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19 元朝最後的賢臣, 為何最終還是沒能挽救國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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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最後的賢臣, 為何最終還是沒能挽救國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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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335年,大元帝·國的子民們,日子變得愈加不好過了。

這一年在朝中發生了一件大事。中書右丞伯顏,把中書左丞唐其勢幹掉了。自此在元惠宗(順帝)一朝,伯顏權·傾朝·野。

元朝最後的賢臣, 為何最終還是沒能挽救國運?

▲ 元末權臣伯顏。他專權時弊政很多,但最後背鍋的卻是元朝。

伯顏,原是擁戴元文宗上·位的功臣,只不過當時的頭號功臣,即唐其勢的父親燕帖木兒還在,所以文宗一朝,伯顏還不算太出頭。而隨著燕帖木兒去世,文宗、寧宗、惠宗三朝更迭,伯顏的地位開始變得顯赫起來。

雖然在秉政之初,伯顏做得看起來中規中矩:又是奏請勿奪農時,又是主張“停海內土木營造四年”;什麼減賦免徭役,什麼賑濟貧飢,好像都很有樣子。

但自從幹掉唐其勢大權·獨攬之後,伯顏開始“專·權自恣,變亂祖宗成憲,虐·害天·下,漸有奸·謀。”

所謂“虐·害天·下”,以其推行的種種反對漢法的政策尤甚。

比如,朝中有人奏請廢除科舉,伯顏說好啊,以“舉子多以贓敗”之名廢了科舉;

比如,禁止漢人、南人(南宋舊民)、高麗人持兵器,不得蓄養馬匹;禁漢人、南人不得習學蒙古、色·目文字;

甚至,伯顏請求·光張、王、劉、李、趙這五個姓的漢·,還好惠宗沒有準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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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影《倚天屠龍記之魔教教主》劇照。“殺·光·五·姓·漢·人”成了小說《倚天屠龍記》的一個橋段。

自世祖忽必烈建元以來,附會漢法還是反對漢法,元朝內廷一直吵個不停。但如伯顏這般反對漢法的,從未有之。

伯顏的歪點子,不僅讓帝·國的朝廷、社會空前撕裂,更是給後世留下話柄:看吧,當年元朝是如何如何。

權臣如此瞎搞,元朝內一批有識之士看不下去了。其中有個人,雖說是伯顏的侄子,卻也對其所作所為難以苟同。表面上他還是謙恭地對待自己的叔叔,暗地裡卻憂慮著帝·國和家族的前途。

就這樣,托克托被歷史推向了元朝亂局的前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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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克托,字大用,1314年生於官宦之家。其父馬札兒臺,是權臣伯顏的弟弟。少年時期的托克托不僅繼承蒙古族尚武的優良傳統,膂力過人,可挽弓一石;也求學於當時的名儒吳直方,法先人聖賢之道,“日記古人嘉言善行服之終身”

1329年,16歲的托克托入朝覲·見元文宗。文宗見了他之後大讚道:

“此子後必可大用。”

在伯父伯顏的蔭庇下,自文宗朝起,年輕的托克托就開始擔任一些官職,而伯顏也把這個侄子視作親信。在與唐其勢火併的時候,托克托親率精銳與唐其勢黨羽接戰,大破之,為伯顏奪·權立下汗馬功勞,由此愈加得到伯顏的信賴和倚重。伯顏在惠宗朝獨·攬·大·權後,托克托的地位也隨之飛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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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惠宗妥懽帖睦爾,即元順帝,元朝最後一位統治中原的皇·帝

此時伯父權·傾·朝·野,自己也身居要職,照這個劇本寫下去,托克托的未來應該一片光明才對。然而托克托卻高興不起來,因為伯父的做法實在有些過火了。

倘若推行一系列反對漢法的政策,得罪朝中一干漢法派的大臣,這尚可被容忍,但其氣焰太盛,處處越權,“擅爵人,赦死罪,任邪佞,殺無辜”,又將“諸衛精兵收為己用”,其勢焰薰灼,以致“天下之人惟知有伯顏而已”。惠宗對此芒刺在背,皇·帝與權·臣之間的矛盾昭然若揭。

在這種時局下,托克托對其父馬札兒臺說:

“伯父驕縱已甚,萬一哪天天子震怒,那我們一族都會受到牽連。不如在這之前就做打算。”

然後又問計於自己的老師吳直方,吳直方說了:

“古語有云,‘大義滅親’。大夫只知忠於國家就好,哪還有其他的顧慮呢?”

