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振玉，祖籍浙江上虞，自其曾祖罗敦贤时由浙江来淮安谋生。其父罗树勋，继承祖业除田产外还兼营质库恒业典。
清同治五年（1866）农历六月八日，罗振玉降生于淮安城南更楼东街，初名振钰，字叔宝，又字式如，后改名为振玉，初字坚白，后改字叔蕴，叔言，号雪堂，贞松，又称永丰乡人，仇亭老民。
罗振玉一生治学勤奋，学识渊搏，著作等身，成就斐然。他集农学、教育学、甲骨学、金石学、古器物学、古文字学、经学、校勘学、简牍学、敦煌学、档案学于一身，尤对甲骨学、敦煌学、简牍学、档案学、古明器研究有首创之功，开一代风气，泽被后世，影响深远。
董作宾、王国维等国学大师对其赞赏有加，且刘鹗、王国维与其都有儿女亲家之谊。郭沫若先生如此评价罗振玉：“中国的文化史上实际上做一番整理功夫的要算是以清代遗臣自任的罗振玉。”学者张舜徽则认为“近世学人述造之丰，盖未有能过之甚者也”。学者萧文立先生更称罗振玉为“晚清以来国学大师之班头魁首”。
因罗振玉晚年曾作为清末遗臣“愚忠”于清末代皇帝后为满洲国皇帝的溥仪，并在满洲国担任过监察院长，尽管时间很短即辞官专事学问研究，但在政治上确有污点之嫌，故毁誉参半，以至后来为学者遗忘。历史是无情的，黑的不能说成白的，白的也不能说成黑的。历史又是有情的，随着时代的变迁，人们对其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研究和贡献，当然也是不能忘却的。学者认为罗振玉是中国学术史、艺术史、文化史罕与伦比的大师，整理文献功绩卓著，或许足以望孔子项背，为国学大师班头魁首非他莫属，特别是他为抢救晚清档案书籍不惜以三倍价格，几经周折将几为还魂纸的珍贵文档买下收藏，使之得以保存。后来又将家中所有藏书均捐献国家，当为功不可没。
罗振玉自幼聪颖过人，4岁识字，5岁入塾读书，15岁读完经书下笔学作诗文，16岁学作八股文。次年春天，因清代规定，科举考试必须回原籍投考，故回上虞应试，一举考中秀才。但后来由于他潜心学问，光绪八年（1882）、光绪十四年（1888）两次乡试落第，从此便专一搞学问了。
罗振玉父亲曾任江宁县丞，在此期间，他便在淮安助母理家，并在乡下做了3年塾师，所挣薪酬以维持家用。然这绝非他之所愿，在他30岁时，在自己的一张照片上题诗“三十被褐，城南蛰居，蔬食饮水，缅想唐虞”，可见其大志与抱负。
光绪十七年（1891）由于黄水泛滥，山东等地蒙水患之灾，百姓苦不堪言，罗振玉听说有人主张用“不与河争地”之策，用各地赈济灾区的捐款和官款购买民地，以放宽河身，少年时，对农事极为关注的的罗振玉十分惊骇，认为河身已宽，再放则贻害益深，于是书《驳议》一文，此文由同样客居淮安的刘鹗之兄刘渭清看到，立刻寄给正在山东河工任下游提调的刘鹗。刘鹗，字铁云，集水利、金石、甲骨、文学家于一身，后又与罗振玉成儿女亲家。刘鹗见文，觉得与自己意见十分吻合。此乃罗振玉在农业水利方面小试锋芒，并获好评。
时中国为农业国，农业不振则国不振，罗振玉深感“农为邦本”，于是他找来有关农学的书籍《齐民要术》、《农政全书》、《授时通考》等，认真研读，并又选读欧州人所著农书，念古人“不仕则农”，既然屡试不第，科举无望，不如找个进身之路，恰逢此时家境尚可，便脱身离淮，寻机一展胸中之才。
光绪二十二年（1896）春，罗振玉与友人蒋黼协商，筹资到上海创办了“学农社”，主要是翻译出版欧美和日本的农书，并出刊《农学报》，传导国外农业知识和有关信息。
康有为发起“百日维新”时的光绪二十四年（1898）五月十六日，光绪帝采纳康有为建议，命地方官振兴农业，并令两江总督刘坤一咨送《上海农学会章程》于总署，又饬各学堂广译外洋农务诸书。这正合罗振玉之意，认为是自己大展宏图之机，不想“维新运动”失败，振兴农业上谕也成了一张废纸，初具规模的农工学堂也就办不成了。
“振兴农业”已成为罗振玉挥之不去的情结，他又创办了东文学社，培养译才，翻译了大量的日本农学书籍，其时，他创办的农学社还得到两江总督刘坤一的支持。光绪二十六年（1900），他被湖广总督张之洞聘为湖北农务局总理兼农务学堂监督，从此算是踏上了仕途。
