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認知和表現中國底層百姓的行為方式和內心狀態，是中國現當代鄉土敘事中一個歷久彌新的話題。 這是因為底層百姓的行為方式和內心狀態既是整個中國社會結構的基石，也是20世紀以來中國各方面政治文化力量構築自己價值合法性的起點。
底層百姓的行為方式和內心狀態是整個中國社會結構的基石，這就是我們說的鄉土中國
20世紀以來的中國鄉土敘事大多數都以描寫現代化進程中的歷史變遷及鄉土社會演化規律為核心內容，作品追求表現的是一種史詩性品格。
在他們這裡，作家也關注民間人物的人性品質以及命運，但民間人性的賦值以及命運設定主要是作為鄉土社會歷史運行規律的一種例證或附庸，很少被抽出來作為一種獨立的審美對象進行審視。
作家劉震雲《一句頂一萬句》發佈會現場
劉震雲對這種現象有過深刻反思，他曾不無調侃地指出：“許多作家一寫到勞動大眾，充滿了憐憫和同情，就像到貧困地區進行了一場慰問演出。或者把膿包挑開讓人看，就好像街頭的暴力乞討者。”
“更大的問題在於，他們認為重要的事情，我舅舅和我的表哥們認為並不重要；他們忽略和從沒想到的事情，卻支撐著我親人們的日日夜夜。”
他的長篇小說《一句頂一萬句》即反其道而行之：將民間的生命個體從演繹社會歷史規律的宏大敘事中抽離出來，放在一個全新的人學座標上進行審視，形成了當代文學中民間人性敘事的一朵豔麗的奇葩。
01
孤獨的世界：祖孫兩代的流浪經歷
劉震雲在他的《一句頂一萬句》裡，所要表現和探討的是民間群體普遍的心靈孤獨處境這一主題。 這是一種充滿形而上意義的主題，以往大都出現在表現知識分子的題材裡，如魯迅《孤獨者》中的魏連殳等，似乎只有具有了思想和知識的品格才有資格同這一命題對話；劉震雲偏偏要撕下這層習慣於被罩在知識分子身上的貴族化光環，而把聚光燈照到民間底層普通人物身上。
《一句頂一萬句》獲得第八屆茅盾文學獎
《一句頂一萬句》的故事層面儘管複雜，但並非無跡可尋，它分“出延津記”和“回延津記”上下兩半部，分別講述了楊百順（吳摩西）和牛愛國祖孫兩代的流浪經歷。
“出延津記”中的楊百順是賣豆腐的老楊的二兒子，他先後從事過做豆腐、殺豬、染布、種菜、挑水、扛活等行當，甚至還做過教徒，以及入贅到賣饅頭的吳香香家和她一起賣饅頭。不過這些都不是他喜歡做的，這樣只是為了生活。
在這裡，作者不再是為了表達楊百順生存的艱辛，不再是為了表達一種對制約著民間生活方式的不合理的權力體制的批判，也不再探索一些宏大的社會歷史發展命題，而是聚焦於他的內在精神的孤獨狀態及溝通訴求上。
例如，楊百順不願意跟著他爹做豆腐，不是因為做豆腐不能謀生，是因為做豆腐不是他的理想，他從小崇拜羅家莊會喊喪的羅長禮，他在做豆腐中找不到心靈慰藉。
可他對羅長禮的崇拜，也是建立在可以從真實的羅長禮那裡獲得支持上。他從家裡出走，在生活裡到處輾轉滾爬，都是基於尋找孤獨心靈的寄託和溝通，他的種種人生選擇都和此有關。他可以被動而不經心地改寫著人生，可以因現實需要而改變信仰，可以不堅守任何一個在世俗立場上看似重要的東西，但卻始終無法緩解發自內心那種無處置放自己心靈的孤獨感。
心靈的孤獨感會讓人焦慮並痛徹心扉
正是由於這種深入骨髓的孤獨感，他對任何看似能夠得到精神溝通、暫緩心理焦慮的東西都格外珍惜。正因為如此，在他的妻子吳香香跟人跑了後，由於自己和她缺乏共同語言，他並沒有多當回事；反而是和自己“說得上話”的5歲的養女巧玲在路上走失後，他表現地痛徹心扉並從此走出了延津。
下半部“回延津記”把時間從現代拉回了當代，記述了70年後吳摩西養女巧玲的兒子牛愛國，同樣為了尋找與人私奔的老婆龐麗娜，走向延津的故事。但似乎是一種歷史的輪迴：牛愛國的精神處境也一如楊百順的孤獨，即便和自己的妻子龐麗娜也無任何溝通可能。龐麗娜和別人私奔後，他對她的找同樣是一種假找；他真正要找的，依舊是一種能使自己擺脫孤獨的方式。
