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梦麟曾是北京大学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一位校长，但也是一位被刻意淡化或遗忘的校长。蒋梦麟对于北京大学的历史贡献和影响力之所以被严重低估，甚至被有意的模糊或边缘化，不外乎是出于意识形态上的考量，因为其曾出任过国民政府教育部长和行政院秘书长等职，而被判定为“国民党的官僚”。
蒋梦麟虽然在学术上没有可圈可点的地方，但是作为一个教育家却是当之无愧的，蒋梦麟在北京大学历史发展过程中，乃至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都是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不应该被历史和岁月刻意地遗忘，实际上也是躲不开绕不过去的,我们一定要尊重既往存在的历史。
蒋梦麟
傅斯年曾这样评价蒋梦麟：“孟邻先生的人格魅力比不上孑民先生，学问比不上胡适之，但办事却比蔡先生和胡先生高明。”
蔡元培自己也曾坦承：“综计我居北京大学校长的名义，十年有半，而实际在校办事，不过五年有半。”蔡元培在北京大学校长任职期间，曾N次辞职甚至离校出走，其不在学校期间，都是由蒋梦麟代为处理学校的行政事务。
蒋梦麟（1886—1964）字兆贤，号孟邻，浙江余姚人。6岁入读私塾开始接受启蒙教育，12岁入读绍兴中西学堂，在这所新式学校，开始学习外语和科学知识，成为蔡元培的弟子，并与其结下了不解之缘。
一年之后，蒋梦麟随家人迁往上海，入法国天主教会学校——圣依纳爵公学读英文、法文和拉丁文。义和团运动兴起之时，蒋梦麟一家又举家迁返余姚。
1901年，蒋梦麟又到杭州一所教会学校学习，次年考入浙江省立高等学堂，这是浙江省第一所新型高等学府，创立于1897年，初名“求是书院”，是浙江大学的前身。
1904年蒋梦麟参加了科举考试并中秀才，同年，又考入上海南洋公学读书，1908年8月赴美，自费进入美国加州大学学习农学后转教育学，1912年从加州大学毕业，获学士学位，又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师从导师约翰·杜威攻读哲学和教育学，1917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哲学与教育学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为《中国教育原则之研究》。
1917年，蒋梦麟回到上海，在商务印书馆《教育杂志》担任编辑，1909年创刊的《教育杂志》是一本教育月刊，主要介绍欧美国家的教育思潮和教育制度，讨论中国国内的教育问题，对于扩大中国教育界人士的视野，积极推动和建立新式学校，实施现代教育制度和教育方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是中国早期的专业期刊之一。
1919年，新文化运动在中国各地风起云涌，蒋梦麟在上海创刊了《新教育》杂志，并亲自担任主编，《新教育》的办刊宗旨是 “养成健全之个人，创造进化之社会”。这位留美十年的教育学博士大力宣传美国的现代教育理念，促成了现代中国教育的主导思想从模仿日本到效法美国的转变。
《新教育杂志》
《新教育》的创刊无疑是受到了陈独秀创办《新青年》的影响，尽管《新教育》创刊比《新青年》晚了四年，陈独秀和蒋梦麟这两位晚清秀才，在中国北京和上海这两个文化中心，先后吹响了新文化运动的号角，只是《新教育》在风格上更趋于温和与稳健，犹如蒋梦麟的个人性格和行事作风，《新青年》的撰稿者以留日学人为主，而《新教育》撰稿者则以留美人士居多。
孙中山曾用英文撰写了《实业计划》一书，这是一部关于中国实业建设问题的专著，也是为中国规划和设计经济建设的宏伟蓝图，蒋梦麟是协助孙中山制定和撰写这部宏伟计划的著作者之一，蒋梦麟在美留学期间结识了孙中山先生，被孙中山预言为“他日当为中国教育泰斗。”
1919年初，蒋梦麟被老师蔡元培招到麾下，拥有哲学与教育学博士学位的蒋梦麟被聘为北京大学教育系教授，主要讲授教育学等课程。
五四运动前后，北京大学正处于这场风暴的中心，许多学生被北洋政府军警逮捕，蔡元培曾四处奔波营救学生，为此还向总统徐世昌递交辞呈，甚至在报纸上发表了《不愿再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宣言》。
