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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瑞：超寬鬆貨幣環境下日本金融體系風險:背景、課題、展望
作者：劉瑞，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員
內容摘要
“安倍經濟學”實施以來, 日本銀行堅持以2%通脹目標為政策錨, 不斷強化非傳統貨幣政策, 維持超寬鬆金融環境。在大規模寬鬆政策作用下, 日本經濟雖然已不處於通縮狀態, 但仍未徹底擺脫長期通縮困境。在負利率及長短期利率操作下, 各期限收益率曲線均處於超低水平, 以利差收益為主的金融機構盈利水平降低, 其中以國內業務為主的地方金融機構經營形勢尤為嚴峻, 日本金融體系潛在風險加大。今後, 日本當局將更加關注金融體系潛在脆弱性, 在日本大銀行開始進行結構調整的同時, 地方銀行也力圖在削減成本與區域密切型經營制約中尋求突破, 提升盈利水平和競爭力。
作者：劉瑞，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員
文章來源：《東北亞學刊》2018年第3期
2018年4月8日, 日本銀行行長黑田東彥任期屆滿。2月, 安倍內閣提名黑田連任央行行長, 並提交國會審議通過。2013年4月黑田總裁執掌日本銀行以來, 全力踐行超寬鬆貨幣政策實踐, 成為“安倍經濟學”最重要的政策推動力量。在寬鬆貨幣政策作用下, 日本經濟已不處於通縮狀態。但與此同時, 在低利率環境下, 金融機構尤其地方性銀行盈利空間收窄, 金融體系存在潛在風險。2017年10月,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MF) 對日本銀行業經營模式可持續性提出警告。日本金融廳、日本銀行也分別發表報告, 建議地方性銀行改善收益, 推進經營改革。筆者首先梳理“安倍經濟學”框架下日本貨幣政策工具及其目標調整進程, 分析擴張性貨幣政策特點及政策效果。
一、“安倍經濟學”背景下超寬鬆貨幣政策實驗
2013年4月黑田東彥就任日本銀行總裁後, 在“安倍經濟學”框架下, 以2%通脹目標為指針, 多次推出大規模寬鬆政策, 不斷嘗試金融政策創新實驗, 如量化質化寬鬆政策、負利率政策、長短期利率操作等政策工具, 政策呈現擴張性特徵。
(一) 擴張性貨幣政策內涵
從表1可以看出, 在“安倍經濟學”擺脫長期通縮、促進經濟發展政策目標下, 日本銀行不斷強化非傳統貨幣政策, 其擴張性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
一是操作目標調整。2013年4月, 日本銀行推出量化質化寬鬆政策, 中介目標從價格型政策工具即無擔保隔夜拆借利率調整為直接調控基礎貨幣的數量型工具。 (1) 2016年9月, 中介目標時隔三年迴歸為利率, 但與傳統操作不同, 為維持金融機構收益, 此次調整不僅調節短期利率, 還通過貨幣傳導機制影響十年期國債利率, 從而影響收益率曲線各種期限整體形狀。 (2)
表1“安倍經濟學”框架下主要貨幣政策工具及目標
二是突破零利率下限約束。在傳統經濟理論中, 名義利率存在非負制約性。雖然日本銀行長期實行名義零利率政策, 但由於實際利率高於自然利率, 2016年1月, 日本銀行緊隨瑞典、丹麥和歐洲央行等國家和地區, 成為首個實施負利率的亞洲央行。日本銀行將商業銀行在央行準備金賬戶分為正利率、零利率和負利率三個梯次, 對新增準備金徵收-0.1%利息。 (3) 目前日本銀行實施的收益率曲線調控政策, 在政策利率適用於負利率的同時, 將十年期國債利率維持在0%左右。
