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11 1999年，华县咸林中学的“晾衣架”

那一年，我十七岁

1999年，我十七岁，高二，在百年名校——陕西省华县咸林中学就读。

咸中南大门

那年，我身高1米8，体重大概只有48公斤，得了个“晾衣架”的外号。因为衣服总是松松垮垮地搭在身上。给我取这个外号的同学，后来在某淘开店卖衣服，生意颇火爆，原来对服装和时尚的敏感，早在给我取外号的时候就初现端倪，不做服装买卖简直没有天理了。如今的我，体重正式翻了一番。那时候，我都不认为我是胖子，即使在我真正成为了一个标准的胖子之后，我也不认为我胖。因为瘦了太久。真正意识到自己成为胖子，是在1999年的十年之后，我在山西太原坐公交车，忘了投币。司机对着喇叭在狂喊：“那个胖子，没投币！”我心安理得地坐在座位上，心里充满了安全感，因为我潜意识里认为我跟胖子绝没有联系，我还左顾右盼，想帮司机找出那个没投币的胖子，司机又一声大喊：“别看别人了，说的就是你！”我这时候才意识到，我已经是一个胖子了。

当然，这在当时，我是无法想象的，更是无法预测的，就如同我无法预测18年以后，在我入校20周年之际，我自己撰写的《咸林赋》，会镌刻在学校新校门的照壁上，就在学校创始人杨松轩先生的塑像背后。

咸中杨松轩先生塑像

那一年，美国轰炸南联盟使馆，我们学校在国旗下组织了大型的集会演讲，我同班的女同学清扬在演讲台上义愤填膺地读着我写就的《抗议书》，并且引发了全校关注，这份抗议书经我们语文老师武峰先生的手，用毛笔蘸着浓墨写在一张鲜亮的黄纸上，字体潇洒飘逸，引人驻足。这大概是我第一次在咸林中学公开发表我的言论和文章。与多年之后我写作《咸林赋》，冥冥之中也颇暗合。

《咸林赋》

开完演讲会返回教室的途中，我初中的同学（高中在一个年级不在一个班）背着可以坐两个人的黑色的条凳，被县电视台的记者拦住采访，采访内容就是对美国轰炸我驻南联盟大使馆的看法，他慷慨激昂，一手挎着条凳，一手打着手势连比划带说，情绪和表情比上台演讲的同学还要到位，虽然没能上台演讲，却上了电视演讲，造成了一定范围的轰动。我们怂恿他请客，因为他是我们中第一个上电视的。他也不小气，请我们一帮人吃了一个星期的早饭——每人一个烧饼夹锅巴、一杯用糖精和色素以及自来水勾兑成的所谓的“饮料”，整体花费是当时的一元钱左右。

因为他激情澎湃的“半路演讲”，让我印象深刻，所以在之后得知他当了家乡某乡镇的“领导”，我也不觉得奇怪了。讲话办事依然是风风火火，激情澎湃。这是当地百姓之福，却是我恍如隔世的记忆。

那时候的阳光总是刺眼，我只知道绚烂阳光下的浪漫的爱情（十七岁的爱情，往往是懵懂的初恋，却值得一生去回忆）却根本无法理解光的波粒二象性是什么，当然也无从理解光的速度为什么就是这个宇宙的极限。物理老师兼班主任张先生对我颇无奈：“灵灵醒醒的一个娃，这么简单的原理弄不清？我说话口音有问题？”然后他抬头问问班里其他人：“我说话口音有问题？”其他同学笑着大声说：“没有！”张老师又说：“对嘛！那就是你的问题。你初中在哪儿上的？”我低着头回答：“城关中学。”张老师开玩笑道：“建军，那是这，你回城关中学再念一回，我在咸林中学等你。”全班同学哄堂大笑，我却脸红到了脖子根。我根本无法想象，在若干年后，我每年回到学校，都会去找张先生坐一会儿，他是对我影响很大的老师之一。

数学老师要检查作业，每个人都很快把作业拿出来放在了课桌上，而我在桌斗一堆参考资料里面翻找着，数学老师似乎看出了端倪，站在我桌前，就等我拿出来，我假模假样地翻找了三分钟，数学老师赵忠志先生终于忍不住了：“建军，不要找了，没有人能找到世界上根本不存在的东西。任我风吹雨打，你自岿然不动。你已经第几次不写作业了？”

只有在历史、地理和政治课程方面，我才有了开挂的感觉。历史课郭老师腹有诗书气自华，是一个谦谦君子，上课也生动风趣，知识丰富，他引领我走进了中华五千年历史的知识殿堂。地理老师贾先生更是学贯“文理”，随手画地图我们已经见怪不怪。有这么多老师的扶持和引领，我们不成材那只有一个原因，就是自己不努力。我想，我没成才的原因大概是在那年的春节过后不久，乍暖还寒，我跟弥茜和孙筱妞逃课去城外放风筝，贾老师看着我们也摇头叹息吧。

那时候对爱情并没有什么遐想，想法很简单，就是赶紧念完高三然后回去种地，或者外出打工，家里人一定会在一年内搞定对象，然后半年内搞定媳妇，再一年搞定个娃，基本上在二十一二岁当爹，那时候爱情似乎也有了（或许会有吧）家庭也有了，一切都有了。老婆娃娃热炕头，那才是人生的巅峰。我的好友张辉规划的更为详细，他已经给好几个所谓的科技公司写信需求农村青年致富的信息，对方也即使回复，有建议他养蛇的，也有建议他种植中草药的，还提供技术指导，并能在成功之后回收产品，这似乎是万无一失的买卖，让我们对农村的未来充满了幸福的憧憬。当然，最后我们都没回去农村，而是在城市成为了城里人，背叛了我们曾经的阶级。

那时候爸妈很年轻，他们为了培养我成才而起早贪黑，他们绝对不会想到我有高中毕业回家种地的想法。因为他们坚信：自己的儿子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儿子，一定能够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只可惜的是他们对自己儿子的盲目自信，完全是基于本能的幻觉。好在，我也没有太差。

1999年过去了，我不知道那一年郭德纲在干嘛，更不关注岳云鹏在干嘛，我只记得，我的青春和我同龄人的青春，一去不复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