在《一句頂一萬句》這部小說裡，楊百順（吳摩西）和牛愛國的孤獨處境並非作為特例而存在。劉震雲在小說創作過程中沒有特別強調他們與眾不同的個性，沒有賦予他們任何影響社會發展的特殊能力，也沒有給他們安排了不得的英雄事蹟，而是竭力強化他們心理狀態在民間所具有的普遍性和代表性，讓他們在輾轉滾爬中串起一個個民間同樣孤獨的靈魂。
民間的孤獨表現形態有各式各樣：
- 有楊百順的父親老楊那樣一輩子把別人當朋友而對方不把自己當朋友、看不上自己，溝通願望得不到平等回應而構成的孤獨；
- 有剃頭匠老裴那樣因為販驢時在內蒙的相好被老婆老蔡發現，從此有了短處在她手上，處處被挾制，痛苦壓抑並且無處可訴形成的孤獨；
- 有私塾先生老汪心中有話卻不能與人交流也無人交流形成的孤獨；
- 有懷著傳教的信仰從意大利遠道至中國延津，欲將上帝的福音傳播至中國民間卻不被理解、無法溝通的孤獨等等。
總之，在作者筆下，我們看到的民間世界可謂有人皆孤獨、無處不冤孽。
難能可貴的是，劉震雲在塑造這些民間孤獨群像時，並不是進行抽象的概念演繹，而是調動自己豐厚的鄉土經驗，將要表達的觀念深入到民間社會的生存肌理內部，每一個人物都是活生生地和作者所有表達的觀念有機聯繫著，在繪聲繪色地表現出民間生存百態的豐富性基礎上再高屋建瓴地提煉出精神深處的一致性。
不妨再以私塾先生老汪為例作進一步分析。老汪“大號汪夢溪，字子美”，他的有血有肉表現在他的經歷、性格都很鮮明突出。老汪是因為開箍桶鋪父親和鄰居起糾紛打官司吃虧後，渴望有人讀書做官為自己家出氣被送到開封讀書，在開封上了七年的學，父親病重時回來了，“回來不是聽說爹病了，而是他在開封被人打了。而且打得不輕，回到延津還鼻青臉腫，拖著半條腿。問誰打了他，為啥打他，他也不說。只說寧肯在家裡箍桶，再也不去開封上學了。老汪他爹見老汪這個樣子，連病帶氣，三天就沒了。”
作者一開始就賦予老汪一個別具一格的民間世俗特色，既不同於講究的父慈子孝、詩書禮義的傳統文人，也不同於追尋先來自由人格精英知識分子。
他在他爹死後流落鄉間教書為生，一教就是十幾年，無非是餬口而已，兼之“嘴笨，又有些結巴”，教書也教不好，《論語》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一句翻來覆去講十天還講不清楚，自己動不動還跟學生急，“啥叫朽木不可雕呢？聖人指的就是你們。”
連東家老范家請他教書也是因為自己孩子腦子慢。可作者並沒有到此為止，出人意外地，又建立在對民間人性深刻理解基礎上，為人物十分形象地創造出了獨一無二的孤獨表達方式。
他不僅對《論語》中“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這句話有特殊的理解：
“恰恰是聖人傷了心，如果身邊有朋友，心裡的話都說完了，遠道來個人，不是添堵嗎？恰恰是身邊沒朋友，才把這個遠道來的人當朋友呢；這個遠道來的人，是不是朋友，還兩說著呢；只不過藉著這話兒，拐著彎罵人罷了”。
而且他還有一個特殊癖好，每個月兩次，陰曆十五和陰曆三十，中午時分，愛一個人四處亂走。他亂走的時候甩開大步，一路走去，見人也不打招呼，儘管別人問時說“沒法給你說，說也說不清”，但走過的路全記得，還查著步數，“如問從鎮上到小鋪多少裡，他答一千八百五十二步；從鎮上到胡家莊多少裡，他答一萬六千三十六步；從鎮上到馮班棗多少裡，他答十二萬四千二十二步”。
寥寥幾個細節，人物內在的精神孤獨就被表現得淋漓盡致。在女兒燈盞死後，他連天天走也無法緩解自己內心的巨大孤獨，索性舉家流浪。
儘管筆墨不多，但老汪形象已可以說是民間讀書人意象和現代孤獨理念演繹的完美結合。
02
迷惘的尋找：如何克服巨大的精神孤獨
既然民間社會是一個充斥著各種孤獨生命本體的世界，民間的芸芸眾生也在為克服這種巨大的精神孤獨而不斷地尋找和掙扎，那麼在作者看來，民間緩解這些存在意義上孤獨感的有效途徑是什麼？用小說中的詞，就叫“說得著”或“過心”，即彼此之間能夠形成共鳴的有效話語溝通。
