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汕大事记》●民国３２年（1943）
是年，南太平洋战争爆发，寇祸日深，潮汕大旱，米价日涨数次，饿殍遍地，汕头每日死者近百人。达濠镇饿死近1万人，占全镇人口四分之一，海门死者尤多。有10余万人逃荒至福建和江西。
民国32年（1943年）……是年，潮汕地区大旱大饥荒，沦陷区每天都有几百人饿死。全县农村，饥民流离失所，饿殍遍野，触目惊心。潮安饥民大量逃往福建的平和、诏安、云霄、南靖、永安、上杭等地，部分流入江西省。同年，潮州霍乱大流行。城内新街头附近共有居民20户，死于霍乱者便有89人，其中绝户有3户、26人。庵埠仙溪李村，全村300多人，患霍乱病者达100多人。（1995年《潮州市志》）
民国31年大旱，自冬天至翌年3月中旬，连续干旱4个月，没有降雨，本县大部分农田颗粒无收。当年全县饿死、病死达8.16万人，卖儿卖女的4.12万人，外出逃荒的2.73万人。民国32年（1943年），大旱，霍乱流行。死者极多。三饶城北死100多人；茂芝乡死40人；东界和柘林共染病1800多人，死亡150人；汫洲死亡达千人。（1994年《饶平县志》）
民国32年（1943）大旱，饥荒。自去冬至今不雨者将5月，春3月1日始雨，人民欣慰。夏4-5月复旱，米贵，饥民抢食，至5月18日始雨。据民国34年调查，本县在日军侵占期间，饿死病死13.44万人，遭敌祸致死者9.87万人。当时潮阳县长胡公木在报告中有民国“三十二年米荒严重，弃婴塞途，饿殍载道……受敌祸米荒之害者，人民死亡20万人，流离转徙7万人，老弱残疾5万人，房屋拆毁15万间……”等记述。民国32年（1943）夏秋两季饥荒兼霍乱暴发流行，全县死于饥饿和疫病的13.44万人，海门镇死于饥疫者达1.1万多人。（1997年《潮阳县志》）
民国32年（1943）春夏间，数月不下雨，田园龟裂，米贵如珠，每斗价500元，日涨数倍，大批人民往福建等地逃荒，霍乱流行，全县饿死、病死者不计其数，善堂无法收埋。樟东路、鸥汀市场、店市路、莲阳楼前均每天常见死尸10多具横倒路旁...乡村人口饿死者达三分之一。（1992年《澄海县志》）
民国32-33年大旱，全县饿死、病死1千多人。6月，隆澳东乡、西乡27天内饿死、病死533人，云澳22天内死100人，不少人流落他乡，逃往福建省、台湾省谋生。（2000年《南澳县志》）
民国32年（1943年）4月，因冬春连旱，早造收成无望……据《揭阳民国日报》载：“民国31年（1942年），白米每斗（约20司马斤）83元，翌年2月涨至260元，5月竞涨至990元”。5月中旬，城乡多处出现饥民抢米抢食。县境饥民多以野菜、树根、芭蕉头充饥；部分人则扶老携幼逃荒往兴梅、江西、福建，路上饥病交加，饿殍遍野。据官方统计，1943年全县饿死68366人，逃荒24215人，少女、幼婴被拐卖22333人。夏，霍乱流行全县，患者十万余人，死者甚多...... 全县受旱农田约28.3万亩。（1993年《揭阳县志》）
民国32年（1943）：2月至4月，干旱（全县受旱农田36万亩，占土地总面积77%，受灾人口30多万），饥荒，霍乱流行……全县饿死、病死、逃荒共约10万人。（1995年《普宁县志》）
民国32年（1943）大旱灾。从上年冬至是年度6月，连续8个月干旱，田园断青，惠来大饥荒。斗米（约8.5公斤）值国币600元，每亩田换米3斗。饥民吃香蕉头、树皮、草根。惠城出现卖人肉惨况。仅40多天，全县死于饥饿、疫病（流行性霍乱）15万余人，其中饿死8.7万多人。沿海渔村灾情尤重，资深村全村5000多人，饿死、病死、逃亡达4000多人。民国31年（1942），全县有8.31万户，41.65万人，至民国35年（1946），仅存6.01万户，25.57万人。（2002年《惠来县志》）
1943年（民国31年）大旱。1942年10月下旬至次年5月17日止，除3月中旬下雨外，其余时间均无雨，旱情极为严重。南山、灰寨至东南平原大面积农田失收，大批农民逃荒江西，沿途饿、病死者众多。大洋有39户165人背井离乡逃荒江西，途中死去55人；后来返回大洋16户65人，占逃荒人数的39.5%。凤江阳西村共304户1753人，逃荒的62户117人，变卖家产妻儿的301户。河婆圩每天有几十具饿死的尸体，惨不忍睹。（1994年《揭西县志》）
