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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書之要，首在於帶著問題讀。
問題可大可小，我個人以為應擇其大。有些大問題，可能我們一輩子也解決不了，但惟其解決不了，所以就一定要“活到老、學到老”，生命不息，學習不止。
“人類往何處去”“中華民族往何處去”，這就是擺在我們面前的兩個最大問題，商務印書館初創時期，發行過一種讀書票，右邊二字為“讀書”，左邊二字為“救國”，這很形象地說明：近代以來，進步的中國人讀書的目的，便是愛我們的國家、救我們的國家，便是要解決“中國向何處去”這個大問題。
（一）
讀書，需要有重點。我以為馬克思的書，就是重點中的重點，這裡的原因，就是因為“馬克思是近代以來最偉大的思想家”，而當下中國讀書人的一個比較普遍的弱點，恰恰在於對馬克思的原著，讀得比較少，而關於馬克思的知識，往往是從現成的教材裡，乃至於道聽途說中得來的，而這就構成了當代知識中一個很嚴重的薄弱環節。
也許有人會說：我是研究中國傳統文化的，難道也需要讀馬克思的書、補馬克思的課？回答是：必須的！傳統文化並不能空談，因為我國自古就是“農國”，而中國的土地制度，便構成了中國傳統文化的真正經濟基礎，一旦完全離開了這個基礎去空講，那麼，傳統文化的研究就既難以找到方向，也將喪失根本的問題意識。
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曾經深刻地分析了中國發展方式（亞細亞生產方式）與西方發展方式的不同。馬克思指出，由於中國文明誕生於乾旱少雨的華北地區，所以，這就使得公共水利工程成為土地耕作的前提，於是，在中國，正是修建大型水利工程的共同勞動，使得大的共同體（統一體）得以形成，然後，在那些水利問題得以解決的地方，方才派生出村落和家庭的土地耕作。“那些通過勞動而實際佔有的共同條件，如在亞細亞各民族中起過非常重要作用的灌溉渠道，還有交通工具等，就表現為更高的統一體”，因此，正是這種自然條件，使中國成為一個“天然的共同體”，而這種共同體“並不是共同佔有（暫時的）和利用土地的結果，而是其前提”。
但是，在西方，首先是在以希臘、羅馬為代表的“古代所有制形式”中，對土地的佔有，並不是通過修建大型水利工程的共同勞動為前提，而主要是通過戰爭的形式進行。財產不是“像東方的灌溉渠道那樣”，“靠公共勞動來利用”，而是作為戰利品而存在，羅馬公民就是戰士，“土地私有者只有作為羅馬人才是土地私有者，而作為羅馬人，他就是土地私有者”。而歐洲中世紀的所有制形式（日耳曼所有制形式），則是“在外地商人和手工業者定居的城市”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土著居民也被吸引到有利可圖的地方去”。然後，“它的進一步發展是在城市與鄉村的對立中進行的。”
馬克思從世界的視野、中西比較的視野，為中國傳統文明的研究，打開了一片全新天地，他把文明的發展，落實到所有制形式的變遷上，並進一步落實到土地制度上，他指出：“原始共產主義”這種所有制形式，就最典型地體現在“亞細亞生產方式”中，實際上，正是他的這一論斷，為“雨我公田”的“井田制”做出了堅實的理論說明，而被古代儒家當做“黃金時代”來謳歌的理想制度，其實就建立在“井田”這種土地所有制的基礎之上。
近代以來，舉凡徐士圭的《中國田制史略》、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青銅時代》，乃至王國維、陳寅恪、錢穆對於中國文明的研究，其所見之所以深刻，便在於都以土地問題作為紅線穿插其中。而我們把這些研究串聯起來讀，就會發現：幾千年來，中國的文明，主要是靠農民來支撐的，其基礎也就是土地制度，而歷代的改革，無非也是圍繞著土地制度做文章，概括起來，不外井田、限田、均田，最終便是為了維護一家一戶的小農土地私有制。
魯迅說，“偉大也要有人懂”，只有瞭解了中國的土地問題，才會懂得：偉大的中國革命，之所以改變了“數千年如一日”的中國，首先就在於，以土地革命消滅了官僚地主階級，新中國成立後，則建立了現代農業制度，這種現代農業，是國家工業化的基礎，按照毛澤東的設想，農村又將成為工業產品的主要消費市場，因此，他說：工農聯盟，是新中國製度的基礎。
（二）
讀書，是為了解決問題，但也要知道，一個問題解決了，新的問題又會出現，而且，往往在解決問題的過程中，會產生新的問題。楊萬里有詩曰：莫言下嶺便無難，賺得行人空喜歡。正入萬山圈子裡，一山放過一山攔——這首詩講的就是：解決問題、面對問題的實踐是無止境的。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迅速發展，國家能力空前增強，但是，發展也帶來了一個問題，這就是由於資源、資本和資金過度集中於城市，從而造成了城鄉之間發展的不平衡。
