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安帝以後，東晉賴以維繫政治穩定的門閥政治秩序被破壞，社會失去重心，逐鹿者此起彼伏，形式瞬息萬變。內戰各方究其實力基礎，大概可以分為四類：皇室衰落、門閥爭權、農民起義、北府亂政。
皇室衰落：司馬道子、司馬元顯父子統治下，司馬氏建立的東晉走到了盡頭。
東晉政權建立之初，就是在門閥世族的支持下才能夠達成的，司馬氏得以保住皇帝之位，北方的世家大族也有了依靠，同時在琅琊王氏代表人物王導的努力下，利用軟硬兼施的手段，南北世家大族在利益達成了妥協和一致。表面上高高在上的皇帝，實際上很多時候更像是個提線木偶，到了晉安帝的時候，挾晉安帝以自重的以司馬道子父子為代表的東晉皇室勢力，他們最為焦慮的問題是自身實力的嚴重不足。
“自德宗以來，內外乖貳：石頭以外，皆專之於荊、江；自江以西，則受命於豫州；京口暨於江北，皆兗州刺史劉牢之等所制。德宗政令所行，唯三吳而已。”——《魏書》卷九六《司馬德宗傳》
通過上面的記述，我們發現晉安帝能夠掌控的權力極其有限，實際上他更像是司馬道子和司馬元顯手裡的提線木偶，東晉中央的權力已經牢牢的掌握在司馬道子父子手裡。但司馬道子父子沒有足夠的實力，核心問題就是沒有聽自己指揮的部隊，本來想通過劉牢之進而掌控北府兵這支精銳部隊，但並沒有成功。
司馬元顯只有貿然徵發東土免奴為客者即所謂“樂屬”，移置京師為兵，以實宿衛。但這種做法眼中危害了浙東農民的利益，讓他們從耕種之人變成了地位更為低下的士卒，這是他們所不願意接受的。同時由於浙東地區是王謝的地盤，司馬元顯的徵兵政策也嚴重激化了王謝為代表的北方世家大族和浙東農民之間的矛盾。北方世家大族是東晉統治的基礎，動搖了北方世家大族的利益基礎，東晉的朝堂已經搖搖欲墜岌岌可危了。
“……加之以苦發樂屬，枉濫者眾，驅逐徙撥，死叛殆盡。”——《魏書》卷九七《桓玄傳》
在桓玄討伐司馬元顯的檄文中，就曾把他徵發樂屬作為一項大罪加以抨擊。用暴力去驅使，不會帶來服從，只會招致反抗，經過司馬元顯這樣大規模的暴力驅迫，除浙東地區除了死叛者外，必然還有許多樂屬被逼移置京師。但這些人不會用自己的生命去保護司馬氏，只會對以司馬元顯為代表的東晉政權從內心充滿仇恨。樂屬屢經苦難，要使之形成可觀的戰鬥力是困難的。
司馬道子父子同時還力求控制世族，想通過世族重振司馬氏皇權。但是這個時候，王謝的勢力已經在浙東農民起義的影響下大不如前，且和司馬道子父子之間離心離德，真正可為司馬道子父子所用的世族，主要只有司馬道子的妃族太原王氏王忱、王愉等人而已，而這些人的能力有限，司馬道子父子想重振朝堂的計劃，只能是“鏡中花、水中月”，遙不可及的美好願望罷了。
門閥爭權：從王敦之亂到桓玄的覆滅，東晉門閥在內鬥中走向崩潰邊緣。
東晉建立之初的“王與馬共天下”，其實反應的是東晉政權的門閥政治體制，這種體制是東晉政權賴以生存的基礎。從王導到謝安都是這個套路，各取所需、各有所得，大家的日子過得倒也安穩。但從王敦之亂開始，平衡被打破了，荊揚之爭拉開了帷幕，外番由於手中權力膨脹，而產生了染指東晉中央權力的想法。
密報兄偉令為內應。偉遑遽不知所為，乃自齎疏示仲堪。仲堪執偉為質，令與玄書，辭甚苦至。——《晉書·桓玄傳》
以王恭、殷仲堪、桓玄為代表的，居於上下兩藩的門閥士族勢力，他們最有資格與司馬道子父子抗衡，其目的以圖恢復與東晉共天下的門閥政治。但他們之間利益並非始終一致，他們之間也是相互利用的關係，爾虞我詐、互相掣肘是他們之間的常態，經過反覆拼鬥，最後只剩下桓玄一支力量。