三是加強數量和質量寬鬆政策力度。一方面, 日本銀行通過大幅度增加基礎貨幣和長期國債持有量, 擴張資產負債表, 強化量化寬鬆效果。2013年4月, 日本銀行決定每年新增約60萬億至70萬億日元基礎貨幣, 並增加購買50萬億日元長期國債。至2014年10月, 基礎貨幣與長期國債持有規模目標均加碼至每年80萬億日元。截至2017年12月末, 日本銀行仍然維持如此高額度的長期國債持有量。另一方面, 日本銀行通過優化資產結構, 以質化調整方式提升政策效率。如:延長所持國債殘存期限, 從平均剩餘3年延至最長12年;保持長期國債多元化, 購買對象從以往最長3年期擴充至包括40年期在內的所有期限的長期國債;購買風險性資產, 交易所上市交易基金 (ETF) 從每年增加1萬億日元調到6萬億日元, 不動產投資信託基金 (JREIT) 從每年新增300億日元調到900億日元。
四是強化通脹預期。2013年1月, 日本銀行與日本政府發表聯合聲明, 提出2%通脹目標。同年4月, 黑田總裁提出兩年實現2%物價目標的承諾, 力圖通過強力、明確的政策承諾, 提升企業、居民等私人部門通脹預期。2016年9月, 日本銀行進一步強化政策, 推出超調政策承諾 (Inflation overshooting commitment) , 即不設定超寬鬆政策具體期限, 將政策一直持續至消費物價指數 (CPI) 穩定超過2%目標之時。
(二) 貨幣政策效果
首先, 在日本銀行強有力的寬鬆政策下, 央行資產負債表規模大幅擴張, 金融市場資金供給豐沛。截至2017年12月末, 日本銀行資產規模高達521.4萬億日元, 是2012年末“安倍經濟學”實施之初的3.28倍。基礎貨幣發行量達480萬億日元, 購買長期國債418.5萬億日元, 分別是2012年末的3.47倍和4.69倍。 (1)
截至2017年9月末, 日本國債發行餘額 (包括短期國債、財政投融資債券在內) 為1087萬億日元, 其中日本銀行佔比最高, 達40.9%, 持有規模445萬億日元, 年比增加7.6%。與此同時, 銀行等存款性金融機構持有國債規模年比減少17.1%, 僅佔比16.8%, 遠低於2012年末的30%份額。 (2)
其次, 長短期利率均維持超低位。2017年以無擔保隔夜拆借利率為代表的短期利率穩定在-0.04%至-0.07%區間。在日本銀行收益率曲線調控政策下, 10年期新發國債在零左右徘徊, 保持在0~0.1%區間低位運行。值得關注的是, 2017年2月3日和7月7日, 金融市場分別受美國特朗普政策期待及歐洲中央銀行行長德拉吉可能退出量寬言論影響, 歐美債券利率上升, 日本10年期新發國債一時突破0.1%, 日本銀行兩次實施以指定利率購買國債的特殊操作 (3) , 阻止長期利率上升。
再次, 日本銀行大規模量化質化寬鬆政策, 為日元貶值、股票上漲營造了寬鬆的政策環境。2017年美元兌日元匯率基本在105~120日元區間小幅波動。伴隨全球經濟持續復甦, 日元貶值增加了日本出口企業盈利水平, 根據上市企業2017年上半年 (2017年4月1日~9月30日) 決算, 日本企業最終收益年比增長約19.2%, 創歷史新高。預計2018年3月期最終收益合計環比增加8.8%, 連續兩年突破新高, 其中半導體、汽車等大型出口企業為主要牽引力量。 (4) 股市方面, 全球經濟回暖, 美國股市連續創造新高。受此影響, 日本經濟回升, 2017年第三季度日本名義GDP達549.2萬億日元, 為歷史最高水平。加之日本銀行仍然維持每年6萬億日元ETF購買規模, 2017年10月24日起, 東證平均股價時隔57年出現連漲16天的盛況。2017年12月25日, 日經225指數升至22939.18點, 為1992年1月以來時隔26年的峰值。從全球市場來看, 2017年末日經225指數為22764.94點, 比2016年末增長19.1%, 漲幅僅次於印度、巴西和美國股票市場。
