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魄奪蒙哥尚有城，危崖拔地水回縈。冉家兄弟承璘玠，蜀郡山河壯甲兵。卅載孤撐天一線，千秋共仰宋三卿。”此詩為1942年6月郭沫若遊覽重慶合川釣魚城之後的抒懷之作，詩中極力稱頌南宋晚期釣魚城軍民合力抗擊蒙古入侵，堅守36年之英雄事蹟。
1234年，蒙古滅金後，加緊了攻打南宋的步伐，四川即其重點用兵之區。此時，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重慶知州餘玠為抵禦蒙古鐵騎的進攻，採納冉璡、冉璞兄弟的建議，在釣魚山始築城，後繼者王堅、張鈺繼續加固城防，他們運用“以攻為守，主動出擊”“耕戰結合、堅持抗戰”的戰略戰術，從1243年至1279年曆經大小戰鬥兩百餘次，沉重打擊了蒙古軍隊的攻城殺戮，使得南宋國脈得以延續，也阻擋了蒙古軍隊一路向西的擴張浪潮。因是之故，釣魚城以英雄之城、忠義之城而名揚海內外，被歐洲人冠上了“上帝折鞭處”和“東方的麥加城”的美譽。
釣魚城
釣魚城堅守36年的傳奇
釣魚城能夠堅守36年，其因有四：
第一，據險糧足。釣魚城當嘉陵江、渠江和涪江的交匯處，三面環水，一面峭壁高聳，壁立千仞，險要非凡。顧祖禹在《讀史方輿紀要》中稱此地“枕二江之口，當眾水之湊，憑高據深，屹為險要”，可謂“一夫當關、萬夫莫開”。守城者利用這一得天獨厚的地理優勢，依山築城，居高臨下。在城池的二級臺地上，有大片良田和綿延不絕的豐富水源，使釣魚城具備了長期堅守的地理條件及依靠天險、易守難攻的特點。
釣魚城
第二，民心可用。釣魚城初築之時，餘玠就將合州縣治遷至釣魚山上，民眾至者甚多。1254年，王堅調發17萬人最後一次完善城防，絕大多數民眾留居於此與軍隊一道保衛釣魚城。守將餘玠、王堅、張鈺皆一時之俊豪，他們深知得民心者得天下，故清除積弊、輕徭薄賦、懲惡揚善不遺餘力，以致城中之民，“春則出屯田野，以耕以耘；秋則運糧運薪，以戰以守”，是以“官兵協心”“能堅守力戰而效忠節”。顯然，民眾傾心相向和支持是釣魚城能夠戰勝外敵的重要因素。
第三，良將用命。中國人向來重視氣節，所謂“忠臣不事二主”，面對外敵入侵，英勇抵抗，保全氣節，忠誠於國家乃為最高理想。加之南宋之時，四川一直處於戰爭的最前沿，朝廷派往四川者大多為國之棟樑。如餘玠在任八年，“敵不近邊，歲則大稔”。王堅面對外敵的威逼利誘，不為之動，多次擊退蒙古軍隊進攻，並擊斃統帥蒙哥，南宋朝廷收到捷報後下詔嘉獎，“守合州王堅，嬰城固守，百戰彌堅，節義為蜀列城之冠，詔賞典加厚”。此後，守將張鈺剛決勇毅，臨危不懼，氣勢如虹，在南宋政權岌岌可危的局面下，依然組織軍民抗戰到底。三位釣魚城守將的功勳深為蜀人所景仰，有詩讚雲：
“宋祚奄奄一線長，魚山高處壯城隍。三江送水開天塹，千嶂排雲控蜀疆。餘玠有謀資璡璞，蒙哥無計屈王張。英雄事業昭青史，廟食何人為表章？”後人的尊崇之情溢於言表。第四，正統觀支撐。在南宋軍民的意識形態中，漢族是正統，儒家文化是正統觀念的具體承載者，蒙古乃異族進犯，若一旦得逞，此乃漢族的奇恥大辱，也是道統的全盤廢棄。抑有進者，蒙古軍隊攻佔中原後，遊牧文化對農耕文化多次暴力摧殘，更加深了民族隔閡感。1946年，國民黨將領孫元良遊覽完釣魚城後，做詩曰：“元韃逞淫威，釣魚城不破。偉哉我先烈，雄風萬世播。”讚頌釣魚城軍民的雄風浩氣。故釣魚城之戰的勝利，是守將帶領軍民齊心協力、同仇敵愾的結果，亦是他們維護正統、保護傳統夷夏之辨觀的具體體現。
總之，釣魚城軍民憑藉著地利人和，以區區彈丸之地數十萬軍民抗擊號稱百萬大軍的蒙古軍隊達36年，致使蒙古損兵折將、損失慘重，這是一次典型的以少勝多的戰爭案例，亦是中外戰爭史上的奇蹟。
抗戰時期的各方題詞
釣魚城的英雄事蹟激勵著無數後來人，成為中國人抵禦外侮、自強不息、堅忍不拔的精神象徵。誠如有人指出釣魚城能夠堅守是巴渝人民前仆後繼、不屈不撓抗爭精神的體現，它已“成為中華民族精神的典範和象徵”。有人這樣感嘆：“在外敵壓境，國難深重時，餘玠、張鈺那樣驚天動地的英雄和釣魚城那樣堅不可摧的要塞自然成為民族的象徵和榜樣。”
延至民國，中華民族內憂外患，險象環生，瞻仰憑弔釣魚城者所在多有。1927 年，陳毅到合川搞工運和學運時，登臨釣魚城，即興賦詩一首：“釣魚城何處？遙望一高原。壯烈英雄氣，千秋尚凜然。”他高度讚揚守城將士“有民族氣節，臨危不苟”。
