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希望与俄国人的关系正常和平静，我们能做的最好的事情便是保证至少在我们这一边，他们见到的是正常和平静的表现。
——乔治·凯南，1947年5月
美苏“冷战”——这个主导了二十世纪下半叶国际关系舞台的头号大事——留给历史和国际关系领域宝贵精神财富的同时，也给我们留下了众多的疑问。美国是如何“战胜”苏联的？冷战的历史经验对今天和未来到底还有怎样的借鉴意义？这两个问题或许是其中最核心也是最具代表性的问题。诚然，单靠一篇文章不可能彻底的解答上述问题。但是笔者依旧希望能通过这篇文章为读者搭建一个理解冷战历史、解读冷战意义的思维框架。
冷战不仅是美国和苏联这两个超级大国在物质层面的国力对决，更是精神层面的战略博弈。因此，为了更好地理解冷战的意义，我们首先来回顾和梳理冷战时期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发展脉络。幸运的是，这一时期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并且每个阶段之间都有很强的逻辑性，这就为我们的论述提供了极大地便利。
美苏冷战漫画
美国冷战战略形成的代表性事件是时任美国驻苏联代办乔治·凯南的“长电报”的发表。随着二战的结束，如何构建战后世界秩序成为摆在杜鲁门政府面前最大的问题。而要解答这个问题就不得不面对如何与新生的超级大国苏联相处的问题。通过“长电报”及随后发表的多篇论文，乔治·凯南为杜鲁门政府解答了苏联行为模式的思想根源，并在此基础上衍生出了影响后世的美国冷战战略。
不同于罗斯福的“新威尔逊主义”世界观和欧洲传统的大陆均势思维，乔治·凯南认为苏联不可能如先前历史中的大国那样融入到美国设想的世界秩序中来，即使如罗斯福总统那样愿意将苏联接纳为主导战后秩序的“四大警察”之一。面对苏联思想和行为的特殊性以及二战后欧洲地缘政治均衡的破坏，凯南为美国搭建了一个宏观的对苏战略框架：首先，恢复关键区域的自信，重建地缘均势。其次，利用苏联阵营内部的裂痕，削弱和阻遏苏联影响力的扩张。最后，逐渐修正苏联的国际关系思想，结束冷战。
乔治·凯南指出，美国与苏联的博弈将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因此必须要以足够的耐心和毅力去应对。有趣的是，凯南同时认为，苏联的行为虽然咄咄逼人，但是面对二战给苏联自身造成的巨大伤亡，苏联不可能贸然向西方发动战争；与此同时，随着二战的胜利结束，美国公众也不会愿意看到美国卷入另一场在欧洲的大战。“不打仗”将会成为美苏两国心照不宣的共识。这也是“冷战”的“冷”字出现的前提。美国的国家战略也是建立在这一点之上的。因此，凯南主张将政治博弈、经济发展和文化影响作为对抗苏联的主要手段。军事力量更多的是起到威慑和应急的作用。
从历史史实的角度来看，杜鲁门政府贯彻了凯南的战略思想：支援希腊内战、马歇尔计划的出台以及重建联邦德国和日本等行为对应了凯南的战略第一阶段。利用铁托与斯大林的决裂对应了战略的第二阶段。但是，随着1949年苏联研制原子弹的成功以及东亚和欧洲部分国家的政权更迭，美国政府越来越担忧现有战略能否有效应对苏联的扩张。这便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出台的背景。此时的凯南已经离职，接替他的是另一位战略家保罗·尼采。根据国安会第68号文件，军事手段上升为美国应对苏联扩张的主要手段，以此来应对苏联的“挑衅”。朝鲜战争就是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扩大升级的。
朝鲜战争是一次战略误判
国安会第68号文件的本意是更加积极的应对苏联的挑战，但是这里存在一个巨大的问题。如果美国需要在苏联挑衅的每一个地区都作出积极回应的话，那就等于将主动权拱手让给了对方。这里的逻辑是，苏联完全可以在风险较小、利益不那么紧要的地区进行突破，将美国的视线从关键区域引开，从而消耗美国的资源。这一问题也被随后的政策制定者们发现。为应对这一问题、重新夺回主动权，接替杜鲁门的艾森豪威尔政府提出了以“大规模报复”战略为核心的应对战略。艾尔豪威尔认为，既然苏联可以通过选择时间和地点的方式获得主动权，那么美国就以全方位的核报复作为回击，迫使苏联不敢轻易地挑起争端，从而夺回主动权。
从效果上看，“大规模报复战略”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在艾尔豪威尔主政时期，美苏两大阵营之间没有发生严重的军事冲突。但是，这样的战略也存在它的问题。20世纪50年代是亚非地区掀起轰轰烈烈的去殖民化的时代。“大规模报复战略”的实施将美国的国防建设重点放在了核武器和战略轰炸之上，用于应对地区局部冲突的力量建设明显不足。此外，美国国内另一派认为，将应对苏联的手段全都押宝在战略核轰炸之上过于危险，他们主张建设多层次的国防力量以应对不同层次的冲突。这便是接下来的肯尼迪政府国防建设思想，即“灵活反应战略”。
古巴导弹危机是冷战历史上最严重的也是最危险的一次对抗