日本超寬鬆貨幣政策的核心在於儘快擺脫長期通縮困境, 2017年第三季度, 反映物價綜合變動情況的GDP平均指數年比增長0.2%, 連續兩個季度正增長, (5) 反映供需關係的GDP缺口上漲0.7%, 也保持兩個季度持續增長。 (1) 2017年1月起, 去除生鮮食品的核心CPI轉為年比0.1%的正增長, 伴隨石油價格上漲, 核心CPI漲幅擴大, 11月增長0.9%。 (2) 從上述指標來看, 日本物價持續下跌態勢得到緩解, 日本銀行和政府多次宣佈經濟已不處於通縮狀態, 內閣府稱之為“擺脫通縮的局面變化”。 (3)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 經濟不處於通縮狀態, 並不意味著日本徹底擺脫了通縮困境。2017年7月, 黑田總裁第六次推遲實現2%通脹目標時間, 從最初2014財年延至2019財年。根據日本銀行預測, 日本2017財年核心CPI增長0.8%, 2018、2019財年分別增長1.4%、1.8%, (4) 與此同時, 民間機構對物價預測值相對悲觀, 2017至2019財年僅增加0.64%、0.85%、1.39%。 (5) 目前, 日本經濟處於第16個經濟週期上升期, 成為日本戰後第二時長景氣期, 但日本銀行重視2%物價目標的姿態並未改變。因此, 日本銀行將持續超寬鬆政策, 提升市場及私人部門的前瞻性通脹預期, 以期實現徹底擺脫長期通縮的政策諾言。
二、超寬鬆貨幣政策下日本金融體系潛在風險
2013年4月, 日本銀行提出“資產負債表擴大為原有規模兩倍, 兩年實現2%物價目標”, 旨在短期內通過作用於總需求的非傳統貨幣政策迅速兌現承諾。為了達成多次被推遲的2%物價目標, 日本銀行不斷擴張超寬鬆貨幣政策, 2016年推出負利率政策以及長短期利率操作下量化質化寬鬆政策後, 從短期到中長期收益率曲線均處於超低水平, 寬鬆貨幣政策呈長期化趨勢。在這種利率環境下, 以利差收益為核心的銀行等金融機構盈利水平降低, 尤其地方金融機構經營形勢嚴峻, 金融體系風險加大。
(一) 政策當局風險評估
2017年11月, 黑田總裁在瑞士蘇黎世大學演講時, 在評價長短期利率操作下寬鬆貨幣政策產生的積極影響的同時, 也指出利率期限對低利率效果的影響是最優收益率曲線的一項考慮因素。長期或超長期利率過低, 可能對保險、年金企業運營不利。對金融中介功能而言, 值得關注的是“逆轉利率” (Reversal Interest Rate) 問題, 即利率過低, 商業銀行自有資金將由於存貸利差縮小而受到制約, 從而阻礙金融中介功能發揮, 反而可能由於寬鬆政策導致效果異常逆轉。目前日本金融機構資本充足, 信貸成本大幅降低, 金融中介功能未受阻礙, 但低利率環境對金融機構經營影響呈累加性, 因此日本銀行應繼續關注這一風險因素。 (6)
事實上, 日本銀行一直關注利率過低可能產生的副作用。在2016年9月引入長短期利率操作政策時, 日本銀行對前期政策進行了總體驗證, 指出負利率政策不僅降低了商業銀行存款利率, 由於競爭激烈, 其貸款利率也隨之降低, 削弱金融機構收益水平。 (7)
日本銀行對金融體系風險的擔憂主要源於兩方面, 一是在存貸利差縮小長期化背景下, 為維持收益, 金融機構可能過度承擔信用風險, 從而導致金融不均衡的累積損害金融體系穩定。二是收益水平持續低迷, 損失吸收能力減弱的金融機構數量增加, 可能導致金融中介功能弱化, 影響實體經濟穩定。 (1) IMF對日本銀行業尤其老齡化環境下地方性銀行經營模式的可持續性提出警告。 (2) 日本金融廳具體分析了未來持續的超低利率政策對存款性金融機構資金收益的抑制, 如商業銀行將高利率融資、債券等置換為低利率債務, 資金收益壓力將長期持續。同時, 以現行利率環境和資產價格為前提, 銀行對房地產相關融資加大, 由於世界經濟和市場動向存在不確定性, 利率攀升、資產價格下跌等突發事件將導致金融機構資產負債表受損, 金融機構應重點關注利率風險、信貸風險等管理。 (3)
但是, 當局對金融機構的風險關注, 並不意味著日本金融體系受到衝擊。日本銀行指出, 金融經濟活動並未出現較大波動, 金融機構總體在資本充足率和流動性兩方面維持強抗壓性, 日本金融體系穩定。雖然目前金融機構收益減少, 但由於資本堅實, 抗風險能力較強。伴隨日本經濟回暖, 金融機構資產配置再平衡效果將得以實現, 企業投資、居民消費增加帶動信貸需求提升, 銀行盈利回升。 (4)