和前期小說側重於對生存體制和權力的反思不同，和在劉震雲進入新世紀後的小說創作中，一直非常強調“話語”在人類社會關係中的作用，如《一腔廢話》中重在書寫不斷增值和自我複製的無效話語造成的社會群體生命本真的迷失，《手機》中側重表現真的、假的、智的、傻的等各種話語的混雜給現代都市人生活造就的尷尬，《一句頂一萬句》則尤其從更高的角度強化語言和話語對民間生存的各種複雜關係網絡的建構與紓解功能。
“說得著”或“過心”，即彼此之間能夠形成共鳴的有效話語溝通
為了強調“說得著”或“過心”的語言對民間的巨大意義，作者甚至有意弱化了政治、經濟等因素對民間精神世界生成的影響，一定程度上把精神孤獨悲劇的主要根源也歸結為那些“不過心”、“說不著”的語言上，它們常如絞索一般彼此糾纏，順便也把世事弄得彎彎繞繞、牽扯不清，把人也束縛在其牢籠裡邊難以自拔。
如老馬“平時說一千句壞話無礙，關鍵時候說人一句壞話，就把一個人變成了另一個人”；老裴之所以痛苦壓抑並且無處可訴，還不僅僅是在內蒙的相好被老婆老蔡發現有了短處在她手上，更主要是出於對她孃家哥蔡寶林“愛講理”的恐懼，蔡寶林“講起理來，不但理與別人不同，說話也繞”，“一件事能扯出十件事，一件事十條理”，不管什麼原因，不管什麼性質，都能最終將老裴生生壓抑困頓其中，以至於一怒想去殺人。
互相間能“說得著”指的就是有效的精神的撫慰
惟其“不過心”的語言話語製造的生存牢籠是那樣牢不可破，“說得著”或“過心”的話便成了照亮民間悲愴生存處境的一縷難能的星光，如牛愛國和章楚紅那樣：
“牛愛國與誰都不能說的話，與章楚紅都能說。與別人在一起想不起的話，與章楚紅在一起都能想起。……兩人說高興的事，也說不高興的事。與別人說話，高興的事說得高興，不高興的事說得敗興；但牛愛國與章楚紅在一起，不高興的事，也能說得高興”。
03
心靈溝通：最高層次的精神需求
對孤獨的民間個體來說，既然不可能有什麼比這種心靈的溝通帶給人更深刻的愉悅，那麼它在小說中就理所當然地成了壓倒一切的最高價值，並使得民間為追求這一目標而不惜赴湯蹈火。
於是乎，楊百順因為丟失能說得上話的5歲的養女巧玲而不惜背井離鄉、吳香香與老高的婚內出軌乃至私奔、龐麗娜和小蔣的婚內出軌以及和姐夫老尚的私奔等等都被超越了一切世俗的道德標準，罩上一層動人的色彩。
周作人在《人的文學》一文裡曾言：“我們所說的人，不是世間所謂‘天地之性最貴’，或‘圓顱方趾’的人。乃是說，‘從動物進化的人類’”，既所有人都具有動物性本能以及在此基礎上進化出的更高精神需求。
但在我們以往文學史的民間呈現中，民間人們多被處理為“圓顱方趾”、只沉溺於本能需求的另類，包括連魯迅那樣偉大的作家所塑造的阿Q、祥林嫂等民間人物形象身上都難以免俗。
劉震雲小說《一句頂一萬句》中對民間人物精神孤獨處境的關注和發掘，正是把民間底層的人們真正放到“人”的座標上去思考，是對“五四”新文學以來“人的文學”主題的深化。但這裡也有需要作家自己思考的問題：拋開了政治、經濟、階層、體制等現實因素對人的精神生成的決定性影響，單單凸顯他們追求溝通的精神需求，是不是有些過於浪漫化呢？
事實上，小說裡的芸芸眾生對“說得著”或“過心”人生境界的追求，傳遞給我們更多的恐怕不是感動，而是迷惘和悲愴。
且不說這裡“說的著”在許多情況下只是一種淺層次的將就，本身就難以有多深刻的內容，如楊百順和5歲的養女巧玲之間的你一句我一句，多帶有彼此生命閱歷嚴重不對稱情況下的抱團取暖各取所需的特點，無法涉及到多少靈魂深處的複雜性；就是真的水乳交融的“說得著”，本身並不是固定不變的，隨時都可以轉化為“說不著”，如二十四歲的章楚拼著家裡所有人的反對嫁給了五十二歲的李昆，其原因是一個“說得著”，然而結果卻是“短短兩年過去，兩人就說不到一起，覺得不是那麼回事”。
我們不僅要問：這種不可琢磨的“說得著”，真的能徹底舒緩民間孤獨之極的精神困境嗎 ？小說中對它的過於推崇，會不會是在引導民間以飛蛾撲火的精神追逐一塊新畫餅呢？當然，這也給我們作家們的時代文學創作提出了新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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