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豐七年（1084）七月，宋神宗命令黃州團練副使蘇軾移往汝州（今河南省汝州市）。蘇軾上表謝恩，同時請求在有自家田產的常州居住。得到批准後，已自稱東坡居士的蘇軾便從黃州順江而下，在前往常州的途中路過金陵。
聽說蘇軾來了，王安石十分高興，穿著便服騎著毛驢前往碼頭見他。東坡也不戴帽子出船迎接，笑著說：
王安石並不正面回答，只是請他同遊蔣山。這一遊就是好幾天，兩人談古論今，說詩參禪。事後，王安石嘆息著對其他人說：
這是實話。
而且，蘇軾是，王安石和司馬光又何嘗不是。
現在看來，從仁宗到神宗，真是群星璀璨的時代，這三人則是群星中的巨星。司馬光有《資治通鑑》傳世，王安石是唐宋八大家之一，蘇軾更是以其在文學和藝術各個領域中的卓越成就，成為兩宋文明的驕傲、標誌和象徵。
○ 司馬光手書《資治通鑑》殘稿。該殘卷是司馬光唯一傳世的《資治通鑑》手稿，為一份提綱，上面有司馬光修改的痕跡。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 王安石千古絕唱《桂枝香·金陵懷古》
○ 蘇軾《黃州寒食詩帖》墨跡素箋本，現藏臺北故宮博物院。是蘇軾在被貶黃州的第三年寒食節時作，在書法史上影響很大， 被稱為“天下第三行書”。
更難得的是，他們不但才華橫溢，而且人品極佳。元祐元年（1086）四月初六，王安石病逝江寧。當朝宰相司馬光重病在床不能上朝，便寫信給副宰相呂公著說：
垂簾聽政的太皇太后接受了司馬光的建議，追贈王安石為太傅。蘇軾則利用執筆起草制書之便，給他的這位老對手兼老朋友，以極高的評價：
有如此朋友和政敵，王安石可以含笑於九泉。
耐人尋味的是，死後贏得司馬光和蘇軾如此敬重和好評的王安石，得勢時對他們倆卻極盡排擠之能事，甚至視司馬光為害群之馬，蘇軾為亂政之人。比如熙寧二年八月神宗問起對蘇軾兄弟的看法，王安石的回答便是：
王安石為什麼會這樣？嫉賢妒能嗎？
不，政治掛帥。
的確，在王安石那裡，政治立場、政治態度和政治路線是第一位的，甚至可以決定對一個人的道德判斷。
至於二者之間的關係，則可以按照“中國式邏輯”來推定——
這道理看起來很順，可惜反過來也一樣——
總之，怎麼判斷都是小人。請大家想想，這種邏輯，是不是很荒唐？
豈止荒唐，還會製造冤案。
王安石正是這樣做的。變法之前他就對神宗說，堯舜之所以是堯舜，就因為能夠識別小人與君子，並將那些兇賊統統誅殺。結果怎麼樣呢？被指控為兇賊的竟是忠誠而友善的富弼，司馬光、韓琦和蘇軾等人則被指控為流俗。
這種手法，王安石可以用，反對派也可以。
比如御史中丞李定，幾乎一開始就被定性為小人，證據是他居然不為母親仇氏披麻戴孝。然而實際情況是，李定並不能確定自己是不是仇氏所生，豈敢服喪？沒錯，此人在烏臺詩案中的表現堪稱邪惡，卻不等於他可以或應該被冤枉。
還有章惇。此人是跟呂惠卿等一起被《宋史》列入奸臣傳的，證據之一是“從不以官職私授所親”。他的四個兒子進士及第，三個都交給吏部公事公辦，打發到州縣任職，只有老四安排在京做了小官。如此“不近人情”，當然是奸。
呵呵，這樣不以權謀私的奸臣，還真沒見過。
御史中丞劉摯的彈劾狀也很可笑。他說，章惇明明知道免役法禍國殃民卻堅持己見，無非是怕以後見了王安石不好意思，因此寧可辜負朝廷。好嘛，呂惠卿反目為仇，你們說他奸；章惇始終如一，也說他奸。那麼請問，如果想做一個忠臣，又該怎麼對待王安石呢？裝作不認識嗎？
諸如此類，實在不值一駁。
不過，最瘋狂的還不是章惇，而是蔡京。此人堪稱大名鼎鼎，讀過《水滸傳》的都會說他是奸臣，卻很少有人知道他原本是司馬光的黨羽。元祐元年（1086）二月，司馬光下令五天之內恢復差役法，人人都說時間太緊，只有開封知府蔡京如期完成任務。司馬光大喜過望說：
然而怎麼樣呢？蔡京翻臉比翻書還快。
我們知道，北宋倒數第二個皇帝徽宗，跟哥哥哲宗一樣也是反對元祐年間之政策的。他甚至發明了“元祐奸黨”的稱呼，將反對新法恢復舊章的人統統列入黑名單，用他著名的瘦金體書寫出來，刻成石碑，叫元祐黨籍碑。上了榜單的人全都受到迫害，某些人如蘇軾的著作還被焚燬。
這份黑名單，便很可能是蔡京炮製的。後來，他又利用職權將人數擴大了兩三倍，位居榜首的就是司馬光。
這當然足以證明蔡京之奸，卻也同時證明道德其實與政治無關。政治講的是立場，道德講的是品質。品質好的可以有不同立場，比如王安石和司馬光。那些立場堅定的人儘管會被罵作奸臣，卻其實大多沒有道德問題，比如章惇。可見除見風使舵者外，立場的選擇其實無關乎道德。
改革也一樣。改革與政治有關，與經濟有關，甚至與技術有關，唯獨與道德無關。比如司馬光認為，國民經濟是個常量，理財就是與民爭利。王安石卻認為財富是變量，理財是要把蛋糕做大。那麼，究竟是常量還是變量呢？這當然是學術問題，跟道德風馬牛不相及，一毛錢關係都沒有。
又比如，蘇軾認為，免役和差役各有利弊。差役法的問題是，農民和市民要到官府服勞役，勢必影響生產。免役法用勞役貨幣化的方式解決了這個問題，卻給了官吏橫徵暴斂的機會，害得民眾沒有錢用。前一個問題是根本性的，後面這個是技術性的，因此蘇軾不建議廢免役、行差役。
顯然，這是科學的分析。解決辦法則是心平氣和地坐下來商量討論，實事求是地進行修正和改良。 司馬光卻偏要做道德判斷，還執迷不悟，便只能坐失良機，讓人扼腕。
泛道德論和唯道德論，是不是很害人？
實際上，改革有穩健和魯莽，聰明和失策，也有得力和懈怠，因此有成功和失敗，卻沒有道德不道德。為改革措施貼上道德標籤，只會斷了聽取意見進行調整的後路。
這也是給我們現代人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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