抗戰爆發後，日寇步步緊逼，國民政府西遷重慶，暫時偏居西南一隅。在此情勢下，登臨釣魚城，追思古人，緬懷先烈，挖掘昔時釣魚城軍民勇敢抗爭的精神內涵成為一種動員民眾抗戰的有效手段。1943年，借設在釣魚城的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特別訓練班組建十週年之際，任校長的蔣介石題寫了“堅苦卓絕”四字，並委派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參謀長何應欽、政治部部長張治中、軍訓部部長白崇禧和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教育長萬耀煌等人前往釣魚城參加慶祝典禮，並祭祀釣魚城諸先烈。
抗日戰場
其時，正是中國抗戰最為艱難困苦的歲月，日本為急於打通南下通道，攻打長沙，輪番轟炸重慶，蔣氏題詞“堅苦卓絕”，既是對中華傳統文化剛健自強，刻苦自勵精神的高度概括，亦蘊含強烈的民族復興思想和社會動員意識。
登臨釣魚城的何應欽、張治中、白崇禧和萬耀煌亦分別題詞明志，刻石紀念。何應欽題“十年教訓”，張治中題“十年樹人，雲蒸霞蔚。團結精神，功成抗建。”白崇禧題“革命軍的根本是在高深學問”，萬耀煌題“自今以往，更當一秉總理奮鬥之遺規與大公無私之精神，痛念本校同學喋血沙場之犧牲與革命將士傷亡相從之英烈，不辭一切之痛苦艱辛，以負荷任何艱鉅，解救國家之危亡，完成革命之大業。”
張治中
這一時期釣魚城的題詞還有康澤的“一心一德，貫徹始終”、施則凡的“明恥教戰”、佚名的“民族之光”，袁錫成的“忠勇堅貞”以及康澤為前述訓練班十週年紀念所寫的碑文：“……方今國步正艱，寇氛未已，侵略洪流泛濫於天下，願吾後死同學，力行三民主義，發揚黃埔精神，齊奮義威，殄熄暴悖，誓雪國恥，還我河山，方不愧黃帝永世之子孫。”與蔣、何等人題詞的主旨一樣，這些石刻表現了在中華民族生死存亡之際，凡我國民都要承繼“釣魚城精神”，誓雪國恥，還我河山。
馬克思有言：“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並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並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的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一切已死的先輩們的傳統，像夢魘一樣糾纏著活人的頭腦。……在這種革命危機時代，他們戰戰兢兢地請出亡靈來給他們以幫助，借用它們的名字、戰鬥口號和衣服，以便穿著這種久受崇敬的服裝，用這種借來的語言，演出世界歷史的新場面。”抗戰時期一批政要借釣魚城說事，不正是演出歷史的新場面嗎？
戰時國民政府借這種方式激發民眾愛國情懷，動員抗戰的事例不在少數。西漢抗擊匈奴的名將李廣，人稱飛將軍，歷代推崇備至，讚頌詩篇頗多。如王昌齡的“秦時明月漢時關，萬里長征人未還。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度陰山。”高適的“相看白刃血紛紛，死節從來豈顧勳。君不見沙場征戰苦，至今猶憶李將軍。”蔣介石從胡宗南口中得知天水有飛將軍李廣的衣冠冢後，親筆題寫了“漢將軍李廣之墓”，並委託胡重修李廣墓，修建碑塔，以示紀念。
抗戰時期國民政府還多次公祭黃帝陵、周陵、茂陵以及孔子、岳飛和關羽，挖掘這些民眾耳熟能詳的中華民族人文始祖、古聖先賢、忠臣良將等文化符號的時代價值和象徵意義，通過國家公祭的儀式，將這一系列象徵性的符號嵌入民眾的日常生活中，催生炎黃子孫對民族國家的歷史認同感和同心協力抗擊侵略的神聖感，這種儀式在抗戰時期的確起到了一定的動員效應。
當然，揆諸實際，這種借古喻今的儀式政治所起的作用也不能估計過高。傅斯年就曾質問道：“大凡國家將興，只問蒼生，國家不了，乃事鬼神，歷史給我們無數的例……特別在這個千孔百瘡的今日中國，應該做的是實際的事，安民的事。”傅氏之言不無道理，在國難當頭的歲月，政府企圖以表象儀式來動員民眾，增強抗日信心，而其在現實的統治中卻屢屢違背國家人民的意志，且蔣氏往往以此為幌子來形塑自己的威權，為國民黨統治的正當性尋求政治解釋。因是之故，抗戰時期國民政府以儀式政治來喚醒民眾抗日精神的舉措不過是蔣氏王朝出演的一幕政治作秀而已。
（作者系西北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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