蔡元培离开北大之后，蒋梦麟受蔡元培委托代理北京大学校长，主持学校一切事务，而这样的状况不止一次，蔡元培数次请辞北京大学校长，离校出走不理校务，每次都是由蒋梦麟代其主持校务，可见蒋梦麟的行政教育之能力，也可看出蔡元培对弟子兼老乡的蒋梦麟格外器重和偏爱，后来蔡元培就直接聘他担任总务长，北京大学毕竟是精英荟萃的地方，如果没有过人之处，也是难以服众的。
左起：蒋梦麟、蔡元培、胡适、李大钊
五四运动一周年之际，蒋梦麟与胡适在（《晨报》副刊）共同发表了《我们对学生的希望》一文，这篇文章还同时刊登在《新教育》杂志上，无论是从当时的社会背景阅读，还是从今天现实角度来理解，这都是一篇见仁见智的文章，凡有幸阅读这篇文章的人，都会有自己的认识、理解和体会。
1926年“三.一八”惨案爆发时，段祺瑞执政府军警向几千游行人群开枪射击，当场打死47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刘和珍就是其中之一，受伤200余人，而受伤者中就有李大钊，蒋梦麟、朱家骅等人也上了被通缉黑名单，被迫逃离北京大学，躲进东郊民巷的六国饭店藏匿，后又逃离北京抵上海。
1927年4月18日，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之后，蒋梦麟出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同年8月，蒋梦麟又出任国立第三中山大学校长，但蒋梦麟在母校任职的时间并不长，就离开杭州前往南京，于1928年10月24日接替蔡元培出任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一职。
大学院的前身为教育行政委员会，蔡元培将其改组为大学院，旨在为了培养专门的学术人才，不久，大学院又改组为教育部，刚过不惑之年的蒋梦麟成为中华民国政府第一任教育部长，同时还兼任浙江大学校长。
国民政府教育部是管理全国学术及教育行政事务的最高权力机关，蒋梦麟在其任内，主持制定并颁布了《大学组织法》。“其中规定大学分文、理、法、教育、农、工、商、医八大学院，凡具备三个以上学院者，始得称大学，不合这些条件者，为独立学院。”以此来规范和明确一个国家的大学体制。
蒋梦麟在教育部部长任内的一些整顿教育的措施，得罪了靠教育谋取私利的部分既得利益者，蒋梦麟在各种派系的角逐中，不得不被迫辞职。
1930年12月4日，蒋梦麟正式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其教育部长一职由天文学家高鲁接任，但高鲁并未到职，就由蒋介石自己兼任部长至1931年6月，直至具有相当组织能力和行政管理能力的教育家李书华出任教育部部长，而蒋梦麟以原教育部部长的官员身份，执掌北京大学校长，由此可见北京大学在中华民国时期的地位及重要性了。
蒋梦麟回到阔别四年的北京大学，继续秉承蔡元培的办学精神和治校理念“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积极鼓励北大学生发展个性，培养个人特长，特别强调个性教育的中心地位。
所谓新教育就是要培养“活泼泼的个人”，学生需要“养成独立不移之精神；养成健全之人格；养成精明明晰之思考力。”蒋梦麟开创了北京大学“校长治校，教授治学，学生求学，职员治事”的新时代，人人各司其责其事，设立校务会议为学校最高权力机关，实行教授聘任制度，打破教授终身制，虽然引起一些非议，但却建立了一个高效率的行政教育体制，进一步推动北京大学成为全国教育和学术的中心。
北京大学长期在蔡元培“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精神引领之下，尽管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得以蓬勃发展，但学生的个人自由也得以迅速膨胀，导致学生纪律松弛和涣散，思想和行动不愿受到任何约束，学生运动乃至教员运动不但在校内此起彼伏，而且经常扩展到社会上。
北京大学始终处于全国学生运动的中心，这当然有其进步的一面，但让学生荒废光阴抛弃学业，以此来干涉社会上弊病和阴暗面，蒋梦麟认为，“这是天下最不经济的事。”无论任何时代的学生运动，都有其进步的一面，推动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但学校的管理者，乃至任何时期的政府，也都是不愿意看到学生运动的发生。
蒋梦麟与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都有过密切的交往，陈独秀、李大钊、张申府等人都是他的下属，陈独秀是文科学长，李大钊是图书馆主任，而张申府只不过是一个讲师而已，而张国焘、邓中夏、高君宇、罗章龙、刘仁静等人则都是蒋梦麟的学生。
