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及四川的“袍哥”，人們通常會和現在的“黑社會”相聯繫。相傳，現在社會上仍能聽見的“拜堂口”、“扛把子”等都是源自早期的“袍哥”話術。在成都的舊社會時期，人們把“袍哥”納入“五毒”（另外四毒為煙毒、賭博、娼妓、特務），可見袍哥這個群體，曾是多麼的讓人厭惡。
但四川的袍哥至今為人津津樂道，更在於他們在清末民國初期幹了不少驚天動地的大事。四川近代歷史上名噪一時的熊克武、劉湘、劉文輝、楊森、鄧錫侯、賴文輝等等，傳言都是袍哥出身。在地方百姓眼裡，他們都是權傾一時的袍哥大爺；在外部勢力看來，他們則是威震一方的軍頭軍閥。
民國“川軍三雄”（左鄧錫侯、中楊森、右劉文輝）合影
那麼，袍哥到底是殺富濟貧替天行道的綠林好漢？還是殺人越貨殘害同胞的黑惡勢力？在接下來的幾期內容裡面，｛成都故事｝帶你一同走進成都袍哥的故事。
“袍哥”成為四川“保路運動”主力軍
1644年，清軍入關，清朝取代了明朝的政權，對漢族採取武力鎮壓手段，引起了漢族民眾的強烈反抗，民間打起“驅除韃虜，反清復明”的旗號，各省各地的組織名稱五花八門，其中規模最大的要數“天地會”。後來，天地會中分出一股叫“哥老會”。清朝道光、同治以後，哥老會逐漸流入四川。在四川，這種組織便通稱為“袍哥”。
對於“袍哥”這個名稱，讀書人說，它是根據《詩經》上“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的含義來的。這當然是讀書人好拉遠古，不足為據。而袍哥們自己說是根據《三國演義》來的：關二爺被逼投降曹操後，曹操獎與其許多金銀財帛，他一概不收，只受了一件錦袍。平時很少穿它，有事穿上，卻要把舊袍罩在外面。曹操問他原因，關二爺說：“舊袍是我大哥玄德賜的，受了丞相的新袍，不敢忘了我大哥的舊袍啊！”所以這個袍哥組織，老名稱又叫“漢留”，含義就是從漢朝遺留下來的精神氣節，源遠流長地傳到明末清初。
初期的袍哥組織，不像後來那樣低級複雜。清朝末年還曾與革命發生了關係，甚至可以說沒有袍哥就沒有四川的革命。清末辛亥革命前夕，四川在孫中山“同盟會”策劃下，爆發了“保路運動”，全省各地紛紛組織保路“同志會”，進而發展為反清武裝力量——“同志軍”。這實質上是利用各地袍哥組織作骨幹，導引農民起來推翻清朝政權。當時，袍哥在四川地區勢力強大，散佈的地區也很廣，被認為是推翻滿清的革命工作的一大主力。
面對社會動盪，列強主義強行拗開中國大門的不安局面，士紳富賈們相率效尤，也紛紛加入到袍哥這一組織，藉以保家。這樣一來，到1911年前後，四川的袍哥組織，更加深入到了各州府、縣的城鎮鄉村，到處都在“開山、立堂”。當時民間流行兩句口語：“明末無白丁，清末無倥子（指沒有參加袍哥的老百姓）”。
成都早期的政府極具“袍哥色彩”
同盟會在全川各地煽動保路風潮，發動大規模起義，就是以農民為主。利用袍哥組織為先導。成都附近縣份中，搞得最出色的有廣漢的侯橘園、侯國治，新津的侯寶齋，溫江的吳慶照——“吳二大王”，崇州的孫澤沛，灌縣——今都江堰市的張捷先等人，都是以袍哥“舵把子”的身份，作同志軍首領，帶兵圍攻成都，號稱十萬餘眾。
起義軍聲勢浩大，戰火蔓延全川各州縣，加速了清政權的徹底崩潰。成都光復後，由於都督蒲殿俊缺乏創業執政的本領，被趙爾豐乘機制造“兵變”，希圖復辟。地方另推尹昌衡作都督。而尹昌衡好大喜功，掌握政權以後，由於缺乏政治認識和領導才能，錯誤地認為袍哥力量瀰漫全社會，抓著袍哥力量就可以穩定政權，因此還曾經鬧過不少笑話。
有文獻記載，尹昌衡高居大漢四川軍政府都督後，公開提倡哥老會組織，在都督府大門上，掛出一個“大漢公”的招牌來，自封為大漢公的“舵把子”，在他登臺的接連幾天內，天天都要到成都各街的“公口、碼頭”拜客，各公口碼頭也都為他掛紅敬酒，他每出一次，必披一身紅綢或紅布回來。堆在床上之後，便又去拜客，如是往返拜客披紅。
同期，軍政府軍政部長也在軍政部門口掛出一個“大陸公”的招牌……這時全城公口林立，並出現不少奇裝異服，背刀掛彩，頭上挽個“英雄髻”，足穿泡花草鞋，各地袍哥組織，也紛紛響應成都。就在這段時間，滇、黔、湘等三省軍政府，曾聯名通電話斥成都軍政府為“袍哥政府”，表示不予承認。尹昌衡見到外面風聲不好，便下令取締哥老會，於是成都市上二百多個公口招牌，一律都收拾起來了，但是表面上收了招牌，實際上暗地裡仍然在繼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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