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新文化运动的启蒙巨匠胡适，与当时因刺杀摄政王的革命家汪精卫，因相互慕名，于是在友人的安排下在杭州第一次见面。

汪精卫貌美，胡适当时有“我见犹怜”的话。同行的徐志摩在日记里更是风趣地记录当时情景：“前天乘看潮专车到斜桥，同行者有叔永、莎菲、经农，叔永介绍了汪精卫。

他真是个美男子，可爱！适之说他若是女人一定死心塌地地爱他，他是男子……他也爱他！精卫的眼睛，圆活而异光，仿佛有些青色，灵敏而有侠气。”

男人喜爱男人，这当然是胡适和徐志摩的一句戏谑之言，因胡适在后来的日记中写道：“我同精卫回旅馆，谈政治甚久。”

因俩人均为民国时“文治”政界与学界的领袖人物，因欣赏对方的才华和政见相近，而觉得气味相投，这大概就是英雄之间的惺惺相惜吧。

当时胡、汪两人共同的“文治”政治理想，使俩人建立起极其密切的关系，但在对日问题上的认识出现分歧而使他们走上了天壤之别的人生道路。

汪当时身为政府名义上的领袖，虽然没有实际意义上的兵权，但是一言一行却是代表着政府，寄托着天下百姓的希望。

可是在面对日寇的入侵，他的抗日态度先由“鸣钲求救”到“默守待援”，又从“默守待援”转变到“消极应付”。

一开始他还能寄希望于外界援兵相救，到后来直接放弃，变成了消极放弃，真不知是不是年龄大了，锐气也消磨尽了，年轻时那个“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敢于刺杀满清摄政王的汪精卫不知去了哪里。

后汪遇刺身亡，其年轻时创下的“烈士”之名，也在抗战中因投降消磨殆尽，至今几已无人记得他年轻时的壮举了，皆以“汉奸”之名骂之。

相反胡适放弃了在当时与日本谋求和平的幻想，曾发誓不从政的他，为谋求援助，后出任驻美大使，积极投入外交抗日的道路，直至抗战胜利。后赴台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以爱国、文治名满天下，至今仍是我辈楷模。

这是两个英雄少年不同的人生路，当一个选择正确的道路时，另一位的分道扬镳就意味着踏入不归路。

说到男人间的“爱慕”，青灯也有一位慕名的偶像，那就是李健。

青灯“爱慕”他，不是因为他是清华的高材生，不是因为他才高八斗，貌赛潘安，而是因为：同时期在清华大学，他始终也没像高晓松那样，组乐队、去流浪。高晓松声色犬马，遍游四海，而他却沉静如一，心静如水。

李健毕业后几年间就职于广电总局，默默无闻，直到与卢庚戌组队成“水木年华”，然后他们2001第一张专辑《一生有你》就获得了白金销量。

当年《一生有你》到底有多火，记得2002暑假，青灯一个人去各大高校找同学玩，几乎每一个寝室窗口飘来的音乐都是《一生有你》，校园里的男孩拎着水瓶打水回来，也会高唱：“可知一生有你，我都陪在你身边”。

2002年，被夺走初吻的女大学生有多少，水木年华便有多火。

不难想象，如果继续下去，水木年华一定是中国当时最挣钱的组合，对于李健来说，只要露露脸，站站台，就会有数不完的钞票。

可李健并不这么想，在一次商业演出以后，李健告诉卢庚戌：

‍“再做下去，我感觉我快要失去自我了。这样做下去，我知道会有名有利，可是心却丢了，那些热爱也就丢了。”‍

下了飞机，两人便分开了。李健不再唱原来的歌，也不再借用水木年华的名气，选择了“净身出户”，以至于以后的很多年，都没有多少人知道水木年华曾有个主唱叫李健。

离开后的李健，像一块热铁，突然捅进了冰水里。那是他最糟糕的几年，收入微薄，这样的日子，李健过了整整7年。而他同时期的人呢，连庞龙的《两只蝴蝶》，王蓉的《我不是黄蓉》都能火遍大江南北。

可李健自己却说：当下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人不应该活在目的里，而应该活在过程里。我所做的一切，只为了遇到未来最好的自己。

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春晚上王菲一曲《传奇》使得词曲作者李健名动天下，五年后的《我是歌手》更是将李健推上了神坛。

时间不是药，药在时间里。而且时间总是公平的，它只会把最好的东西留下来。

那些活得朴素，趋于淡泊的人。因为他们耐得住了寂寞，最后才能享受得了真正的自由。因为他们面对了时间，然后时间就把最好的东西留给了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