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善洲 楊江勇 供圖
我的爸爸楊善洲雖然離開我們十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諄諄教誨卻永遠烙在我的記憶深處，現在將它一一打開，展現在我面前的就是一幅幅父親用畢生的信仰和行動繪就的感動畫卷。
在我的記憶裡，媽媽和這個家在父親楊善洲嚴格堅持的原則下，與任何可以順便“搭車”的待遇都是絕緣的……
爸爸自1951年開始參加工作以後，他與這個家庭總是聚少離多。在我兒時的記憶裡，父親這個概念和形象是陌生的。後來我長大的時候，總有這樣的感覺：孩子與父母、妻子與丈夫在一起生活，兒子在母親膝下盡孝，這一切都應該是天經地義、極為平常不過的事情。可對於我們這個家庭來說，卻似乎是一種永遠難以實現的奢望。
楊善洲的妻子 楊江勇 供圖
1970年，媽媽生下我，因家裡缺糧，一家人靠野菜摻雜糧度日，我由於營養不良，經常生病。一天，公社民政幹部經過我家，看到這種情況，就送來了50斤救濟大米和30斤糧票。父親知道後，責怪媽媽說：“一個人或者是一個家庭，不要老想著佔公家的便宜；作為領導幹部的家屬更不能搞特殊化！這大米和糧票要攢了還給公家！”差不多過了半年，我媽媽硬是東拼西湊，才還清了這筆糧款。媽媽說：“他就是這樣一個人，公家歸公家，個人歸個人，我曉得他的性格。我倒可以少吃點，多累點，只是娃娃們餓著可憐啊……”
1975年，我們全家依舊住在一間破舊的小屋裡。8月份的連日陰雨引起了山洪，我家的老屋被水圍住了，屋裡到處是水，當我從睡夢中醒來一看，所有破爛的東西都漂在水裡，我嚇得哭喊著叫媽媽和大姐，可她們都到山裡做活去了。患病的奶奶拄著柺杖來到我面前，試圖趟著水把我往老屋外轉移。然而，外面的雨一直下個不停，屋裡屋外沒一塊兒可以立足的地方，奶奶就把我舉在肩上，不懂事兒的我高興得咯咯直笑，我那慈祥的奶奶卻兩腳泡在水裡，守在我身邊不停地流淚。媽媽讓人捎信給爸爸，讓他湊點錢回家修整老屋。爸爸寄回了一封信和30元錢，並在信裡說：“我實在沒錢，這一點，身邊的工作人員可以作證。現將這30元錢寄回家，先買幾個盆盆罐罐，哪裡漏雨，就先接一下，實在不行就挪一下床鋪，暫時躲避一下；眼下，比我們困難的群眾還很多……”
那次洪災沒過多久，奶奶的病情加重了，爸爸聽說後心急如焚，忙完手頭的工作，就坐長途班車連夜趕往家裡給奶奶送藥。我記得爸爸當時到家已是深夜了，當我從熟睡中醒來，看見爸爸把中藥煎好，遞到奶奶的床前服侍她喝下，安慰了幾句，同媽媽交待了一下又連夜趕回了保山。
其實，爸爸和奶奶的感情是很深的，記得奶奶總會叫人帶信給爸爸，叫爸爸給她送保山的清涼油回來，家裡人說施甸也能買到，不用麻煩爸爸了，而奶奶卻堅持說保山的清涼油比施甸的好，擦著管用。爸爸也儘量抽空滿足她。小的時候不知道，懂事後我才知道，奶奶為什麼總讓爸爸給她送清涼油，目的是想多看爸爸一眼。奶奶是用一種樸素而含蓄的小“伎倆”來滿足她和這個家庭想見爸爸一面的奢望啊！每每想起這些往事，我都會淚流滿面。我知道忠孝不能兩全，對家庭來說爸爸的內心也是非常愧疚的。然而，他還是依然堅定地選擇了服務於社會民眾這個至高的堅強信念。我理解，這是爸爸在任何情況、任何條件下都不會改變的崇高目標。
楊善洲的妻子和兩個女兒 楊江勇 供圖