这期间，他编辑的《农学丛书》共7集。包括233种译著，其中，不仅汇集了我国古代农业科学技术的不少书籍，增添了不少民间农业生产的调查内容，还引用了欧美，日本的丰富经验，在传统农学如实验，农学的汇合点上作出很大的贡献。他从30岁立志学农，经10余年努力，在农学上具有较高的造诣，对开拓中国现代农业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光绪二十七年（1901），他经刘坤一、张之洞保荐，被朝廷派往日本考察教育，回国后创办了江苏师范学堂，光绪三十二年（1906）任清政府学府参事，兼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监督， 不久又主政整理清廷内阁大库档案。
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的第60天，当时定居敦煌莫高窟的道士圆篆，无意中发现窟内藏有5万件宗教卷、世俗文献和佛画，这批珍宝已在这里藏了900多年了。 敦煌文献的发现，毋疑是一大奇迹，不想此事并未引起地方官乃至清廷的关注，却引来了外国“探险家”的“垂顾”。光绪三十三年（1907）3月，英国籍匈牙利人斯坦因来到莫高窟，以200两银子，得到1400件敦煌写件和绢画等艺术品。光绪三十四年（1908）2月25日，法国的伯希和，又以500两银子，挑选了7000多件敦煌写卷。宣统元年（1909），伯希和又在北京的六国饭店举办敦煌文物展览会，罗振玉等我国一些学者，得知其情，痛心疾首，大声疾吁：“外国人竟敢把中国的珍贵文物堂而皇之地在清朝国都展示，而泱泱大国竟无一人干预，将来有何面目面对后人？”他立即以学部参事名义上书朝廷，要求抢救莫高窟中尚存的6000多件经卷文本，行将朽木的清廷哪有心思管这些残篇故纸，罗振玉又联络京城中的众多学者，呼吁朝廷过问，清政府才下令查封莫高窟藏经洞，并将余卷运到北京图书馆收藏。
自此，罗振玉投入大量精力，开始创立和研究敦煌学，并发表多篇文章，以引起人们对敦煌学的关注。他的努力，终使一大批失传的古代文献得以保存，应该说，罗振玉对敦煌文献的抢救、保护、传承和发展是有卓越贡献的。
光绪二十五年（1899），中国文化史上又一个重要线索浮出水面，北京达仁堂药店接到一张药方，其中有一味药叫“龙骨”，“龙骨”即古代龟甲和兽骨，上面常常刻有一些奇怪的古文字，病人叫王懿荣，是一位古文学者、金石学家，又兼南书房行走， 国子监祭酒，他见到“龙骨”，认定其中必有秘密，即派人收购达仁堂的所有“龙骨”，又派人四处寻找。这一重大发现，致王懿荣欣喜若狂，不想，王不幸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死于国难，因其家境困顿，后辈意欲将父亲搜集的甲骨出售，以偿还债务，正好卖给了在京为官的刘鹗（铁云），刘鹗也长期定居淮安，与罗振玉不仅有同乡之谊，又是儿女亲家，在刘鹗家中，罗振玉看到这批甲骨，不禁叹为观止，怂恿刘鹗拓墨排次为《铁云藏龟》。
罗振玉不仅鼓动刘鹗编《铁云藏龟》，也深深地被甲骨文打动，从此又开始了对甲骨文的研究。他独辟蹊径，首先摸清这些甲骨的原产地，终发现这些甲骨出自河南安阳洹河边的小屯村，这是商朝故都。民国四年（1915）三月，罗振玉亲自跑到小屯村，当时也有不少人知道甲骨的宝贵，在小屯村现场争挖，交易甚至抢夺的现象屡见不鲜，罗振玉的到来，毋疑为挖掘，保护，传承甲骨文化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当代学者余秋雨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文化史上有一些看似寻常的脚步会被时间记得，罗振玉那天来到殷墟的脚步就是这样。这几乎是中国近代考古学的起点，中国传统学者那种的皓首穷经，咬文嚼字或泛泛游观，微言大义的集体形象出现关键的突破，小屯的尘土杂草间跳出了一条路，在古代金石学的基础点，田野考察，现场勘探，废墟释疑，实证之言的时代开始了。”