托克托心裡憂慮:“事不成奈何?”

吳直方回答說:

“事不成那是天意,一死復何惜。就算是死了,也不失為忠義啊。”

托克托於是橫下心來要扳倒伯父。暗中與惠宗密謀,找機會對伯顏下手。

開始的時候,伯顏並不知道自己的侄子已經反了水。直到有一次,伯顏上奏聲稱“漢人不可為廉訪使”,企圖進一步限制漢人在朝中的權力。托克托聽說這事兒後,便在吳直方的建議下提前與惠宗通氣:“此祖宗法度,決不可廢。”於是伯顏的圖謀沒有得逞。

事後伯顏知道原來是托克托在背後搗鬼,大為驚訝,於是又上奏惠宗說:

“托克托雖臣之子,其心專佑漢人,必當治之。”

惠宗自然是庇護托克托,不把伯顏的話當回事。

1340年,伯顏與太子出獵柳林。惠宗在托克托的策劃下趁此機會,一面拱衛京師,一面下詔派人收奪了伯顏的權力,將其貶官出京。伯顏在外,其僚屬見其失勢,竟鳥獸散。一代權臣就這樣從天上掉到地下,最終死在貶謫途中,成了後輩的墊腳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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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克托,韓劇《奇皇后》劇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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扳倒了伯顏,屬於托克托的時代到來了。在惠宗的支持下,托克托就任中書右丞,著手革除伯顏弊政,推行了一系列新政。史稱“至正更化”。其中有三件事值得一提:

首先是恢復科舉。

雖說有元一代,通過科舉仕官的人僅佔元朝官員總數的4.3%而已,但科舉的有無,卻是一個風向標。反對漢法的伯顏取消科舉,“科舉若罷,天下人才絕望”,而今恢復科舉,正是元朝政策從伯顏時期扭轉的一個象徵。

1341年年末,在托克托秉政不久,元朝便復開科舉,仍循舊例,每三年一次。對此,吳直方感嘆道:

“開設科舉並不是為了人人當官,只是有了科舉,百姓家裡便會有讀書之人。人讀了書就不會輕易為非作歹,這對於治理國家是很有意義的。”

而針對當時元朝區分對待國民,南人普遍難以求官入仕的情況,後來元朝亦下令:

“省、院、臺不用南人,似有偏負。天下四海之內,莫非吾民,宜依世祖時用人之法,南人有才學者,皆令用之。”

自此,歷年南方的進士開始進入權力中樞,有任御史、尚書等職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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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朝武士征戰圖。戰鬥力強悍不代表沒文化,好歹元朝也是搞了16次科舉的。

由於自幼跟隨吳直方學習,浸染儒學,所以在托克托看來,儒學對國家的治理大有裨益。於是在恢復科舉的同時,托克托重開經筵,選國內大儒為皇·帝、皇子講經授儒,“讀五經四書,寫大字,操琴彈古調”。

元代經筵,在向皇·帝宣講儒家經典,教皇·帝為政以德的同時,也不時扮演著勸諫是非的角色。即所謂“天下事在宰相當言,宰相不得言則臺諫言之,臺諫不敢言則經筵言之。”

比如有一日惠宗觀覽宋徽宗的畫作,嘖嘖稱善。此時身在一旁的經筵官便進言說道

“徽宗多能,唯一事不能。”

惠宗問道是哪一件事。回答說:

“獨不能為君爾。身辱國破,皆由不能為君所致,人君貴能為君,它非所尚也。”

藉此敲打惠宗,居安思危,不要做亡國之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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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獨不能為君”的宋徽宗。

1343年,在托克托二度任相的時候,一項重任交到了他的手上:修史

自古以來,皆新朝為舊朝修史。元代之前,遼,宋,金

三朝並立。為三朝修史,實乃當時文化界之大事。而此次修史,與之前歷次官修史書相比,又有兩大特點:

