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5日，南京江宁无名女童尸体案告破。女童的父亲杨某响（男，36岁，安徽芜湖人，）和爷爷杨某松（男，65岁）供述了于6月23日晚将其推入句容河中致其溺亡的犯罪事实。
初一知，大家都义愤填膺，简直禽兽不如！
愤怒之余，我们试着看看事情的经过。
女童从小就被查出脑瘫，父母也曾带她去过很多地方看病，前后花费10万元左右，没能治好，3岁时，女童父母就此离婚，妈妈不负责任，扬长而去；爸爸也觉负担很重，只有奶奶舍不得她，带着她去淮安独自抚养。日子就像其实暗流汹涌的平静河面一样悄悄地流淌着。
不幸的是，上个月，奶奶被查出患有肠癌，回到芜湖做手术，女童也就被带到南京找爸爸。这两个本以为眼不见心平静、自欺欺人地艰难活着的大男人，面对六年相隔的脑瘫女儿孙女的突然到来，肯定一下子懵了，生活无人照顾，花费一下剧升。
《现代快报》采访的女童奶奶说过，因为孩子的病，她父母吵了很多次，最终在孩子3岁时，两人离婚，而“我儿子不想放弃孩子。”“儿子至今都没有相过亲，也有姑娘主动找上门来，但是由于家里有个脑瘫孩子，儿子至今都有思想包袱，不想给人家带来负担，一直没有再婚。”“我儿子一直没放弃孩子，除了支付生活费用外，只要攒够了钱，就让我带着孩子去大医院接受治疗。”这些年，奶奶带着孩子跑过南京、上海等地的儿童医院，花在孩子治病上的钱，前前后后有五六十万，现在孩子每天吃的药，最低要40元，这些年再加上孩子的主食是牛奶，生活费用也很高。”
这里不免有母亲对儿子的辩护之词，但我相信这两个男人爱过、疼过孩子，也为孩子做出过努力，但在这祸不单行、突如其来的变故面前失控了。是的，他们不顾亲情、法律，亲手将亲生女儿推入河中，这是丧尽天良、灭绝人性、惨无人道的暴行。
从旁人看，从公理论，不管怎样，贫穷绝对不是杀死脑瘫女儿的理由；从当事人的具体情况来看，贫穷却绝对是杀死脑瘫女儿最直接的理由。
这个悲剧，从这家人家的经济条件和个人认知看必然发生。试想，如果奶奶不病，女孩的生命或许能延续下去，但奶奶总有老去的那一天，那时，会发生什么呢？晚发生一些时间而已。
令人意外的是，许多网友对爷爷爸爸并不是一味谴责，他们更倾向认为这是一起社会悲剧，而不认为这是一起无法原谅的暴行。
有的人在困难时候，割股疗亲；有的人在困难时期，易子而食，这是人与人之间的不同。
我不知道在推的那一刹那，他们的心理。但我相信，他们在推之前，不是没有想到亲情与法律，而是焦虑、无助战胜了恐惧；而在推的那一刹那，感觉到解脱的同时，我也相信，他们也把自己从精神上杀死了。
是的，我在这个世界看到不少因为一些不公正的遭遇、严重的戕害已经从精神上杀死了自己的人，他们不算贫穷，所以在没有自我、自尊、浑浑噩噩地混日子，人畜无害，也于世无益。
其实，哪个地方能一切如你之意呢？我看，这些人主要从自身因素思考起。
而当贫穷的因子加进去，那么极少数则走向极端，要么伤害无辜人群，残害弱小儿童。
今年6月28日，29岁的黄一川在上海一所小学附近将3名男童和1名女性家长砍伤，2名受伤男童经抢救无效死亡。17年1月4日，广西凭祥市的覃鹏安，以接小孩为由骗过幼儿园门卫，对正在用餐的学生乱砍。
要么就是对自己的亲人动手，就像女童的父亲杨某。
是的，许多极端事件的当事人思维落后、个性偏执让他们选择了一个错误，就像神经短路、精神病发作，如果客观一些，其实也是深层、长久的其他原因堆积而爆发。
人都是想向善的，但恶也是永远存在的，无论是这个社会，还是你自己。但我们对它的复杂性与变化性似乎没有深入地去分析与认识。
比如，虽然，恶就应该万众唾弃，但，同样是恶，这次的杀亲总觉得还有点什么不同的成分在里面。与5月11日滴滴司机刘振华奸杀空姐显然不是同一性质的恶。
有些恶是走投无路后干的傻事，有的恶纯粹是私欲的膨胀；有的恶是偏执的个性带来的，有的恶是狭隘的心胸伴生的；有的恶是客观环境所逼发，有的恶则是自身人性的陷落。
这些虽不足于都能成为量刑的依据，但可以作为社会学意义上的案例，至于深入分析，留待社会学家发表吧。我们就这事论事。
我们不仅仅对女童父母大加鞭挞。谈论道德的时候，因为往往谈论的是别人的事情，高度异常，感觉滑爽。
而道德批判，很多时候仅仅宣泄我们的愤怒，于理无知，于事无补。
我们还要做做事后诸葛亮，其实这爷俩还是有办法的，比如在奶奶生病后求助亲朋好友，比如求助政府，比如发起募捐，这个社会还是有一定的基础与善意让脑瘫女儿活下来的。想当初，我们不要谁强迫着心甘情愿、热泪盈眶地去为汶川灾区捐款、捐物。
提供一种方式，比如社会专业慈善机构，让他们知道不仅仅杀亲这一条绝路，那么有些恶是可以避免的。
这是很多贫穷人家不知道的方式，因为贫穷，所以见识短浅，因为思维狭窄，所以贫穷，这是互为因果的。
我不太赞同扶贫，因为贫是扶不起来的，一个人只要肯干哪怕捡垃圾也可以活下去，而只有立智、立识、立品才能富起来。
但社会上确有一些贫而无生活能力或者患疾甚至重疾的人群，我们对他们的关心真正有多少，社会对他们的保障又真正有几分？
像这样的家庭，这样的不幸，当地的村民委员会做了些什么，有没有相应的上报系统、救援措施？
我看到一些基层组织，遇到土地征用、上拨款下发，那个积极性比亲爹还好使唤；遇到纠纷、民众困难、申诉，比哼哈二将还要怠慢。
如果这些系统完善的话，那么这种带着悲剧色彩的人间恶剧就会少了许多。
近几年，我确实看到了国家对农村、农民的保障增加了许多。我想，一个城市的公共设施的完善，是一个城市的软实力的体现，对弱势群体尤其是农村弱势群体的关怀是一个国家的文明的真正体现。
我们也不可能杜绝罪恶的发生，但如果多从规则的合理化，做事的公平性，人性的温暖度等方面多下功夫，而不是凡事逐利化，避害化，表面化，那么，我们的社会将更为和谐，人们感觉更为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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