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的国家与民族（21）——乌洛侯

北魏太平真君四年（公元443年），一支生活于东北大兴安岭北部的族群，千里迢迢到北魏的国都平城（今山西大同，此时北魏尚未迁都洛阳），向北魏朝贡，并觐见了北魏太武帝拓跋焘。

这个自称为“乌洛侯”的族群，在朝觐时声称：在其居住地的西北位置，有一个石室，南北长九十步，东西宽四十步，高七十尺，室内有神灵，为鲜卑拓跋氏“先祖旧墟”。平日里，附近有许多百姓到这石室跪拜，祈请神灵佑护。

拓跋焘闻言大喜，立即派遣中书侍郎李敞，跟随乌洛侯族人远赴大兴安岭深处，寻到这个石室，“告祭天地，以皇祖先妣配”，并刊祝文于石室之壁。

自檀石槐之后，一度统一漠北的鲜卑走向分裂。此后，许多部族不管跟鲜卑是否有关系，都以“鲜卑”自称。能得以存在并壮大的有两支鲜卑部族，一支在东北南下后分化成慕容氏、段氏、宇文氏三部。另外一支在代州成长为北魏王朝的缔造者——拓跋氏。

对于说不清自己来历的拓跋氏来说，如果能有一个确切的证据表明自己的身份，就意味着可以继承鲜卑一族遗留下来的政治遗产。因此，当政者对此事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

上世纪八十年代时，一批考古工作者，在今内蒙古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镇西北10公里处的一个山洞里，找到李敞令人刊刻的祝文。由此，确认了这个被称为“嘎仙洞”的石室，就是乌洛侯人对拓跋焘所说的“先帝旧墟”。

大兴安岭北段这一带，自此也被历史地理学界称为“鲜卑山”所在地。

在嘎仙洞石壁上发现的刊刻祝文，这是一个铁的证据，充分证明了这个石室的确是当年李敞祭拜先祖之地。但是凭此显然还不足以说明，此地就一定是鲜卑拓跋的发源之地。

在《魏书·礼志》中有记：“魏先之居幽都也，凿石为祖宗之庙”。

大兴安岭北部多石山，也多山洞，凭着近两千年前的生产技术水平，要想在石山中“凿”出一个石室，可想而知难度有多大，而且也完全没有必要。后人所发现的这个嘎仙洞，其实就是一个天然形成的大山洞。

嘎仙洞

可能性更大的是，乌洛侯人生活的附近，确实有这么个祭拜神灵的山洞，为了巴结北魏将其说成是拓跋氏的先祖之地。而北魏官方与其一拍即合，顺便给自己脸上贴点金，将这个山洞称为“祖宗之庙”。

对于北魏政权来说，这个石室到底是不是他们先祖的居住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以此而拥有了“鲜卑”一族的正统传承地位。

为了感谢乌洛侯送的这份大礼，北魏官方将“乌洛侯”一族正式记入史料。由此，成书于北齐天保五年（公元554年）的《魏书》中，第一次出现了乌洛侯的名字，并单独为其作传。

乌洛侯因为奉献了一个山洞的地址，而得以在史书上留名。

以后人所发现的“嘎仙洞”为地理坐标，基本上可以确定出当时乌洛侯的生活区域：大约位于现黑龙江西北部大兴安岭北段与嫩江之间，南至诺敏河或雅鲁河一带。

这个区域最早生活的是东胡人，而后是乌桓与鲜卑人。因此可以认为，乌洛侯应该是乌桓与鲜卑南迁之后，遗留在此的部分族人与其他部族重新聚集而成的一个部落。

说乌洛侯一定是鲜卑后人，有些武断，但其与鲜卑之间，显然有着较深的族源联系。

在《魏书》之后，包括《北史》、《通典》、《唐会要》、《太平寰宇记》、《新唐书》等史书上都有关于乌洛侯的相关记载，但这些史料基本上源于《魏书》。

南北朝时，相对于生活在东北区域的高句丽、夫余、勿吉、鲜卑等族来说，库莫奚、契丹、室韦、乌洛侯等都属于弱小族群。这些族群有些渐渐地发展壮大，有些则被其他部族融合。

自唐朝开始，乌洛侯在史书上被称为“乌罗浑”或“乌罗护”，中原人已经将其视为室韦诸部之一。

显然，自此开始，乌洛侯已经开始慢慢地被室韦人吞并，成为其一部分。

或者，更严谨点来说，大部分的乌洛侯部族，被融合吞并后，成为蒙兀室韦的一部分，少部分人而已经南下，融入契丹或是奚族人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