其一,修三史的班子不只有漢儒,還有蒙古、色目、党項等其他族群的知識分子。有如此多的少數民族參與修史,這在是非常罕見的。而多種史觀的交鋒碰撞,也避免了漢儒一家之見,使行文筆法更加全面。

其二,在托克托的主張下,遼、宋、金,三史的修撰,“三國各與正統,各系其年號”

古來修史,面對分裂的局面,選哪一個為正統總是免不了一番爭論。修三史時,面對北宋與遼並立,南宋與金並立的情況,有人主張以北宋為正統,其後金為北史,而宋高宗之後為南宋,有人對此又表示不同意,彼此之間爭論不休。直到托克托拍板,方止爭論。“三國各與正統,各系其年號”,這是對華夷之辨的一次突破。

兩年半之後,三史修成。由於是托克托主持編撰,所以現在人們所見的三史書影,著者均是他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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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史》書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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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科舉,開經筵,修三史。在托克托的運作下,元末的思想界、文化界為之一振。

然而,要挽救危機四起的大元帝國,只有文化上的動作是不行的。畢竟那個需要潛移默化,需要來日方長。要扭轉衰敗的國運,必須要有立竿見影的政策才行。

所以當時元朝面臨的最大問題是什麼?

——缺錢!一個字:窮。

有元一代,雖然百姓賦稅很重,但卻還是財政赤字巨大。這是怎麼一回事?

元朝政治的動盪,皇權頻繁更迭。自世祖忽必烈去世,到惠宗妥懽帖睦爾登·基,短短三十年間,元朝先後換·了十個皇·帝。每一個新·皇·帝上任的時候,為籠絡人心,鞏固自己的統治,都會皇室、貴族、功臣,大行賞賜。

為了不“加賦於民”,所有的賞賜皆由官府承擔。

然而,元朝皇·帝都是豪爽之人,這賞賜起來手筆一個比一個大,完全無視國庫的情況,以致到最後種種賞賜累加起來,竟讓國家財力難以承受。比如在元成宗登·基的第二年,中書省就向皇·帝報告說:

“陛下自御極以來,所賜諸王、公主、謝馬、勘臣,為數不輕,向之所儲,散之殆盡。

原來成宗繼·位才一年,竟然就快把國庫的積蓄在賞賜上敗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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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成宗鐵穆耳。

元武宗繼·位後,為了顯示天恩浩蕩,放言成宗時期的賞賜制度不變:原來怎麼賞,現在還怎麼賞。然而成宗時好歹還有忽必烈老爺爺的積蓄保底,賞還算能賞得動。到武宗時,國庫已經光光了,要如何像以前那樣“賞”呢?於是中書省再度告急:

“以朝會應賜者,為鈔總三百五十萬徒,已給者百七十萬,未給者猶百八十萬,兩都所儲已虛。”

說出來真是好笑:一個幅員遼闊,疆土之廣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帝國,居然把自己給“賞”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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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濫賞,元朝統治者的消費習慣也是災難性的。哪怕國庫都空了,王公貴族們照舊還是過著奢靡的生活,該怎麼折騰還怎麼折騰。

元朝上上下下崇佛,朝廷在佛事上開支浩大。

元朝建國以後,皇·帝、貴族、官僚等不斷建造新寺。每朝皇·帝登·基,便會營建一座新寺,因此元朝寺廟比起前代數量更多,規模也更龐大,用工也更奢華。

1295年,元成宗為皇太后建寺廟於五台山,以大都、保定、真定、平陽、太原、大同、河間、大名、順德、廣平等十路“應其所需”,“土木既興,工匠伕役,下數力,附近數路州縣,供億煩重,男女廢耕織,百物湧貴。”傷財又勞民。

上面說到元朝皇·帝喜歡濫賞,這其中也有賞給寺廟的份:

“舉凡金、銀、鈔、帛、礦產、邸舍、酒店、湖波、庫藏、田宅、奴僕、牲畜、農夫、耕牛等,莫不作為賞賜之具。”

從錢到物,從人口到土地,什麼都給。佞佛的風氣,終元一世一直沒有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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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代寺廟

錢本來就不多,還濫賞,還奢靡,還佞佛。這錢當然禁不住花。那花光了怎麼辦?