黑田總裁提出“逆轉利率”對金融中介功能影響後, 引發市場對日本銀行退出量寬政策的猜測。為淡化或打消這一預期, 黑田總裁表示這只是一種“學術分析”, 日本金融中介功能未出現任何問題, 因此不意味著現行貨幣政策的改變, 日本銀行將繼續維持長短期利率操作政策。 (5)
(二) 金融體系潛在風險表現
雖然日本當局判斷金融體系保持穩定, 但也非常重視低利率環境對金融機構盈利造成的影響。如果銀行盈利水平進一步下滑, 將可能導致信貸收縮, 不利於經濟增長, 對日本銀行維持現行寬鬆政策造成壓力。日本金融體系潛在風險主要集中在金融機構, 主要表現在兩方面。
1. 收益水平大幅下滑
2017年日本銀行業上半年中間決算統計數據表明, 城市銀行及地方性銀行 (地方銀行、第二地方銀行) 貸款、手續費等核心業務純利潤比前年同期分別下降32.6%、13.9%和16.7%。 (參見表2) 帝國數據銀行調查顯示, 2017年9月末日本主要112家銀行存款、貸款規模均有所上升, 其中存款總額727.19萬億日元, 比前年同期增加5.1%, 貸款總額508.21萬億日元, 增幅3.6%。但由於利息降低, 只有城市銀行利差收益增加3.8%, 地方銀行、第二地方銀行分別減少0.8%和2.6%, 112家銀行中利差收益減少的銀行高達81家。 (6)
2. 融資結構不平衡
由於資金收益、核心業務利潤下滑, 金融機構很可能過度承擔風險以維持收益能力。這將導致融資結構不平衡, 並可能損害金融體系穩定。從貸款規模看, 金融機構貸款增量呈增長態勢, 但從貸款對象看, 城市銀行信用卡貸款和地方銀行支持個人租賃住房建設貸款比率攀升。2017年9月末, 主要銀行貸款總額比2012年9月末增長約15%, 信用卡貸款增加5.8萬億日元, 漲幅達70%。同時, 在人口減少背景下, 租用居住需求理應隨之減少, 但截至2017年9月末, 5年間面向個人的租賃住房建設貸款卻上升11%。 (7)
表2 2017年日本銀行業中間決算情況
由於人口減少, 地方經濟衰退, 銀行間爭奪優良企業融資的競爭日趨激烈, 規模較小的地方性銀行爭相降低貸款利率吸引客戶, 在日本銀行推出負利率政策後, 存貸差進一步縮小, 地方性銀行將注意力轉向收益率較高的個人融資。另外日本2013財年稅制改正大綱公佈, 通過2015年1月實行繼承稅增稅方案。由於在自有土地建設公寓住宅能夠減少納稅額, 起到節稅效果, 加之超寬鬆貨幣政策下融資成本大幅度降低, 2015財年起個人租賃住宅建設開工數連續兩年呈增長態勢, 2016財年年比增長11.4%, 達到42.73萬戶, 為2008財年以來最高值。 (1) 過剩融資可能引發租賃住宅建設泡沫, 對金融體系風險提出警示。
綜上所述, 收益減少影響銀行損失沖銷, 導致金融中介功能弱化, 同時放鬆審查標準, 提升風險資產投資, 將加大金融體系風險。總體來看, 日本銀行業盈利水平下滑的主要原因有四:一是政策因素, 即在持續超寬鬆政策環境下, 貸款利率水平長期低下, 以存貸利差為主要盈利模式的商業銀行, 收益空間被嚴重擠壓;二是結構因素, 伴隨人口減少和老齡化迅速深化, 銀行存貸率下降;三是市場因素, 與城市銀行相比, 地方銀行國際業務能力弱化, 其90%業務均為國內業務, 而在經濟長期低迷困境下, 地方經濟回升緩慢;四是技術因素, 電子化等金融科技的發展, 提升了經營效率的同時, 導致銀行人員、店鋪過剩, 經費成本增加。
三、日本金融體系最新動向及展望
央行大規模實施超寬鬆貨幣政策, 超低利率下金融機構盈利空間壓縮。同時, 金融科技的運用和發展, 對金融機構傳統經營模式形成衝擊。加之少子老齡化等結構性問題使金融機構經營前景更加暗淡, 銀行業甚至成為“結構性衰退行業” (2) 。雖然日本金融體系維持穩定, 但日本當局開始關注金融潛在脆弱性, 金融機構也相繼推出結構性調整方案。