桓玄不想和桓溫一樣坐失良機，此刻也沒有謝安這樣的人擋在自己面前，他迫不及待的要掌控最高權力，為此桓玄順流東下，消滅了司馬道子父子力量，進據建康，儼然成了昔年的王敦。
玄表列太傅道子及元顯之惡，徙道子於安成郡，害元顯於市。——《晉書·桓玄傳》
桓玄沒有汲取王敦事件的教訓，他的步子走得太遠，竟輕易地取代東晉，進而獨佔權力，這麼做是十分危險的。要知道當時天下還有很多人對於權力蠢蠢欲動，桓玄還遠沒有做到一家獨大的程度，貿然代晉自立的做法，無疑讓自己陷於孤立。
當你距離自己的目標越來越近時，越要小心謹慎，因為可能失敗與成功就在那轉瞬之間，正所謂欲速則不達。
農民起義：孫恩、盧循組織的浙東農民起義，不過是利用農民維護自己的利益。
孫恩、盧循以道教紐帶與東土農民暴動結合而成的勢力。從基本群眾和他們的起事動因來看，這無疑是一場大規模的農民戰爭。吳姓士族據郡參加，是由於東晉徵發“樂屬”嚴重損害了他們利益的緣故。道教徒、農民與吳姓士族，這三種力量是偶然的結合，並不存在共同利益的牢固基礎。
孫恩，字靈秀，琅邪人，孫秀之族也。世奉五斗米道。——《晉書·孫恩傳》
就孫恩、盧循而言，他們是僑姓士族的沉淪者，起兵目的是衝破僑姓門閥士族與司馬氏共天下的局面，以求得本身政治地位的上升，如是而已。
五斗米道的教眾們，只是要追求自己心中的理想，不想讓那僅有的希望破滅而已。他們被孫泰、孫恩用教義所迷惑，成為了他們攫取個人利益的工具。
浙東農民則是底層受苦受難的人，他們本來已經成為了耕種之人，可以有自己的一塊土地自給自足，首先是司馬道子父子徵發樂屬讓他們過上安穩日子的想法徹底破滅了，而王謝為首的北方世家大族對於他們的殘酷剝削，讓他們更加飢寒交迫，他們跟隨孫恩起義，無非想要爭取活下去的權力，但卻不知道成為了別人手裡的工具。
三股力量的利益不同，立場不同，想法不求，追求不同，就很難把他們三股力量緊密的結合在一起，這也是最終造成浙東農民起義失敗的根本原因。
北府亂政：從謝玄建立北府的抵禦外敵初衷，到劉牢之的離經叛道、自取滅亡。
第四股力量是以劉牢之為代表的北府將領們，他們在東晉時期的社會地位略同於孫恩、盧循，屬於世族的較低層次。儘管如此劉牢之以及以後的劉裕一方，與孫恩、盧循一方，在戰場上卻是長期交鋒的生死對手。
恩聞牢之已還京口，乃走鬱洲，又為敬宣、劉裕等所破。及恩死，牢之威名轉振。——《晉書·劉牢之傳》
終劉牢之一生，北府兵始終是門閥政治的工具，始終未完全脫離附庸地位。劉牢之的北府兵來源於流民，依附於門閥世族，沒有明確的政治追求，只是單純的逐利避害。實際上從軍事實力上來看，北府兵基礎雄厚，最具有收拾動亂局面的可能。但這種可能不是實現於劉牢之，而是實現於劉裕。
劉牢之以自己的失敗為劉裕鋪平道路，究其深層次的原因：一個沒有政治頭腦的將領，一個逐利避害的流民，永遠不可能成為掌握自己命運的人，只能隨波逐流，把自己的命運交託在他人手中。
及恭之後舉，元顯遣廬江太守高素說牢之使叛恭，事成，當即其位號，牢之許焉。——《晉書·劉牢之傳》
王恭和司馬道子之間爭鬥，關鍵點就在於劉牢之，他掌控北府兵這支最有戰鬥力的部隊，但他被司馬元顯派出的說客用三言兩語就說服了，輕易的背叛了王恭。這樣的人既不值得追隨，也不值得信任，北府兵雖勇卻無信，單純被利益驅使和左右，就無法成為真正戰無不勝的部隊。
北府兵早就背離了謝安、謝玄建立這支部隊時的初衷，成為了東晉政治秩序的破壞者，而不是政治秩序的維護者。
一個人的歷史，一家之言。
閱讀更多 一個人的歷史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