從旁人看來，爸爸對家人的嚴格似乎顯得有點不近人情。特別是對我那含辛茹苦操勞了一輩子的媽媽，眼下的人可能有點難以理解，一個曾經是地委書記的妻子，符合農轉非條件，爸爸不讓；可以跟隨丈夫到保山、或者到更大一點的城市去看看，爸爸不讓；家裡一度時期無米下鍋了，民政救助一點，爸爸不讓……在我的記憶裡，媽媽和這個家在爸爸嚴格堅持的原則下，與任何可以順便“搭車”的待遇都是絕緣的。
70年代中期大多數老百姓的生活都很困難，爸爸基本上不給家裡寄錢，媽媽就靠做農活、到山裡摘野果、砍幾顆竹子到集鎮賣來維持家裡的生計。
記得在一個陰雨連綿的夜晚，爸爸要從老家步行回保山，媽媽知道父親要走的念頭是擋不住的，就默默地拿來家裡剛剝下的包穀外殼把爸爸的腳包上，我看見媽媽傷心的淚水掉了下來。這個時候爸爸還說了一大通我長大後才懂的話，他說：“家裡的困難我知道，你是一家之主，你就自己想辦法領著娃娃們度過難關吧！共產黨把集體的土地給你們耕種，這就是給你們吃飯的一個‘碗’，你們要靠自己的勞動端好這個‘碗’。我雖然是一家之主，但我是地委書記，這個地委書記是為大家、為老百姓當的，不是為家裡當的，你要清楚這一點，也要牢牢地記住這一點！現在全區還有很多老百姓日子都還比較困難，需要我做的事情還非常多。我所得的工資，是國家為了要我做好工作給我的生活補助，這是老百姓的血汗錢——用剩的我只能還給國家、還給老百姓！”
善良的媽媽流著淚水默默地點了點頭。後來，我從爸爸的秘書叔叔那裡知道，2008年以前，父親的工資基本都用到了接濟困難老百姓和公家的事情上了。
如果不是我親身經歷，今天告訴任何人都不會相信，一個地委書記的女兒因交不起學費面臨輟學的境地……
在三姐妹中，我排行老三，是最小的，比起兩個姐姐，我是最幸運的了。從上初中開始，與爸爸在一起的時間就相對於媽媽和兩個姐姐多了些。因此，我能更多地親身感受到爸爸的威嚴與慈愛。
楊善洲的三個女兒 楊江勇 供圖
1983年，廣大農村通過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推動，日子都逐漸好起來了，可我們這個以女人為主要勞力、又得不到爸爸接濟的家庭，生活仍然很貧困。那一年我小學畢業考上了施甸姚關中學，9月份到學校去報到。因為交不出學費辦不了入學手續，我傷心地哭著回家。如果不是我親身經歷，今天告訴任何人都不會相信，一個地委書記的女兒因交不起學費面臨輟學的境地。
幾天後，教育局領導知道後逐級反映了我入學的困難情況，地委辦公室的領導及時向爸爸彙報並建議將我轉到保山一中就讀。爸爸聽後，堅決不同意。他說：“保一中是當地一流的學校，進裡面讀書要經過嚴格的考試，施甸每年有上千的學生要上中學，為什麼偏偏楊善洲的女兒能進去，不就是因為他爸爸是地委書記嗎？”這個時候，地委秘書長陶如松叔叔第一次頂撞父親，他說：“你女兒已經面臨失學了，鑑於你家庭的困難，建議你必須要為家裡承擔一些負擔！”爸爸聽後無語，默默地走開了。後來聽爸爸的秘書說，當時陶叔叔對下面的人說：“立即把書記的女兒轉到保一中，如果犯錯誤就由我來頂著。”隨後，他親自到一中幫我協調，給學校領導定了原則，先入學補習一年，參加下一年的升學考試，合格了就錄取，不合格就不錄取，一切按程序辦。一年後我通過自己的努力考上了保一中，來到了爸爸的身邊。
在爸爸身邊學習生活的幾年中，名譽上同爸爸是朝夕相處了，然而，爸爸出差下鄉的日子很多，我幾乎是獨立生活。那怕是這樣，爸爸對我的管教仍然非常嚴格。記得有一次爸爸不在家，地委大院的阿姨給我送來了三顆甘蔗，告訴我這是從昌寧生產基地帶回來，地委大院每個幹部職工都有份。晚上，爸爸開完會回家看見了甘蔗，立即朝我大聲吼叫：“哪個送來的，你給我還給哪個，你怎麼就不記事呢？我說過，我不在家的時候，不准你隨便接別人的東西！”我從未見過爸爸對我發那麼大的脾氣，又委屈又害怕地躲在門後。在爸爸不停的追問下，我才斷斷續續地說出了原委。聽完我的解釋，爸爸才平靜下來，但還是沒有忘記對我進一步的叮囑：“你是我的女兒，不能隨便要別人的東西啊！”那天，在上學的路上，我又一次委屈地哭了……