(一) 日本銀行更加註重政策平衡, 在追求物價目標的同時, 防範金融體系風險
《日本銀行法》第二條規定, 日本銀行承擔兩項政策職能, 一是通過物價穩定促進國民經濟健康發展;二是維持信用秩序, 即確保金融體系穩定。泡沫經濟崩潰後, 日本金融體系經過艱苦的資產負債表調整, 進入相對穩定階段。由於長期通貨緊縮, 日本銀行將政策重點置於提振物價。目前, 日本經濟雖然進入緩慢回升通道, 但仍然存在設備投資不足、工資增長緩慢等問題, 尚未實現內需推動的自律性增長。物價方面, 核心CPI等物價指標轉為正值, 但主要與國際原油等大宗商品價格上漲有關。去除能源、食品的核心CPI雖然從2017年3月起有所回升, 但最高值僅為2017年11月的0.3%。由於通脹目標達成依然遙遠, 為了提升通脹預期, 實現物價與生產、消費的良性循環, 日本銀行將繼續維持超寬鬆貨幣政策。現在, 黑田總裁已實現連任, 在安倍政權力爭實現的長期政權下, 作為“安倍經濟學”最重要的支柱之一, 超寬鬆貨幣政策仍是“擺脫通縮、振興經濟”的主要力量。
長期實行超低利率的副作用凸顯, 日本銀行開始關注金融體系的潛在風險, 但現實中陷入政策兩難困境。一方面, 2%物價目標遲遲無法實現, 央行必須維持超寬鬆貨幣政策;另一方面, 負利率下銀行收益大幅下滑, 金融體系出現波動。為防止金融機構進一步陷入經營困境, 在維持長短期利率操作寬鬆政策下, 日本銀行可能對現行政策進行微調, 如設置更有彈性的通脹目標;將長期利率目標對象從目前的十年期國債向更短期限國債轉移, 以此提升超長期利率, 加強國債流動性;縮小國債購買規模;減少風險資產增量等。在這一過程中, 為防止政策帶來的負面衝擊, 日本銀行多次指出, 加強與市場參與主體的對話和溝通, 減少市場波動。
(二) 寬鬆貨幣政策退出尚需時日
國際金融危機後, 主要經濟體央行紛紛採取量寬政策。伴隨就業提升和經濟復甦, 美聯儲於2015年進入加息通道, 並於2017年6月公佈縮減資產負債表計劃。歐洲央行雖維持低位利率水平, 但2017年也開始縮減資產購買規模。在這種國際環境下, 日本繼續維持超寬鬆貨幣政策壓力加大, 但由於2%物價穩定目標距離遙遠, 日本銀行仍然繼續堅持在長短期操作下, 強力推進超寬鬆貨幣政策。 (1)
在國民稱之為“無實感”經濟增長下, 目前日本銀行未考慮寬鬆政策退出日程表, 但從現實操作來看, 資產負債表擴張速度減緩。雖然日本銀行依然將每年新增80萬億日元長期國債作為寬鬆政策參考指標, 但實施長短期利率操作方式後, 持有超過國債40%份額的日本銀行無須大量擴張購債規模, 即可將長期利率調控在零左右。2017年預計購買國債規模僅為60萬億日元左右, 80萬億日元指標實質上已成為形式。
2018年在世界經濟復甦背景下, 日本經濟大幅減速的不確定性因素降低, 但寬鬆貨幣政策的退出也隱含著政治考量。2018年9月日本自民黨總裁選舉, 加之2018年內將決定是否於2019年10月再次增加消費稅, 如果日本銀行在增稅前發表擺脫通縮宣言, 可能面臨因增稅導致物價再次低迷的風險, 日本銀行多年來致力於消除通縮的努力將成為泡影, 日本經濟也將可能重新回到通縮泥沼。因此寬鬆政策退出的關鍵, 在於消費稅進一步增稅時間以及工資水平的上漲。
(三) 大型金融機構繼續深化結構改革, 提升競爭力
2017年日本三家大型銀行紛紛推出機構精減人員、減少營業網點的改革計劃, 如瑞穗銀行將目前500家網店減至2024財年末400家, 至2026財年減少相當於1.9萬人的業務量。至2023財年, 三菱東京日聯銀行將在516家網店中, 最多選取100家, 對其進行“自助型”網店改造, 同時超過10%員工被自然精減, 總數約為6000人。三井住友銀行將投入500億日元資金, 於2019財年末推進所有網點的機器人流程自動化 (RPA, Robotic Process Automation) , 減少4000人業務量。 (2) 但總體來看, 反映危機意識的結構改革尚未完全啟動, 人員精減主要表現為業務量減少從而進行人員重新配置, 裁員可能更多涉及非正式員工, 而正式員工基本屬於退休、轉崗等自然減員。