毛泽东当年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担任管理员，也与代理校长蒋梦麟有关，蒋梦麟在其晚年所写的《谈中国新文艺运动》中写道：“毛泽东到北大图书馆当书记，是在我代理校长的时期，有一天，李守常跑到校长室来说，毛泽东没有饭吃？怎么办？我说，为什么不让他仍旧办合作社，他说不行，都破了产。我说那么图书馆有没有事？给他一个职位好啦。他说图书馆倒可以给他一个书记的职位。于是我拿起笔来写了一张条子:派毛泽东为图书馆书记，月薪十七元。”这也许是毛泽东第一个社会谋生的职位，毛泽东离开北京大学之后，成为一个职业革命者。蒋梦麟在与这些著名的共产党人交往中，给予他们许多的帮助，甚至在一些生死关头，为他们通风报信。
蒋梦麟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正是民族危机日益深重之时，“九一八事变”导致中日矛盾日趋尖锐，蒋梦麟除了忙于学校内外事务，还积极支持全校师生的爱国热情，抗议日本军国主义的野蛮暴行，全力支持二十九军长城抗战，北大校园内也设置了一个伤兵医院，积极救治为抵抗日本侵略者而负伤的中国军人，整个华北地区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蒋梦麟始终坚守在校园里，坚决与北京大学师生一起风雨同舟。
蒋梦麟的抗日之举，引起日本军方的注意，并将之列入应于逮捕的黑名单之中。1935年11月29日下午，日本宪兵径直闯进北大校长室，“邀请”蒋梦麟到日本驻防司令部去“解释”，蒋梦麟本着“临难毋苟免”的古训，答应在一个小时之内就去，当家人和朋友都极力劝阻他，蒋梦麟还是依然独身前往，这应该是怎样的一种大无畏的勇气和精神？
当蒋梦麟如约只身一人来到位于东郊民巷日军司令部时，连日本军官也大吃一惊，蒋梦麟的到来显然也出乎日军的预料，双方展开了唇枪舌剑的“交谈”，日军官要把他“礼送”到大连关东军司令部去，蒋梦麟予以拒绝，“如果你们要强迫我，则随你们的便吧，我已经在你们的掌控之中了。不过，我劝你们不要强迫我，如果全世界人士，包括东京在内，知道日本军队绑架了北京大学校长，那你们可就要成为笑柄了。”在蒋梦麟据理力争之中，日本军方最终没敢肆意冒犯这位大义凛然的校长。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北平、天津相继陷落，北京大学奉国民政府教育部之令南迁湖南长沙，与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合并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由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和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组成筹委会主持校务。
1937年11月1日，长沙临时大学正式复课，虽然校舍简陋，但师生精神状态却极佳。随着局势的进一步恶化，1938年4月，长沙临时大学又迁往云南昆明办学，学校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继续由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组成常务委员会主持学校校务，正式开启了西南联合大学时代。
1938年5月4日，西南联合大学正式开课，这所战时大学共设文、理、法商、工、师范五个学院，一共26个系，是一所完整的综合性大学框架，学校汇集了一大批优秀的知识分子，为中国保存了重要的科技力量，并培养了3000多名优秀的毕业生，为中国乃至世界的发展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蒋梦麟（左三）与西南联大同仁合影
西南联合大学在抗日战争艰苦的条件下，共存在了8年多，直到1946年7月31日停办，组成西南联大的三所大学，各自迁至原校址复校。
西南联大所取得的杰出成就，海内外有目共睹，可谓是世界高等教育领域的一朵奇葩，在当时绝对跻身于世界一流名校之中，并素有“内树学术自由，外筑民主堡垒”之美誉。
西南联合大学由三所著名大学组成，以学校的历史及校长的资历而论，蒋梦麟应该居于领导地位，但他为了三校的团结，坚决主张不设校长，而是实行常委负责制，共同主持校务，并推举梅贻琦为主席，实际主持学校的一切日常行政事务。
而蒋梦麟和张伯苓则长期在重庆留守，负责协调西南联大对外事务，争取国民政府各阶层对西南联大的支持，西南联大之所以能够取得骄人的卓越成就，梅贻琦虽然居功至伟，但也得力于蒋梦麟和张伯苓在重庆幕后的鼎力支持。