楊善洲三女兒、三女婿和父親的最後一張合照 楊江勇 供圖
第二年放寒假，奶奶想念我，要我回家過年，剛好爸爸到施甸出差，秘書對爸爸說，“我們車上還空著，順便把老三帶回施甸吧！”爸爸板著面孔對秘書說：“我是她爸爸，是你說了算還是我說了算？”秘書叔叔不敢吱聲了，爸爸轉身對我柔和地說：“這是爸爸去辦公事的車，你不能坐。”爸爸說完牽著我到車站買了車票把我送上了開往施甸的班車。
在保山讀初中期間，我的吃糧成為了一個問題，當時的糧食是憑票供應的，由於我是農村戶口，每月吃的糧食都是由母親從老家張羅後帶上來的，組織上考慮到我爸爸這一類幹部的家庭困難，再一次給了爸爸一個農轉非指標，用來解決我的吃糧問題。也許是我已漸漸長大了，爸爸破天荒地徵求我的意見，說是組織上的照顧，問我要還是不要？但在徵求我意見之前，他耐心地給我講：“目前，保山地區有一大部份在基層工作的領導和農業科技人員的家屬都在農村，他們也很困難。”我似懂非懂地回答：“爸爸，你看著辦吧。”結果爸爸又把這個指標壓了下來，直到去年整理爸爸的遺物時，這張發黃的空白農轉非申請表依舊在他的抽屜裡放著。後來我才知道，早在六十年代爸爸任縣委書記的時候，組織上就安排過幾次指標，但每一次不是退回去就是讓給別人了。去年10月份在悼念父親的靈堂上，一個叫張世莊的叔叔傷心地哭著對我們說：“我也是後來才知道，過去所裡幾個科技人員家屬能夠轉成城市戶口都是你爸爸讓出來的啊，他辛辛苦苦幹了60年，家裡一個家屬都沒有農轉非，幾十年來，我們除了感謝你父親，心裡總覺得過意不去啊。”
我們心裡都知道，父親楊善洲心裡裝著的是千千萬萬群眾，無論他以什麼樣的方式陪我們走了多遠，我們都無怨無悔……
1988年，爸爸退休，上了大亮山，帶領群眾種樹。為了方便他進城給林場辦事，全家向熟人借了5萬多元錢，在施甸縣城附近蓋了一間新房。房子蓋起後，媽媽和爸爸商量，讓他湊點錢幫助兒女們還賬。爸爸東找西搜，才拿出了9600元。後來，為了儘快還賬，爸爸硬是把剛剛蓋起還沒入住的新房給賣了。
為解決苗木緊缺的問題，爸爸又想到撿果核育苗的辦法。每次回到城裡，爸爸就到大街小巷甚至垃圾堆裡去撿別人扔掉的果核。看見爸爸那麼辛苦，總想去幫他做一點力所能及的事情，於是我便發動身邊的同事和朋友一起為爸爸集攢果核，並將爸爸拾回家的果核幫助淘洗，晾曬。有一次，當爸爸在街上撿果核時，被他當年的一個部下看到了，這個部下就勸他：“老書記，你不要撿了，多不光彩啊！”爸爸微笑著說：“我這麼彎彎腰，林場就有苗種了，有什麼不光彩的？等果子成熟了，我就光彩了！”
類似這樣的例子，在我爸爸身上、在我們這個家庭來說，可以說舉不勝舉，數不勝數。我的很多同學和朋友，我們家的親戚們都為我和我們這個家庭打抱不平，說父親太不近人情、親情，太正統、太古板了。爸爸過世後，有位媒體記者流著淚對我們說：“可不可這樣來理解你們的爸爸——他是一位把心全部放在了老百姓身上而把家基本忘記了的人呢？”我並不認同這種理解，或許是爸爸對我和我們這個家庭的每一個成員要求太嚴格了，我們認為太正常不過了。事實上，他也有情感，他只是把對親人們的愛深沉地埋在了他的內心深處。
楊善洲 楊江勇 供圖
