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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的 家 庭
作者 甘一飞
我家是个农民家庭，住在陕西华县县城北约十华里的下庙乡北甘家村。我生于1910年8月1日，当时中国正处于辛亥革命前的动荡时期，但就这个西北地区贫穷的小村庄来讲，尚未受到近代革命的冲击。这里文化相当落后，生活十分贫苦。小时听父母亲说，我的祖父、祖母在清同治年间先后逃到南山金堆城和渭北丁字坊避难，祖父死在金堆城，祖母死在北约八十里的孝通。当时家里很穷，只有六分土地。
甘一飞
父亲这一辈兄弟三人：父亲甘映德(炳坤)为长；二叔给人作了上门女婿，早年去世；三叔甘映升(炳绪)娶了童养媳(老舅家的女儿)，后则分家另过。父亲曾给我村地主张德彦家当长工，母亲是朝邑县的一个农家姑娘。母亲一生共养育了我们六个孩子。大哥全仁，在家务农；二哥全义，在兴市镇一个小杂铺先后当学徒、“把式”；三哥在清光绪二十六年遭荒时，因为家里养活不了就卖给了贾家村的贾某，换了两石高梁、两三丈土布，长大后在军阀陈树藩部当了兵，当了个排长，后来战死了；姐姐嫁到西甘村，受婆婆的虐待，把孩子生到厕所里送了命；小妹妹尚未成年就病死了。姐姐死后由我送葬、烧纸。伯叔家的姐姐嫁到吴家老庄一个农家。
到父亲时，家中只有一两亩薄地，三四间破房。炕上铺张草席，没有褥子，我和父亲合盖一条被子。靠租种人家的地和借债度日，生活很困难。
我九岁时被过继给伯父甘映清为子。当时伯父已去世，我继承了伯父的遗产，有了五十多亩土地。因我年幼，伯母吸大烟，伯叔姐年小，我所继承的伯父家的产业也就完全由我父母和大哥经营。父母、大哥他们披星戴月勤耕细作。冬闲时搞运输，给人运盐、茶叶、棉花挣些钱，日子逐渐好了起来。后来盖了十来间房子，买了大车、骡子、牛，土地最多时达七十多亩，有了一些家业。平时雇个长工与父兄一起耕耘；夏收、秋收全家男女老少一起出动。大哥、二哥和我都娶妻生子，全家人数达十七口之多。
我的父母都是西北地区典型的忠厚淳朴的农民。父亲性情刚直，处事公正。晚年信奉佛教，给观音菩萨早晚一炉香，晨昏三叩首，从不间断，十分虔诚。他很同情共产党和红军，说陕北红军劫富济贫，是红孩儿下凡救苦难的人民来了。
父母双亲皆目不识丁，大哥、二哥也只念过几天冬学，不识多少字。在支差、纳粮算账中累受欺凌，深感“睁眼瞎子”的痛苦，因此他们很想让我念书。特别是父亲，一再对我说：“你要对得起你伯父，他要供你上学成人，你要好好念书，长大成人把咱家看住了就行。”就这样父亲辛勤劳动，勒紧裤带，省吃俭用，供我上学。他们饱受军阀战争的困苦，土豪劣绅的欺压，受高利贷的剥削，眼看亲友、邻居处境困难，没有办法解脱，就求神拜佛，指望神灵拯救。我从学校归来，常向他们宣传地主、土豪、劣绅、高利贷剥削欺压人民，和共产党、红军救人的事件。他们都很愿意听，相信我，也支持我参加学生运动。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中，母亲听到国民党打学生、抓学生，日夜为我担心，怕我被抓去。次年我回家她见到我后就高兴了。父亲思想开朗，他知道了党指导北平学生爱国运动的情况后说：“国家的事大家都不管谁管，人家都那样，让他去闯吧！”
1944年，我在山西太岳区锦上县接到从灵石敌占区某关系商号转来的信，骤闻父母去世，顿感虽承父母养育之恩，然临终没能见一面，心里很是难过。但因革命任务在身，未能奔丧，只好迎着西风，表示自己的哀悼。
1949年年底，我奉命由天津到西安，路过华县，在家住了几天。物是人非，不见父母，怆然泪下。听说家中接我的回信后，由于张丙乾挟嫌向敌第一军特务机关告密，一天半夜特务搜查了我家，要大哥交出共产党的书籍、文件，结果一无所有，只是抢了些财物走了。又听说母亲临终前三次咬破中指，希望借此刺痛我的心，促使我能够回家与她相见。尽管这种想法不能奏效，但殷切思子之心，令我非常伤感。
我同更生同志带着成斌，入俗备些香纸，到父母陵墓前，跪拜哀悼，寄托哀思，追念父母养育之恩，悔诉未能奔丧之怀，示告父母在天之灵，苦难人民已经解放，祈祷父母含笑安息于九泉……
作者简介：甘一飞(1910——1998)，华县下庙镇康甘村人，一二・九爱国学运先驱，长期在山西参加革命斗争，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共陕西省委常委、宣传部长、陕西日报社社长等职。
原文来源：选自甘一飞回忆录《东流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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