但是“灵活反应战略”面临着与国安会第68号文件相同的难题——将对战争方式的选择权让给对方。其中的逻辑也是类似的，既然美国需要根据战争的形式选择应对的方式，那么对方就可以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战争方式和冲突层级。越南战争就是“灵活反应战略”失败的典型案例，美国在东南亚的丛林中打了一场自身最不擅长的战争。越南战争的失败迫使美国政策制定者们再次思考战略的转变。与此同时，苏联阵营内部也再次发生剧变。继任的尼克松总统和他的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抓住这一契机，决定重建美苏关系。这便是“缓和”战略的由来。
尼克松-基辛格组合是凯南离职以来，美国战略决策和政策制定层面的新的高峰。从宏观战略的角度看，尼克松-基辛格认识到重建美苏关系的必要性；在战术层面上，基辛格更是制定出著名的“联系策略”，将结束越战、古巴封锁、战略武器谈判等关乎美苏两大阵营的重大问题联系在一起，迫使苏联要想实现一个目标就必须满足美国的另一个要求。这一战略的实施成功的将主动权重新夺回美国的手中。但是“缓和”战略也有他的问题，该战略过于看中美苏之间的大国关系而忽视了地区矛盾，1973年的赎罪日战争就是典型的例子。后来的卡特政府同样继承了“缓和”战略的问题，1979年的伊朗伊斯兰革命给美国带来了近乎灾难般的结果，也直接导致了卡特大选的失败。
美苏博弈的你来我往也推动着美国国际安全战略进入到全新的阶段。1981年里根的上台标志着一个全新时代的到来——当然，这里的“全新”是我们进行回顾时得出的。不同于先前的所有总统，罗纳德·里根早在上台之前就对苏联的性质有着清晰的认识。勃列日涅夫时代是苏联实力的巅峰时期，当世人都在谈论苏联如何强大的时候，唯有里根坚定地认为苏联“外强中干”。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的相继离世更是坚定了里根的想法，而戈尔巴乔夫的上台更是让里根看到了契机。正如乔治·凯南早前说过的，斯大林的思想对他们那一代苏联人的影响太过强大，因此只有等到新一代的苏联领导人上台才有机会引导苏联思维模式的转变。在里根看来，戈尔巴乔夫就是这样的人。历史证明，里根的预见是如此的正确。
罗纳德·里根，一位在内政和外交领域都有杰出作为的总统
综上所述，我们将冷战时期的美国对苏战略进行了总括性的梳理。读到这里，我们或许会产生这样一种认识：美国的冷战战略并没有看上去的那么成功。国安会第68号文件、“大规模报复战略”、“灵活反应战略”和“缓和战略”无一不存在严重的问题，其中有些还造成了如越南战争般灾难性的后果，即使是里根的对苏战略看起来也像是一种“幸运”，而非自身的作为所致。那么我们如何理解和评价美国的冷战战略呢？
正如上文说到的，乔治·凯南在战略制定之初就认识到对抗苏联是一件长期的行为，或许将持续几代人。因此，他的前两步战略都是在为这一长期战略对抗做的准备。虽然他认定，只有具有新思想的年青一代掌握苏联政权，苏联才有改变的可能。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只需要无为的等待。只有重建被战争摧毁的西欧、使美国所代表的生活方式超越苏联所代表的，才能最终迫使新一代苏联人寻求改变。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历届政府不断地战略调整正是为了给美国证明自身优于苏联保驾护航。试想，如果美国放任苏联在欧洲和亚洲的扩张，那么其最终结果只能是将美国逼退回西半球，那么一切都将无法得到证明。因此，不可否认美国冷战战略的成功。
冷战的“大戏”固然精彩，但冷战毕竟早已结束。那么，它又留给我们怎样的研究意义呢？这或许是我们更值得思考的问题。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进行分析。第一，国家战略的设计首先要认清博弈的性质。乔治·凯南在冷战之初就断定美苏对抗的两大特征是长期性和非军事性。这就为后续具体政策的出台奠定了基础。我们很难想象如果他主张采取剧烈的军事手段的话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第二，对手段的选择与调整。如果我们将美苏对抗的历史进行极简的概述，或许可以这样来表述：美国拥有核垄断的时期-美国具有核优势的时期-美苏均衡的时期-苏联的鼎盛时期-苏联的衰败。上文梳理的不同战略也都可以对应这些时期。根据不同的现实及时调整、探寻最佳的应对手段，这是一个成功战略制定的基础。第三——稍带抽象的一点——警惕思维的固化。纵观近现代国际关系的发展史，我们可以发现，大国之间的分分合合才是国际关系的常态，今天的敌人也许就是明天的伙伴。即使是同一个国家也可以在某些领域对抗而在另外一些领域合作。在认定国家核心利益的前提下，破除固有思维和敌友二分法，寻求改变和做出选择才是关键。不论是基辛格的“联系策略”还是里根的将扩军计划与限制战略武器计划相结合的做法都是如此。
正如那句老话：因为珍爱和平，我们回首战争。我们如今重读冷战是为了更好的超越冷战。这或许就是冷战带给我们最重要的启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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