他這一輩子作為兒子、丈夫、爸爸、爺爺，他都會自然地流露出一種本能的人性溫情。他會連夜長途跋涉為奶奶送藥、送清涼油；他會為正值青春期的我，每月在枕頭下面放上兩包衛生紙；在為數很少的週末，難得在家的爸爸會帶著我到菜市場買些醃青菜教我做醃菜，給我做一頓我喜歡吃的土豆煮筍子；有的時候，他也會偶爾帶上我，讓我去看看那些生活比我們還貧困的家庭受受教育；從大亮山回到保山，他總會到學校門口去接他的孫子、我的兒子，他會時常像個老小孩一樣同我的兒子嬉戲打鬧，一起爭著搶小零食吃，帶著我兒子一起入睡，他一個小學都沒有畢業的人，為了輔導我兒子，居然鑽研起初中數學……每每這個時候，我心裡想：父親是在盡最大的能力把虧欠我們這一代的親情，在孫輩們身上儘量地做些彌補。
爸爸去世後，在整理他的文稿時，我們讀到了多年來埋藏在他心裡對家庭的歉疚：“我出來工作，家庭是很困難的，家有老母親、老伴兒，後來又有3個娃娃，就靠老伴兒在家養老供小，我根本沒有時間照顧家庭……我對家庭欠債很多……我從地委書記的位置上退下來，回到大亮山種樹，除了想為家鄉的群眾做點實事，就是想離家近一點，每個月都爭取回家看看。”
1990年春節過後不久，爸爸回家看過奶奶和媽媽，準備返回林場的時候，奶奶和媽媽起身送他，爸爸忽然注意到奶奶走路搖搖晃晃，他趕緊放下行裝，扶奶奶坐下，馬上去找醫生。晚上，爸爸在奶奶的屋內搭了一張小床，整夜守在奶奶身邊，陪奶奶說話，給奶奶端藥遞水。9天后，奶奶安詳地離開人世，享年89歲。
在爸爸的內心深處，他覺得這一輩子，歉疚最多的就是媽媽。1996年媽媽因膽結石住院16天，2005年因肺氣腫住院13天，兩次住院，爸爸都從大亮山趕下來，一直守在媽媽身邊。他每天都會去早早地買好早點帶給媽媽，守到夜裡很晚才回家。每次吃飯，他都要親自端到媽媽的床前。但他生病了，卻不要媽媽去看他，陪他。就在爸爸最後一次生病住院時候，媽媽到醫院去看望他。爸爸一看見媽媽就說：“你怎麼來了？你暈車，以後別來了，我不會有事的。”媽媽說：“我來看你一眼，你好了就回去。”媽媽在醫院守了爸爸三天，這三天，不管如何疼痛，爸爸都強忍著不出聲，那是因為他不想讓媽媽擔心。
意識到自己的日子不多了，爸爸在狀態稍好的時候，反覆地給我們交代：“我這輩子最對不起的人就是你們的母親。市裡獎給我20萬，我捐了10萬給保山一中，6萬給了林場；眼下，你們的母親也老了，剩下的這4萬元，就算是我給她留下的一副棺材錢吧……”
楊善洲 楊江勇 供圖
爸爸去世後，大姐找出了珍藏多年的爸爸買給她的白襯衫；二姐一遍遍撫摸著搬了幾次家都捨不得扔掉的，爸爸給她100塊錢做的那個衣櫃；我卻時常想起粗心的爸爸竟然會不止一次地給我買衛生用品……我們知道，爸爸是很關心我們的，只是他太忙了，忙得顧不上太多地照顧我們，他心裡裝著的是千千萬萬群眾，無論他以什麼樣的方式陪我們走了多遠，作為他的家人，我們驕傲，我們自豪，我們無怨無悔！
對懷念父親的群眾來說，爸爸走了。對媽媽和我們姐妹來說，爸爸終於可以回家了，永遠地回家了……如今，只要我想到爸爸，浮現在眼前的，就是矗立在他埋骨之地的那棵參天大樹，爸爸就是那棵大樹。他雖然沒有把媽媽和我們姐妹護衛在懷抱裡，但是他張開的雙臂，卻為老百姓遮風擋雨了一輩子。爸爸走了，他沒有給我們留下物質財富，卻給我們留下終生受用的精神財富，給我們留下一座綠洲，留下了如何做人、如何做事的真經。
作者 楊善洲的三女兒 楊惠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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