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何居東
1948年11月13日凌晨，以蔣介石之“文膽”而聞名於世的陳布雷，在服用大量安眠藥後於南京寓所孤獨地棄世，副官曾回憶其嶙峋的右手緊攥著呈給他一生所追隨的蔣介石之遺信，屋內則散亂地攤放著多封留給至親、黨內好友的遺書。多年飽受身心疾病困擾的他，留給世間的最後一句話是：“讓我安靜些。”
1934年應蔣介石之召，陳布雷由浙江省教育廳長之職進入蔣的核心幕僚圈，以幫助其起草、修改各類文稿，並於1935年擔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二處（主管黨政事務）主任，至抗戰後侍從室建制取消轉任中政會秘書長，陳布雷始終身處國民黨最高權力中樞，傾力對蔣進行輔佐。
陳布雷生前亦有每日作日記的習慣，其日記始於1935年3月，至1948年11月，未曾有過中斷。日記原件現存於第二歷史檔案館，其家屬在離開大陸前將之製作為微縮膠捲帶至臺灣。20世紀60年代香港東南印務出版社有意將之出版，待至稿樣整理完畢，卻最終未能出版，後交由臺灣“國史館”保存。該日記詳實地記錄陳布雷擔任侍從室二處主任一職後的人生歷程，按照他自己的描述，在“二十四年（指1935年）遍歷川、滇、黔，所記見聞較多。二十五年（指1936年）在杭修養時，記讀書較多。自抗戰以來，每日匆忙冗碌，所記最為潦草，僅記載每日起居工作情況而已”。其中既有對日常工作、生活事務的記載，也有對個人身體、精神狀況的記述，更為重要的是，從中我們能看到位居國民黨權力核心的陳布雷，如何為蔣介石打理各類具體事務、處理各派系之間的利益之爭，以及如何在書生本色與政治人生之間做出極為兩難的取捨，以致最終選擇以痛苦的死向投入畢生精力的政治事業作別。
陳布雷(中穿白衫者)與部分國民黨軍官在保定合影
儘管日記屬個人私密記錄，具有較高的史料意義，但在波詭雲譎的政治場域中，政治人物亦會傾向於在日記中進行有意識的強調、省略甚至曲筆，以服務於政治目的。遍檢陳布雷的日記，我們似乎很難看到他對蔣介石本人的埋怨、指責或批評，反而多是對無法滿足蔣的各種要求的懊悔與自責，部分能反映出他所受身心折磨之嚴重程度。正如當時同在侍從室工作的張治中所回憶：“他（指陳布雷）的身體很壞，用腦過度，面孔上常擺著苦惱的形象。”當然，有一段日記能反映出陳布雷對蔣的真實態度：“今（指1943年）委座欲充實人事，他人或恐不免懷挾某種之錯誤判斷，希望加入工作，則本室之作風不能確保其一貫矣。孤忠不達，為之悵然。”忠心耿直，不見諒於人是為“孤忠”。
陳布雷與陳誠
實際上，蔣介石（包括其妻宋美齡）對陳也向來禮遇有加，多次批准休假，同時又將多年日記交由陳來修繕、整理，可謂格外信任。引一小例即可證明：在1946年3月17日國民黨六屆二中全會閉幕式上，黨內黃宇人對陳布雷所撰寫的閉幕詞極為不滿，公開批評並予嘲諷，致使精神緊繃的陳布雷當場失態，憤慨發言以致淚流不止，隨即退場。蔣介石則怒斥肇事者“荒唐放肆，以致佈雷發怒”，同時極為驚訝地認為：“此實所罕見，以佈雷從未當眾發怒今日者，以其失眠過度，心身兩弱所致。急勸其休假調養”，隨後派遣宋美齡前往陳的寓所進行安慰開導，准予休假一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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