒有得到傳播的主要原因。從藏傳佛教方面看，薩迦派由於受到優厚的政治待遇和豐富的物質享受而滿足於現狀，不求擴張教派勢力。從其他教派方面來看，由於元朝實施合理的宗教政策，使得教派鬥爭難以激化。八思巴作為統領全國釋教的帝師，對待各教派基本採取了相互平等、自由信仰的態度。因而對其他教派形成安全感。同時，薩迦派由於受到朝廷的格外寵愛，限止了其他教派的膨脹勢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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