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有人说“有宋一代，就是苟且求活，因为赵匡胤的雄霸天下思想被赵匡义、赵构、秦桧覆盖了，主战派被压制消灭，主降派占据上风，花钱买太平成为国策。”这仍是不实之辞。
五代十国末年，神州大地割据诸国，多微弱不振。契丹则是新兴之国，气力完厚的，颇不容易对付，所以宋太祖要厚集其力以对付它。宋太祖不肯轻举力服契丹是明智的。时机不成熟，纵然毛泽东英明伟大，也不能解放台湾，实际控制、开发钓鱼岛以及南海诸岛，道理是一样的。
宋太宗赵匡义灭北汉后不顾兵力的疲倦，立刻进攻契丹，于是有高梁河之败，太宗受伤。后来太宗又命大将分道北伐，亦不利。可以说宋太宗不能审时度势，好大喜功，轻敌盲动，不可以说宋太宗怯战苟活。
后来契丹大举深入，宋真宗听了宰相寇准的话，御驾亲征，与契丹订城下之盟——澶渊之盟。真宗确实怯战，但若不是主战派占上风，真宗会听寇准的话御驾亲征吗？
“澶渊之盟”对于宋来说是屈辱的，“澶渊之盟”的签订可以说是主和派的胜利。“澶渊之盟”是有些屈辱的妥协，但谈不上投降，就如列宁力主苏联和德国签订布列斯特和约一样，也和刘邦白登之围后和亲及吕后书信类同。所不同的是文景休养生息后汉武血耻，澶渊之盟百余年后靖康之耻。
靖康之耻也不是怯战苟活招致的恶果，而是不能审时度势轻敌盲动招致的恶果。“澶渊之盟”使宋朝以有限的代价获得了持久的和平，宋辽农牧民都享受到难得的和平。百余年后，辽已衰落，对宋不再构成什么威胁，金兴起，对辽、宋构成现实或潜在的威胁，辽愿意以免除宋朝给辽的岁币为条件与宋联合抗金。徽宗却听信童贯的馊主意联金夹攻辽国，以期洗涮百年前的耻辱并收回幽云十六州。可衰落的辽仍有力量奋起抗宋，童贯进兵屡败，徒招劳费。这哪里是怯战苟活？
即便后来成为招人千古唾骂的汉奸秦桧也不曾怯战，反而曾是高调的主战派。在当时人们眼中，秦桧是地地道道的主战派。金兵围困汴京时，秦桧反对议和的口号喊得最响，《上钦宗论边事疏》是其历史证明。“靖康之变”后，听到金国准备将二帝押往北方，秦桧冒着掉头的危险，领衔上奏金国皇帝坚决反对。后来，屈服者进入了张邦昌的“大楚”伪政权为官，秦桧、孙傅、张叔夜等几位没有屈服的大臣与宋钦宗、朱皇后、太子、宗室一起被宗翰押解北行。
即便偏安江南一隅的南宋，也并非总是怯战苟活，毫无进取精神。1162年，高宗传位于孝宗。孝宗颇有志于恢复，任张浚以图进取。而张浚便派遣李显忠进兵，至符离大败。于是进取成为画饼。
此后还有韩侂冑北伐。韩侂胄当上宰相主政后，便开始尊崇岳飞而贬斥秦桧，为北伐作舆论准备。追封岳飞为鄂王，给予政治上的极高地位，以支持抗战派将士。削去秦桧的王爵，并把谥号改为缪丑。贬秦的制词说:"一日纵敌，遂贻数世之忧。百年为墟，谁任诸人之责?"一时传诵，大快人心。起用曾被排斥的主战官员。陈贾任兵部侍郎。吴挺子吴曦回四川，任四川宣抚副使。家居的辛弃疾也出知绍兴府兼浙东安抚使。1206年，伐金诏下，群情振奋，上下沸腾，辛弃疾、陆游作词赋诗赞颂韩侂胄北伐。可是尽管金兵已弱，宋兵却未强；虽然政治上思想上的准备充分，但军事准备却还是很不足。正式宣战后，南宋各路军队节节败退，韩侂胄不得不遣使向金请和。
清人赵藩游览武侯祠时撰写过一副很有名的对联，用以评价诸葛亮的一生功业：“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由上观之，宋之过不在怯战苟活。是战是和不是关键，关键是能否审时度势。宜战则战，宜和则和。不审时度势则战和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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