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及四川的“袍哥”，人们通常会和现在的“黑社会”相联系。相传，现在社会上仍能听见的“拜堂口”、“扛把子”等都是源自早期的“袍哥”话术。在成都的旧社会时期，人们把“袍哥”纳入“五毒”（另外四毒为烟毒、赌博、娼妓、特务），可见袍哥这个群体，曾是多么的让人厌恶。
但四川的袍哥至今为人津津乐道，更在于他们在清末民国初期干了不少惊天动地的大事。四川近代历史上名噪一时的熊克武、刘湘、刘文辉、杨森、邓锡侯、赖文辉等等，传言都是袍哥出身。在地方百姓眼里，他们都是权倾一时的袍哥大爷；在外部势力看来，他们则是威震一方的军头军阀。
民国“川军三雄”（左邓锡侯、中杨森、右刘文辉）合影
那么，袍哥到底是杀富济贫替天行道的绿林好汉？还是杀人越货残害同胞的黑恶势力？在接下来的几期内容里面，｛成都故事｝带你一同走进成都袍哥的故事。
“袍哥”成为四川“保路运动”主力军
1644年，清军入关，清朝取代了明朝的政权，对汉族采取武力镇压手段，引起了汉族民众的强烈反抗，民间打起“驱除鞑虏，反清复明”的旗号，各省各地的组织名称五花八门，其中规模最大的要数“天地会”。后来，天地会中分出一股叫“哥老会”。清朝道光、同治以后，哥老会逐渐流入四川。在四川，这种组织便通称为“袍哥”。
对于“袍哥”这个名称，读书人说，它是根据《诗经》上“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的含义来的。这当然是读书人好拉远古，不足为据。而袍哥们自己说是根据《三国演义》来的：关二爷被逼投降曹操后，曹操奖与其许多金银财帛，他一概不收，只受了一件锦袍。平时很少穿它，有事穿上，却要把旧袍罩在外面。曹操问他原因，关二爷说：“旧袍是我大哥玄德赐的，受了丞相的新袍，不敢忘了我大哥的旧袍啊！”所以这个袍哥组织，老名称又叫“汉留”，含义就是从汉朝遗留下来的精神气节，源远流长地传到明末清初。
初期的袍哥组织，不像后来那样低级复杂。清朝末年还曾与革命发生了关系，甚至可以说没有袍哥就没有四川的革命。清末辛亥革命前夕，四川在孙中山“同盟会”策划下，爆发了“保路运动”，全省各地纷纷组织保路“同志会”，进而发展为反清武装力量——“同志军”。这实质上是利用各地袍哥组织作骨干，导引农民起来推翻清朝政权。当时，袍哥在四川地区势力强大，散布的地区也很广，被认为是推翻满清的革命工作的一大主力。
面对社会动荡，列强主义强行拗开中国大门的不安局面，士绅富贾们相率效尤，也纷纷加入到袍哥这一组织，借以保家。这样一来，到1911年前后，四川的袍哥组织，更加深入到了各州府、县的城镇乡村，到处都在“开山、立堂”。当时民间流行两句口语：“明末无白丁，清末无倥子（指没有参加袍哥的老百姓）”。
成都早期的政府极具“袍哥色彩”
同盟会在全川各地煽动保路风潮，发动大规模起义，就是以农民为主。利用袍哥组织为先导。成都附近县份中，搞得最出色的有广汉的侯橘园、侯国治，新津的侯宝斋，温江的吴庆照——“吴二大王”，崇州的孙泽沛，灌县——今都江堰市的张捷先等人，都是以袍哥“舵把子”的身份，作同志军首领，带兵围攻成都，号称十万余众。
起义军声势浩大，战火蔓延全川各州县，加速了清政权的彻底崩溃。成都光复后，由于都督蒲殿俊缺乏创业执政的本领，被赵尔丰乘机制造“兵变”，希图复辟。地方另推尹昌衡作都督。而尹昌衡好大喜功，掌握政权以后，由于缺乏政治认识和领导才能，错误地认为袍哥力量弥漫全社会，抓着袍哥力量就可以稳定政权，因此还曾经闹过不少笑话。
有文献记载，尹昌衡高居大汉四川军政府都督后，公开提倡哥老会组织，在都督府大门上，挂出一个“大汉公”的招牌来，自封为大汉公的“舵把子”，在他登台的接连几天内，天天都要到成都各街的“公口、码头”拜客，各公口码头也都为他挂红敬酒，他每出一次，必披一身红绸或红布回来。堆在床上之后，便又去拜客，如是往返拜客披红。
同期，军政府军政部长也在军政部门口挂出一个“大陆公”的招牌……这时全城公口林立，并出现不少奇装异服，背刀挂彩，头上挽个“英雄髻”，足穿泡花草鞋，各地袍哥组织，也纷纷响应成都。就在这段时间，滇、黔、湘等三省军政府，曾联名通电话斥成都军政府为“袍哥政府”，表示不予承认。尹昌衡见到外面风声不好，便下令取缔哥老会，于是成都市上二百多个公口招牌，一律都收拾起来了，但是表面上收了招牌，实际上暗地里仍然在继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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