20世紀90年代, 日本國內金融危機爆發, 日本大銀行通過不斷重組, 形成三大銀行體制。2008年金融危機後, 在長期低利率環境下, 日本大銀行結構改革基本停滯。反映在時價總額方面, 日本銀行在國際金融市場存在感不斷降低。1997年末, 東京三菱銀行以8.4萬億日元居全球股票市場第四位, 規模為當時佔據首位的美國銀行的61.3%。2017年9月末, 日本大銀行中時價總額最高的三菱日聯金融集團降至全球17位, 其10.3萬億日元規模僅為摩根大通集團的27.2%。 (1)
在負利率環境下, 日本大型金融機構由於積極開展國際業務而受益, 海外事業佔營業利潤比重有所增長。但與此同時, 由於經費成本攀升, 2017財年中間決算報表顯示, 城市銀行營業毛利潤年比降低13.7%, 但經費卻增加1.8%, 其中人工費增加4.8% (2) 。隨著金融科技的發展, 為進一步提升國際競爭力, 日本大型金融機構在改善收益時, 一方面, 加強調整人員、減輕負擔等改善成本結構的措施;另一方面, 更加註重經營資源在結構和效率方面的優化, 開發盈利新模式, 提升收益結構。
(四) 地方性金融機構在削減成本與區域密切型經營之間的制約矛盾中尋求突破
與擁有國際業務、非利差收益佔比較高的大銀行相比, 地方性銀行業務與地區經濟發展關係密切, 收益基本依賴於國內資金收益, 在低利率和激烈競爭下, 地方性銀行利潤微薄, 資金收益與存貸收益均呈下跌趨勢。由於受到區域密切型經營模式制約, 地方性銀行難以通過裁員、削減網店等方式降低成本。2017年10月, 日本銀行在報告中首次指出地方性銀行存在人員、網店過剩問題, 銀行間競爭激烈。出於對資金收益減少的集體性擔憂, 地方銀行追求短期利益的行動可能引發系統性風險。 (3) 針對地方銀行嚴峻的收益性問題, 日本金融廳表示, 對所在地區企業、經濟無貢獻的金融機構, 其退出可以理解為市場機制發揮作用。 (4) 可以看出, 在市場機制作用下, 對於被淘汰的地方性金融機構, 金融監管部門將實施行政舉措, 引導其退出金融市場。
為保持穩健發展, 地方金融機構通過合併、重組等方式“抱團取暖”。日本國內金融危機平息後, 地方銀行開始了小範圍經營重組。2015年7月森信親就任日本金融廳長官後, 積極推進地方金融機構重組。2015年10月, 肥後銀行和鹿兒島銀行通過建立持股公司方式成立九州金融集團。
但還要看到, 合併重組可能導致金融機構規模過大, 在地方經濟中存在金融寡頭、壟斷風險, 因此引發嚴格的反壟斷審查。2017年7月, 福岡金融集團與長崎十八銀行發表聲明, 由於公平交易委員會再次未完成審批, 原定於2017年10月的經營合作日程將無限延期。 (5) 其原因主要在於十八銀行與福岡金融集團旗下的親和銀行合併後, 其市場貸款份額約佔長崎縣內70%, 有可能觸碰《反壟斷法》的天花板, 因此公平交易委員會審批謹慎嚴格。
與追求規模相比, 地方銀行面臨的根本課題, 在於人口減少和地方經濟規模縮小背景下, 如何維持、擴大收益來源。對地方經濟而言, 持續健康經營、充分發揮金融中介功能的地方銀行不可或缺。通過合併重組, 雖然擴張了銀行規模, 但能否真正減少成本、提升經營效率, 需要進一步觀察。對金融機構而言, 解決信息不對稱能力是其重要的附加價值。地方金融改革應進一步加強與地方企業、地方經濟聯繫, 以差別化服務強化與客戶之間牢固的信任關係, 減少信息不對稱風險, 提升信貸能力, 以此提升銀行附加價值。同時, 地方性金融機構改革應與結構改革形成合力, 在“生產性革命”推進過程中, 加大對新興產業、創業型產業投資, 在供需兩端形成共同的價值創造, 為地方經濟繁榮發展提供優質金融服務。
註釋
6 2016年9月, 日本銀行出臺長短期利率操作下的量化質化寬鬆政策時, 將操作目標置於短期國債和十年期新發國債利率之間, 並首次引入新型公開市場操作方式, 即在國債利率上升時, 日本銀行可以按照指定的固定利率無限量購買國債, 抑制長期利率上升風險。