光绪二十九年（1903），刘鹗出版了《铁云藏龟》，孙诒让又于光绪三十年（1904）出版了《契文举例》，这两本书都是传统的金石资料，并未作内容上的研究。罗振玉发愤键户四十余日，遂成《殷墟书契考释》万余字，对甲骨文进行了认真考证，这本著作的出版，标志着甲骨文研究已由古董时期进入了文字考评时期。郭沫若曾言：“甲骨自出土后，其搜集保存，传播立功，罗氏当第一，而考释之功也深赖罗氏。”在甲骨文研究方面，有“甲骨四堂”之说，罗振玉当居第一。
此后多年，罗振玉以安阳之商朝甲骨，敦煌之汉魏简牍，千佛洞之唐宋典籍文书等出土新资料为研究对象，进行了划时代研究，把中国历史向上推进了1000年，学者们 评价其“传古之功，求至古今人，未见其比”。 不仅如此，罗振玉又对甲骨文书法艺术的创作也作出贡献，他用甲骨文撰写楹联，仅用3个晚上，竟撰成百副对联，又将手书之联，以《集殷墟文字楹贴》书名首印，从而使之进入甲骨书法之新领域。
罗振玉的另一功绩，则是他曾抢救了大批大内档案。大内者，指皇帝宫殿或宫内库房之意。大内档案，就是保存在紫禁城内阁大库的档案，其中包括诏令、奏章、朱谕、外国表章、历代殿试以乃多种文牍，清朝还有盛京移来的旧档和明末的档案，可谓十分珍贵。
因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朝廷本准备修缮大库之议，一下被搁置了十年，清宣统元年（1909），内阁大库突然崩塌一角，于是又重提修缮之事，如修缮，当然要先将存藏档案搬移，有人妄奏库中无用旧档太多，请予焚毁，竟得旨允行。
所谓“无用之物”，仅乾隆后五个皇帝的红本朱批就有10余万件，若付之一炬，即酿成千古遗恨。恰逢内阁大学士兼学部大臣张之洞打算成立京师图书馆。委派在学部任参事的罗振玉到内阁大库挑拣书籍典册，已捆扎成堆的档案即将焚毁，罗振玉一见，不由大惊，立即向张之洞禀报，张紧急上奏，请求保存这些档案，方使这些珍贵的档案得以免遭一劫，并将8000麻袋档案放到了国子监的敬一亭。 然而，劫难并未就此躲过，辛亥革命后，北洋政府于民国三年（1914）拟建立历史博物馆，这批档案当然也在其中，不想由学部改为教育部的接管大员们，只捡拣了其中很少部分，更有不少珍贵档案被人“顺手牵羊”据为己有。
当时，北洋政府财政拮据，各部自己筹款维持，历史博物馆竟将放置在故官的部分档案当废纸卖出，以支馆员薪水，这批档案装了50辆马拉大车。先后拉了10余天，被“同懋增”经理程运增以4050块银元买去了，此事被罗振玉得知，又气又急，经赴“同懋增”协商，以三倍的高价买回，并选派人员进行整理汇编，后罗振玉又将这些档案交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部代为保管，民国十九年（1930）才由故宫博物院接管，新中国建立后，又由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接管，方使这批档案比较完整的保存下来。
罗振玉的学术成就，让后人难望项背，他除了对农学、敦煌学、甲骨学以及竭力抢救，保护清廷珍贵档案的功绩外，在现代简牍的创立，金石文字资料的购求，研究收集，刊播也是近现代文字史上的的第一人，当时与国学大师的王国维并称为“罗王之学”
民国二十九年（1940）农历五月十四日，罗振玉病逝于旅顺，他生前为自己撰了一付挽联：“毕生寝馈书丛，历观洹水遗文，西陲坠简，鸿都石刻，柱下秘藏，守缺抱残嗟自幸；半世沉沦桑海,溯自辛亥乘桴，乙丑扈跸，壬申于役，丁丑乞身，补天浴日竟何成”。这是他对自己一生的总结，字里行间有对学术的自诩，亦不讳饰他政治上的糊涂失败。历史是公正的，我们在鄙视他政治上的糊涂乃至过错的同时，不能忽略他对中华文化的突出贡献，他的一生可谓“瑕瑜互见，功过互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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