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戚干政的典型，闵妃与李氏朝鲜的末期政治

汉城景福宫宫廷莲池，照片拍摄于1906年，此时这座宫殿已经显得颇有荒废之相

朝鲜李氏王朝的末代国王高宗幼时即位，其生父兴宣大院君李昰应为摄政。李昰应摄政期间极力整肃贵族权门，尤其是严防外戚干政，并力求重塑朝鲜王室威严，倾全国之人力财力重建于壬辰倭乱时遭焚毁的景福宫。对外，则是极为严格地执行闭关锁国政策，更是与日本断绝往来。高宗成年后纳女子闵氏为王妃，这便是我们后来熟知的“明成皇后”闵妃。而大院君最初在选妃时会相中闵妃，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出身庶民无父无母，希望能从此再无外戚干政之扰。很明显的是，他的算盘打错了。

闵妃鼓励当时尚未执政的高宗去和他的父亲争取权力，实施开化政策，引入日本势力，在朝野扶植亲信，推举自己的亲族出任各种要职，并积极排斥大院君势力，导致党争激烈、政权更迭动荡。表面看起来，闵妃和大院君李昰应的矛盾集中于如何处理外戚干政、是否废除闭关锁国政策，以及是否与日本复交等方面。但随着时间推进，闵妃与朝鲜的亲日改革、“开化派”势力开始渐行渐远，闵妃又几度偏向和李昰应类似的亲华立场，甚至不惜利用清朝势力扫除政敌以求掌权。

李熙称帝后追封为明成皇后的闵妃正装照片

在1882年的“壬午之变”中，李昰应利用京城发生骚动的机会重掌朝政，化装出逃的闵妃及其党羽迅速联络了朝鲜当时的宗主清帝国，清廷应其请求派遣广东水师提督吴长庆率军平乱并诱捕了大院君李昰应解送中国。当年9月朝鲜局势趋于明朗，闵妃在清军护卫下回宫。“壬午之变”的一大恶果是割裂了朝鲜的政局，朝鲜王国的统治集团至此分化为两派：一派以闵妃为首，对清帝国感恩戴德，力主采取亲华政策，被称为“事大派”；另一派的骨干则以曾经赴日考察的青年士族为主，以洪英植、朴泳孝以及曾师从福泽谕吉的金玉均为代表，这些人主张借助效仿日本对朝鲜进行改革以实现“开化”，终结朝鲜与宗主国清帝国的关系，这批人中有相当数量者思想激进喜好蛮干。

1884年，由于中法战争的关系，“开化党”利用驻扎朝鲜的清军部分被召回国内的机会发动政变。他们挟持国王并伪造诏书召集大臣，试图借此机会斩杀所有循旧制者，并联络日军前来相助。但是这种赤裸裸勾结外敌犯上作乱的行为引起了朝鲜全国自上而下的震怒，受到邀请前来平乱的清军在朝鲜民众的帮助下迅速击溃了支持乱贼的日军。洪英植等“开化党”骨干被愤怒的朝鲜群众杀死，金玉均、朴泳孝等人则随日本人逃亡日本。

李氏朝鲜高宗李熙，照片拍摄于其1897年称帝改国号为大韩帝国以后

1894年，清帝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战败，其势力被逐出了朝鲜半岛。“事大派”失去了清朝这座靠山，迫使以闵妃为首的朝鲜守旧集团寻找新的依靠。此时日本又在三国干涉下退缩，更是显现出外强中干的本质。闵妃本身便和亲日的“开化派”颇有嫌隙，故这位朝鲜历史上最善于弄权的女人的态度发生了剧变，开始表现出亲俄的姿态，试图借助沙俄的力量重建势力并抑制日本在朝鲜的力量。说到底，她可不认为国家的独立和繁荣是需要建立在做“先进”国家的“三百年殖民地”基础上的。正是闵妃的这种立场，为她惹来了杀身大祸。

严格地说，闵妃以及其所作所为按照东方传统观念是个标准的外戚干政的典型，而且其把持朝鲜朝政的程度已经不能用“干政”两字来形容，完全可称其为“专政”。而外戚把持朝政的行为，在儒家传统中怎么说都算得上是一个贬义词。然而正因为日本入侵以及以后朝鲜长达半个世纪被殖民统治这一特定的历史背景，惨死在日本人屠刀下的闵妃却成为朝鲜历史上不可多得的“烈士”之一，再经过小说家和文学青年们的包装和修饰，一“美”遮百丑，而跻身于万众敬仰的历史人物之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