西南联大设有两个行政机构，一个是校务委员会，一个是教授会，对学校的正常运作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简而言之，西南联大时期是教授治校的典范，为以后大学的行政管理和教育管理，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办学模式，虽然国民党党化教育一直渗透到西南联合大学，可谓是无孔不入，但党化教育不得人心，也就缺少一定的话语权，还是才华横溢的教授们决定学校的一切。
从1919年至1945年，蒋梦麟在北大工作了二十余年，在蔡元培主政北大时期，蒋梦麟就长期担任总务长，并三度代理校长职务，主持学校全面工作，自1930年底开始正式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履职校长达15年之久，是一个兢兢业业且恪尽职守的校长，可谓是北京大学的守望者，这在北京大学的历史上可谓前无古人，也后无来者。
蒋梦麟学识渊博，精明干练，是一个搞教育的行家里手，对教育有自己独到的理解和认知，尽管其学术成就乏善可陈，但也正因为如此，他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教育上，专心致力于教育，这正是一个杰出教育家所具备的品质，如果以学有所长的专家或科学家担当一所大学的校长，恐怕未必合适，因为人的精力有限，如果学术和教育兼而共之，就会顾此失彼，纵观世界之优秀大学校长，无一不是教育大家，因此在遴选大学校长，首先应该考虑的是他的教育背景、教育思想和教育理念，担任大学校长者，不应该是科学家，更不应该是政府官员。
蒋梦麟把自己一生的主要精力都投之于北京大学和中国的高等教育，使北京大学始终处于中国大学的领军地位，影响甚至左右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进程，以一所大学影响国家的命运和历史的发展走向，这在全世界大学中还没有先例。
在抗日战争即将胜利之际，西南联大开始酝酿三校复校，北京大学开始了“倒蒋举胡”的风潮，希望尚在美国的胡适出任光复后的北京大学校长，甚至蒋梦麟的一些朋友也都是“倒蒋”分子，这样一种民意和呼声，确实出乎很多人的意外，也左右了国民政府的决策。
1945年6月，蒋梦麟就应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宋子文之邀，出任行政院秘书长，但还兼任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违背了自己曾经定下的制度，即大学校长不得兼任政府官员，这或许是“倒蒋举胡”的诱因之一。
1945年8月，无奈的蒋梦麟辞去北京大学校长一职，以这样一种方式，黯然告别北京大学，这确实让蒋梦麟感到有些无可奈何，其沮丧之心情可想而知。
蒋梦麟不但告别了北京大学，还彻底告别了他为之奋斗一生的教育，如果把蔡元培所倡导的“兼容并包，学术自由”的办学方针比作一座灯塔的话，那么蒋梦麟就是驾驶北京大学这艘巨轮的船长。
两年之后，蒋梦麟随宋子文内阁辞职，受命出任由中美两国政府新成立的“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的主任委员，1949年去台湾之后，蒋梦麟又主持了台湾“农业复兴委员会”的工作，他工作重心转移到了农业方面，又回到了当年初到加州大学时所读的农业专业，在美国政府提供的财政支援下，台湾的农业很快就完成了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移，为台湾农业的复兴与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蒋梦麟在台湾农业方面所取得的杰出成就，被他北京大学校长的光环所遮蔽，他在台湾的这段经历，也不被历史学者重视和研究。
居中者为蒋梦麟
蒋梦麟一生曾三次婚姻，与原配夫人孙玉书育有三子一女，因迎娶亡友之妻陶曾谷而与原配离婚，在民国时期就备受社会诟病，一度成为街谈巷议的谈资。
而蒋梦麟以74岁高龄之身，迎娶52岁的徐贤乐为妻，则为其人生一大败笔，这段不被大多数人看好的婚姻，最终以旷日持久的离婚诉讼而结束，本已风烛残年的蒋梦麟也因此身心俱疲，1964年6月19日，蒋梦麟因罹患肝癌在台湾台北去世，终年7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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