——印唄~

早在1260年,忽必烈時期的元朝便發行“中統元寶鈔”,建立起統一的紙幣制度。在最初的十幾年裡,政府嚴控紙幣發行量,但後來隨著財政用度漸漸窘迫,印鈔量便陡然增加起來。

1280年後,由於紙幣超發,物價比元初已經漲了10倍。之後元朝政局動盪,皇位不斷更替,經濟沒有起色,財政支出卻日益龐大,幾乎每一個皇·帝的任·期裡,都是赤字經濟。

元朝統治者不願“加賦於民”,於是選擇了更狠更直接的方式平衡收支:海量的鈔票被引出來,進入市場流通。百姓的財富一夜之間便被洗劫一空。這真的比明搶還帶勁。

元朝最後的賢臣, 為何最終還是沒能挽救國運?

▲ 元代紙幣

除了政府瘋狂印鈔,民間也有鋌而走險者私自印鈔。真幣本來就夠多的了,現在還有假幣。可以想象下元朝的民生是一種怎樣的境況。

所以托克托上臺的時候,他眼前的大元就是這個樣子的:雖然貨幣滿天飛,但實際上,百姓和政府都沒錢。

於是在托克托的主持下,於1350年,皇·帝下詔,變更鈔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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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通貨膨脹,還有一個困擾元朝的頑疾:河患

最愛君剛發過一篇關於黃河的文章,裡面提到歷史上的黃河下游頻頻改道,不僅百姓受苦,又是還會連累國運。這話用在元朝這裡,再恰當不過了。

元代的河患非常嚴重。在統治中原不到九十年的時間裡,黃河決口二百六十多次,還有三次大改道。

1344年五月,暴雨連續下了二十多天,河水猛漲,在今山東曹縣衝破白茅堤,之後金堤也被衝破,以致豫皖蘇魯交界一帶變成千裡澤國。

黃河水患,不僅讓受災的居民身陷水深火熱之中,對元朝朝廷來說,也是如坐針氈。這不僅僅是因為受了災的居民如果得不到及時的賑濟,極有可能暴發起義;更是因為元朝的經濟命脈——大運河和鹽場皆在洪水猛獸的威脅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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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杭大運河

上文提到,元朝本來就窮,所賴財源無非就是江南賦稅,以及官營鹽鐵。一旦大水衝入運河,阻塞漕運,江南的錢上不來,身在元大都(北京)的朝廷就乾著急。鹽場要是再被水衝了,那就是雪上加霜。

如果說“錢”的來源出了問題尚可能忍,但若“糧”的來源出了問題,那任誰也忍不了。元朝時期,京畿一帶的口糧,已然全靠大運河運送。如果大運河淤塞了,錢運不來,糧更運不來。要是沒了糧食,百姓造反那就成了板上釘釘的事了。

所以,在托克托、賈魯等人看來,這河患必須得治治了。

1349年,在惠宗的授意下,托克托召集群臣,商議治河事宜。會上,朝臣分為兩派。一派反對治河。有大臣說了:

“河之故道,斷不可復。”

因為“山東連歉,民不聊生,若聚二十萬眾於此地,恐他日之憂又有重於河患者”

。在這大災之年興此大工程,聚集二十萬貧餓之民,這不是要搞事情嗎?

甚至還有大臣說,黃河決口改道,這是“天事”,應該聽之任之,不該人為干涉的。

而賈魯卻堅持“河必當治” ,提出“必疏南河,塞北河,使復故道”並強調:

“役不大興,害不能己。”

最終托克托採納了賈魯的意見,聲稱:

“事有難為,猶疾有難治,自古河患即難治之疾也,今我必欲去其疾。”

就這樣治河的決心,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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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賈魯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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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說,無論是“變鈔”還是“開河”,托克托所做的決定,出於維護元朝統治,出於緩解社會矛盾,出於改善民生,都是應當時之需,無可指摘。然而令人想不到的是,正是這兩項決策,將元帝國推進了深淵。

