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要解釋下，標題裡“朱元璋曾打算遷都西安”，是怎麼回事。
以《天下郡國利病書》的記載，洪武二十四年時（1391），早已定都南京的明太祖朱元璋，派太子朱標巡視西北，一路上詳細繪製西安地區的關防地圖，還跟太子一個紅臉一個白臉，把坐鎮西安的“跋扈王爺”秦王朱樉治得服服帖帖。大有要給明朝都城“搬家”的架勢。
可就在這節骨眼上，回到南京沒多久的太子朱標染病身亡。朱元璋傷心欲絕，連呼“今朕年老，精力已倦”。一場本可影響明朝國運的“遷都”行動，就此打住。
而且這個遷都念頭，也絕非朱元璋心血來潮。相反從在南京登基起，他就在為“搬家”燒腦。汴梁洛陽甚至老家鳳陽，都曾是他意中的大明國都。無奈明朝開國經濟慘淡，沒錢搬家的朱元璋，只能先發展生產。
直到洪武二十四年，明朝國富兵強了，朱元璋也拍板定了新國都西安，卻不想太子朱標又過世。痛失愛子的傷悲，徹底澆滅了朱元璋的遷都熱情。以他原話說“廢興有數，只能聽天”——就在南京將就了，大明未來什麼命？看老天爺吧。
那麼問題來了，為什麼在南京起家的明太祖朱元璋，竟這麼“不待見”南京？這事兒，就得說說明朝建都南京的利弊。
以明朝開國的形勢說，建都南京確實是最好的選擇：紮根在富庶的東南地區，捏住明朝開國的錢袋子。大明王朝追亡逐北，痛擊元朝殘餘勢力，基本就靠東南的錢糧補血。
後來明王朝的開國建設，國家對墾荒屯田興修水利的投入，更需靠承受重賦的江南買單。也只有定都南京，才能牢牢掌控這場經濟振興。明朝在外有強敵內部經濟殘破的局面上，僅用三十年就實現富國強兵，工農產值甩開宋元數倍。如此奇蹟，正有定都南京的功勞。
但作為一位深謀遠慮的軍事家，對於定都南京的風險，朱元璋也是一輩子門清：南京的位置，偏於中國東部，而明王朝的主要國防壓力，來自漫長的北部防線。在古代交通條件下，這樣的佈局，顯然不利於國防掌控。
更要命的是，南京的正北，基本是無險可守的中原。一旦北部防線被突破，敵人的兵鋒就可一線平推，直殺到南京城下。於是朱元璋在位時，就曾不停憂慮：定都在南京，只怕是“折數不久”。
而在朱元璋去世，燕王朱棣悍然發起的靖難之役上，朱元璋的憂慮，真被無情驗證：兵力不足且與數十萬朝廷大軍纏鬥三年的朱棣，只靠一招避實擊虛，繞開濟南直撲南京，就給建文帝朱允炆來了個一箭穿心，奇蹟般造反成功登上皇位。
雖說這場戰爭的結局，充滿了朱允炆本人各種不作不死的因素。但定都南京的巨大風險，朱棣也是親身體會。於是登基後力排眾議，不惜動用大量民力修河建城，也要把國都遷到北京。
那麼北京，真的是適合大明朝的國都嗎？
雖說單看明朝滅亡，定都北京顯然是個大坑，但首先還要先給北京說句公道話。在朱元璋晚年時，北京，確實非常適合做大明朝的首都。
做出遷都決定的明成祖朱棣，經營北京的思路，也是十分明確：漕運重新開通，從此東南的錢糧可以通過運河，源源不斷補充北京。北部的九邊防線，也成了北京城的拱衛，作為中國政治軍事中心的北京城，得以掌握廣袤北部國土。
這成功的建都設計，也在相當長的時間裡，托起了明王朝的盛世。以明朝名臣邱浚的話說：用東南之財富，會西北之戎馬，無敵於天下。
但是，建都北京想要“無敵於天下”，其實取決於兩個基本條件：第一，就是北方邊疆的穩定建設，第二，就是東南經濟賦稅的問題。但從明朝中期起，這兩條都成了浮雲。
北方防線從朱棣時代起，就不停裁撤內縮，漠南的開平大寧等要地盡數放棄，北京城反而成了前線。那“東南之財富”呢？隨著明朝土地兼併加劇，江南賦稅越發縮水，明王朝的治國成本直線飆升，雖然張居正改革時雄起了一把，
但萬曆親政後一通瞎糟，又是越發不堪重負。所以，到了明末風雨飄搖時，才會出現明朝軍隊武器裝備錢糧短缺，國庫空空如也的窘迫景象。與其說亡於李自成，不如說活活拖死——被定都北京的巨大財政負擔拖死。
那麼，明朝真的沒有更好的定都選擇了嗎？其實，朱元璋晚年遷都西安的決定，也恰是深謀遠慮。
比起戰略位置重要的北京來，西安也絲毫不差，坐擁關中平原優勢的西安，國防價值不言而喻。洪武時代對西安的營建，也令西安有完備的城池宮殿。便利的水路交通條件，也有利於中原物資的轉運。可以說，北京的定都優勢，當時西安都有。北京的最大劣勢錢糧問題，關中平原發達的錢糧正可彌補。
更重要的是，看看明末動亂就知道，明朝滅亡的直接原因，恰是以西安為核心的陝西地區的失控。在明朝中後期的多年發展裡，東西部經濟的差距迅速拉大，陝北陷入嚴重貧困化。
偏偏多年以來，陝北又是明朝國防的重心，
有兵沒錢的陝北，也就成了動亂的導火索。如果明朝的定都是西安，那明朝勢必以巨大力量，投入對陝西地區的治理，明末動亂的可能性，必然會大大降低。所謂“定都”問題，說到底，是一個國家經濟軍事政治的方向問題。明朝亡國的大坑，恰恰是在此出現了偏差。其中的教訓，不在哪個城市的優劣，而是明朝決策的短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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