这场灾害，用饶爷的话来说，叫“惨极人寰”。由其总纂的《潮州志》“卷八·大事志”中，有比前述各志“支离破碎”的记载来得更为系统全面的记述：“是岁，潮大饥，饿殍载道。惠来、潮阳灾情尤重。去冬以来，天久不雨，至三月二十一日始雨，四月又亢旱，五月米斗五百元。沦陷区饿毙者，日凡四五百人，普宁、潮阳粮荒严重，惠来滨海渔民尤甚，往往有一村人口而损失过半者。揭阳素称产米之区，亦饿殍载道，五月五日遂禁屠求雨，十四日新亨饥民成群结队沿途抢食，十五日月城墟饥民亦抢食，十六日米斗涨至七百元，十八日天雨，稻有起色，米价稍落，民始渐安。潮阳灾情，以海门为最重，海门居民，向业渔，沦陷后，渔船或沈或毁，所存十无二三，而复不得自由出海谋生，饿毙已多，値是夏饥馑，死者尤众，各善堂收埋于莲花峰下红沙窟，凡一万一千余具，时棺木、袋席俱尽，鹑衣裸葬草草掩盖，枕藉若积薪，惨不忍覩，其流落死他乡者，尚不计也。至三十五年四月，县长余建中乃令醵资，移塟于莲花峰之原，是岁，人传赣南前经兵燹，地旷人稀，易于得食，饥民纷纷趋之顾，路途修阻，资斧苦乏，鬻妻卖子者有之，中途填沟壑者有之，流离道左触目伤心，其幸而到达者，又实无以为生。于是，粤赣当局合组赣省救济粤东移民委员会，登记入赣人民，据三十三年七月调查结果，总数七万余人，中以揭阳、普宁、丰顺、潮阳为多，大埔、海丰次之，其分配为：自动集资垦殖者仅万余人，自动谋工商业者二万余人，又潮民之逃往闽属平和、诏安、云霄、南靖、永安、上杭等地者，据三十三年七月调查，为数近十万人，以潮安、澄海、揭阳为多，至若沦陷区域，达濠灾情最重，死者万余人，占全人口三分之一，有万人冢、千人冢各一，皆当日丛瘗之所。庵埠饿毙亦数百人，其后死者皆裸葬，是时，汕头检疫之政甚严，故路毙者皆不敢认，甚或家人乘夜舁尸抛弃海中，盖亦惨极人寰矣。”
饶爷总纂的《潮州志》，始修于1946年，“半成品”于1949年。这段文字，应该是距离1943年潮州这场大饥荒时间最近的史料了。由其笔触所体现出的悲悯深情，是当代版各地方志那些仅有冷冰冰的数字记述所无法比肩的。而尤其令人气结的是，前述所引的9本当代版地方志，绝大部分并没有把这场大饥荒引发的死亡灾难做为“大事”来“记”的，也许，方志办老爷们的心，都是钢铁铸造、或花岗岩打造的，否则，潮汕平原“饿殍载道”、潮州人民“鬻妻卖子”的惨况大规模发生，怎么还不叫“大事”呢？在这些没心没肺的方志办老爷们那里，要找出前述资料，你只有到“自然灾害”的章节中去找，并且，也就仅能找到俺前面所抄的那些数字了。
所谓“自然灾害”，俗称即“天灾”，那么，1943年潮州这场大饥荒，仅仅是“天灾”吗？难道与“人祸”真的就半毛钱关系也没有？这似乎与东土几千年来“天灾”与“人祸”永远是相生相随的guangrong传统不符喔？遗憾的是，前述所引的9本当代版地方志中，有关这方面的“信息”，有8本是只字无载。只有《揭阳县志》，紧闭的门窗里，还算是留有一条缝：“县城史巷奸商‘裕亨发’碾米行与官府勾结，囤积居奇；各地米商也哄抬米价。”“ 2月19日，元宵节，榕城西门吊桥头悬挂一灯橱，画着一尊弥勒佛坐在大米仓上，—手数佛珠，一手捏紧米袋口，附打油诗：‘我佛本慈悲，米贵袋不开，百姓饥饿苦，只顾自己肥。’县长陈署木知道是在讽刺他，将灯橱主人林悟生抓进监狱，后因邑人有怨言才予以释放。”泱泱大潮汕，除了揭阳的米商是“奸”的，其他各地的米商都是“重合同、守信用”的“消费者信得过”企业？除了揭阳县长是“肥”的，其他各地的县长什么长都是“瘦”的？果如此，太阳就不是从西边，而是从方志办老爷们家门前的臭水沟里升起了。
1943年，发生在潮州的这场大饥荒，已被“凝结”成“1943年大灾荒”这么一个专有词条，载入《潮汕百科全书》（1996），永远成为潮州人历史的一个专门章节：“1943年，潮汕地区春旱严重，从上年9月至当年5月，连续9个月没有下过透雨，赤地千里，粮价日涨数次，一些地方出现饥民成群结队沿途抢食。国民党广东省第五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虽于5月20日召开救济粮荒会议，然而国民党政府和日伪政权的地方官员勾结地主、奸商，囤积居奇，操纵物价，致使粮价不断飞涨；而且贪污克扣大量赈济款物，灾民流离失所，且疫病流行，饿殍载道。全区饿死、疫病死亡或逃荒死于途中竟达100多万人，逃荒到闽赣两省达17万人。仅饶平县饿死者达8万多人，卖儿鬻女的有4万多人。沦陷区的达濠镇，饿死万余人，占全镇人口的1/3，遗留了‘万人冢’、‘千人冢’。潮阳县以海门受灾最重，各善堂收埋于莲花峰红沙窿的尸体达1.1万多具。庵埠日死数百人，死后皆裸葬。汕头市区日死近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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