因此，我們不但要看到：歷代執政者，只有中國共產黨建立了現代農業制度，並在此基礎上，建立了比較完善的現代國民經濟體系，實現了中國的工業化，而且，更重要的是：在免除了數千年的皇糧國稅的基礎上，自2005年以來，我國連續10多年對農村投資規模超過13萬億元人民幣，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又開啟了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反貧困計劃，這是世界經濟發展史上絕無僅有的舉措。
在漫長的歷史上，農業、農村、農民，便是資源、資本和資金的主要供給者。雖說“井田制”是歷代聖賢夢寐以求的理想制度，但按照孟子的說法，“井田制”的基礎就是“貢、助、徹”，“其實皆十一也”。唐代最偉大的地方在於“均田”，但其實質便是“租庸調”。在人類歷史上，像今天這樣規模的向農村的投入，乃是從來沒有過的。儘管這種投入，看起來似乎沒有短期的市場回報，但是，真正的回報，就在於為城鄉之間的“再平衡”創造了前提與條件，從根本上挑直了中國與人類發展的道路。
如果說，中國實現現代化和工業化是一場偉大的革命，那麼，在此基礎上，解決區域之間、城鄉之間發展的不平衡、不協調和不充分，則是又一場更加偉大的革命。
人們常說，讀書要立足中國大地，我以為，這裡的意思就是：要讀懂中華文明，就要了解農業、農村和農民，而土地問題，又是這一切的基礎。
（三）
讀書要系統。有人提倡大學生要系統地讀經史子集，但我以為這實在是偏於高遠的理想。我自己對學生的要求是，必須系統地熟讀以下文章：《商君書》《鹽鐵論》《封建論》《上仁宗皇帝言事書》《傳習錄》《陳六事疏》《讀史方輿紀要》《聖武紀》《備陳民間疾苦疏》《統籌全局疏》《東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異》《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實踐論》《矛盾論》《論持久戰》《改造我們的學習》《論聯合政府》，以及改革開放以來，黨中央關於農村工作的幾個重要文件。
因為讀了這些文章，就會對中國歷史上的改革與革命，有一個初步的但卻是系統的理解和領會。
而關於讀書，我還有一種擔憂，就是今天不少大學生，除了讀教材以應付考試之外，幾乎很少讀書，甚至不知道為什麼讀書。
我認為，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教育的根本目的在於培養人。而教育所面臨的最大問題，就是馬克思在《論猶太人問題》中指出的——由培養“公民”向培養“市民”轉化。其結果，則正如盧梭在《論科學與藝術的復興是否有助於使風俗日趨淳樸》中所指出的那樣：“我們的孩子不會說他們自己的語言，但卻能說在任何地方都用不著的語言，會作一些幾乎連他們自己也看不懂的詩。孩子們不僅沒有學到區別真理與謬誤的本領，反而學會了一套善於詭辯的技能，把真理和謬誤搞混，使人分不清真偽。什麼叫崇高、什麼叫正直、什麼叫謙和、什麼叫人道、什麼叫勇敢，他們全然不明白。‘祖國’這個親愛的名詞，他們充耳不聞。我們有許多物理學家、幾何學家、化學家、天文學家、音樂家、畫家和詩人，就是沒有公民。”
需知，湖南第一師範給予青年毛澤東的，不是別的什麼教育，而是公民倫理教育，這有他的讀《倫理學原理》批註為證。而我們當前的教育最缺乏的，就是那種以發現和培養“人的本質力量”和“初心”為目標的公民倫理教育。習近平總書記在北京大學考察時強調，愛國是第一位的，廣大青年要時時想到國家，處處想到人民，做到“利於國者愛之，害於國者惡之”，我們的教育要培養德智體美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這一論斷，抓住了當前教育最核心的問題。
如果喪失了接班人教育，大學只能是職業培訓所，如果喪失了公民教育，大學培養的只能是小市民。
人生憂患讀書始。讀書，並不一定能給人帶來快樂。有人說，不讀書，我們依然很快樂，而如果讀書不能使我們快樂，我們為什麼要讀書呢？
每當面對這樣的問題，我就會想起周恩來青年時代說過的話：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
說到讀書，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才是一本最大的書。
而今天的我們，最需要找回的，就正是毛澤東、周恩來那種讀書的“初心”。
【此文轉自“金臺新聲”微信公眾號，原載於《人民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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