11 [日]內閣府:「平成29年第15回経済財政諮問會議 (資料2デフレ脫卻に向けた現狀の検証) 」、2017年11月16日。http://www5.cao.go.jp/keizai-shimon/kaigi/minutes/2017/1116/shiryo_02.pdf.
12 日本銀行:「経済·物価の情勢の展望2017年10月」。https://www.boj.or.jp/mopo/outlook/gor1710b.pdf。
13 日本経済研究センター:「ESPフォーキャスト調査」、2017年12月18日。file:///C:/Users/Owner/Downloads/201816194345.pdf.
17 IMF:“Global Financail Stability Report October 2017:Is Growth at Risk?”.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GFSR/Issues/2017/09/27/global-financial-stability-report-october-2017.
21 [日]帝國データーバンク:「國內主要112行の第2四半期決算 (中間期) 預金?貸出金等実態調査」、2017年12月27日。
22 [日]森駿介、飯嶋カンナ:「銀行カードローン·アパートローン殘高増加の動向」、2018年1月11日。http://www.dir.co.jp/research/report/capital-mkt/20180112_012649.pdf.
23 [日]國土交通省:「建築著工統計調査報告」、2017年4月28日。file:///C:/Users/Owner/Downloads/kencha2814.pdf.
24 [日]鈴木崇久、田上貴大:「3メガ銀“平時”の大リストラ」、『週刊ダイヤモンド』、2017年11月25日。
26 「メガ銀、改革は未知數」、『日本経済新聞』、2017年12月26日。
27 「メガ銀、収益改善道半ば」、『日本経済新聞』、2017年10月31日。
28 [日]全國銀行協會:「全國銀行の平成29年度中間決算の狀況 (単體ベース) 」、2017年12月28日。https://www.zenginkyo.or.jp/stats/year2-01/2017-interim/.
31 福岡金融集團與十八銀行原定於2017年4月1日進行經營合作 (即股份交換生效日) , 2018年4月1日福岡金融集團旗下親和銀行 (位於長崎市) 與十八銀行合併。由於公平交易委員會未完成審批和回覆, 經營合作與合併事宜分別推遲半年, 即分別於2017年10月1日、2018年10月1日完成。此次再次延期, 且未說明期限。公平交易委員會在企業合併方面兩度延期審批, 較為少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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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國際政治系主任，中國與全球化智庫（CCG）一帶一路研究所所長黃日涵副教授領銜的“一帶一路”與海外利益研究團隊。重點關注“一帶一路”研究、海外投資風險、華僑華人、海外公民安全、海外軍事存在、地區動盪與證券市場、反恐研究、海外重大工程項目風險評估，“一帶一路”反腐機制研究。本團隊歡迎關於“一帶一路”與海外風險課題合作，請用單位抬頭紙加蓋公章，打印合作需求，發送到郵箱[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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