首先是變鈔徹底失敗。

托克托的變鈔,採用的是二鈔並行的方法:

印製新的紙幣名叫“至正交鈔”。這種新紙幣,一貫抵銅錢一千文,或舊紙幣兩貫。之後動用紙幣發行準備金,又鑄“至正通寶錢”,即一種新的銅錢,與歷代的銅錢並行使用。經過變鈔之後,元朝市場上總的來看便是紙幣、銅錢同時流通。

可以說,如果控制好物價和紙幣的發行量,這樣的貨幣政策是有可行之處的。然而惡性通貨膨脹卻在變鈔不久之後便發生了:

“行之未久,物價騰踴,價逾十倍。”

“京師料鈔十錠,易鬥粟不可得。”

既然有實在價值的銅錢,加上當時仍舊濫發紙鈔與動用紙幣發行準備金,本來已經疲軟的紙鈔就更不值錢了。所以到下詔變鈔六年後,紙鈔“絕不用,交易惟用銅錢耳。”

托克托的變鈔不僅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反而加劇了社會的混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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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巾軍起義

至於治理黃河,雖說在賈魯的主持下,僅用了7個月就完成了疏堵工程,為禍7年的河患終於被控制住了。但一個意外事件的發生,卻給這場治河工程蒙上了陰影。

就在賈魯治河之際,黃河南北有童謠唱道:

“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

結果真在黃陵崗挖到一隻眼的石人。而韓山童、劉福通等人趁機在潁上作亂。紅巾軍起義的戰火就此燃遍了華北。張士誠陳友諒朱元璋等人,也紛紛在長江流域舉事。

元末由此天下大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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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這遍地烽火的局勢,身為宰相的托克托責無旁貸,擔起了平亂的重任。在元朝各路官軍的圍剿下,紅巾軍起義陷入低潮。

1353年,托克托統領近百萬元軍與張士誠鏖戰高郵,將其圍困城中。眼看起義就要被鎮壓,元朝朝廷卻傳來了消息:

托克托被罷相,並被奪去了軍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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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劇照:托克托,塗門飾

當時朝中彈劾托克托的奏章是這麼寫的:

“托克托出師三月,略無寸功,傾國家之財以為己用,半朝廷之官以為自隨……”

這根本就說不通嘛!

然而惠宗妥懽帖睦爾本就對托克托變鈔開河之舉造成的窘境頗為不滿,現在托克托領軍在外,惠宗也擔心托克托成為伯顏第二。於是在左右的攛掇下,終於下詔削了托克托的兵權。

當皇·帝詔書下到軍中時。托克托的左右,以“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為辭,勸他先不要打開。但托克托卻說:

“天子詔我而我不從,是與天子抗也,君臣之義何在?”

於是受詔聽命,交出了兵權。

其部下哈剌答聽此消息,對托克托說:

“丞相此行,我輩必死他人之手,今日寧死丞相前。”

說完竟然拔刀刎頸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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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末農民戰爭示意圖。

隨著托克托陣前被免,高郵之戰的戰局的確發生了逆轉。失去主帥的元軍頓時群龍無首,縮在高郵城裡苟延殘喘的張士誠便趁機率軍突襲,一舉擊潰了城外元軍。

隨著元軍的潰敗,元朝的國運也如潰軍一樣,再難復起。而托克托則被遠貶雲南,並在1356年被奸臣矯詔鴆殺。

元朝最後的名臣就此隕落!

在托克托死後的第12年,明軍攻入大都,惠宗北逃。曾經盛極一時的草原帝國,最終還是退回了草原。

後來有元朝官吏慨嘆道:“設使托克托不死,安得天下有今日之亂哉!”

固然歷史沒有假設。但就算托克托不死,以元末那般腐朽的政局,又豈是一人之力可以挽救的?

元朝末年,有這樣一首元曲流傳。一個帝國的衰敗之由,大概都在這首小曲之中了:

醉太平·堂堂大元

堂堂大元,奸佞專權

開河變鈔禍根源,惹紅巾萬千

官法濫,刑法重,黎民怨

人吃人,鈔買鈔,何曾見

賊做官,官做賊,混愚賢

哀哉可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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