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6歲的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科學院計算技術研究所研究員李國傑說起新中國科技70年，拋出一個引人注目的觀點：在新興領域，要像重視國家實驗室一樣，重視企業裡的創新實驗室。
他以信息領域的重大發明為例，集成電路、晶體管、主流操作系統等成果多是出自企業；而在70名圖靈獎得主中，只有萬維網的發明者蒂姆·伯納斯一人來自國家實驗室，其餘都來自大學和企業。我國能否從中得到一些啟示？
李國傑的這番話，是在不久前中國科學院第七屆戰略與決策高層論壇上說的。這是一場足夠稱得上高端的論壇，發言嘉賓的數量不多卻頗具分量，他們中有“科”字頭部門機構的負責人——科技部部長王志剛、中國科協書記處第一書記懷進鵬、中科院院長白春禮、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主任李靜海，等等；也有科技領域的頂級大咖——中科院院士王志珍，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獲得者、中科院院士趙忠賢，等等。
這些人要討論的問題，是新中國科技70年發展的成就和經驗，宏大卻具有現實意義。正如李國傑所說，70年來，我國科技發展取得傲人進步，現在比歷史任何時候離實現科技強國目標都更加接近。
不過，這些年留下來的模式、經驗在未來是否依然適用，哪些需要繼承、哪些需要補充、哪些需要揚棄，都有待進一步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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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彈一星”成功之道能否延續至今
說到屬於新中國科技的70年，不得不提“兩彈一星”。
作為參與“兩彈一星”工作和工程科技一線科學家，中國工程院原副院長、中國工程院院士杜祥琬至今記得那段用汗水、熱血和青春譜寫的光輝歲月。他說，以鄧稼先為代表的兩彈元勳，以及一大批無名英雄，用一種深沉的家國情懷，支撐大家戰勝了當時物質條件的匱乏和工作生活的艱苦，在青海草原、戈壁沙漠、四川山溝創造了可歌可泣的動人事蹟。
其結果是，我國用很少量的核實驗次數，用較低的經費投入，在較短的時間內突破了原子彈和氫彈——從原子彈到氫彈，美國用了103個月，蘇聯用了75個月，中國只用了32個月；核試驗次數方面，美國有1030次，蘇聯有715次，而中國只有45次。
“我們為什麼能做到？這是今天很多年輕人不解的問題。”杜祥琬稱之為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核武器發展道路，首先來自黨和國家的正確決策，全國一盤棋、上下一條心、大力協同，充分發揮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這是取得成就的保障。同時，全國形成了科技攻關的協作網——不僅有核武器研究院、核試驗基地、部隊的科研力量，還有中科院、大專院校有關工業部門的大力協同。
一個緊接著的追問是，這種成功之道還能延續嗎？杜祥琬給出的答案是肯定的。一個最佳佐證就是誕生於1986年的國家高技術研究發展計劃，也被稱作863計劃。
杜祥琬曾參與其中的激光技術項目，他說，863計劃一個重要特徵就是建設國家隊，由跨部門、有優勢的研究單位聯合組成研究團隊，由不同單位的優秀科學家組成專家組，把國家主管部門的戰略決策、專家組的技術決策和管理決策，以及行政單位的支持保障有機結合；同時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競爭機制和國家戰略目標協作機制相結合，把自主創新和開放交流相結合。
30多年過去了，863計劃支持的諸如高性能計算機、高速信息網絡、天地觀測系統、超級雜交水稻、抗蟲棉等人們耳熟能詳的成果，已在世界上佔有一席之地。
“這就是對‘兩彈一星’成功經驗的傳承，在改革開放時期結出果實。”杜祥琬告訴記者，從“兩彈一星”到863計劃，一以貫之的還有科學精神，求真是科學精神的核心，創新是科學精神的特徵，家國情懷、使命擔當是科學家精神的靈魂 ——這些，在新時代同樣需要傳承。
—— 2 ——
固有科研模式會否延緩科技強國進程
在白春禮看來，中科院就是集中力量辦大事這一制度優勢的充分體現，集中有限資源重點突破，引領帶動我國的科技綜合實力。不過他同時提到，隨著5G和萬物互聯時代到來，如何更好地順應社會大變革的趨勢，跟上數字化轉型步伐，對國家科研機構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提出新的挑戰。
李國傑說，半個世紀以來，我國已經形成從基礎研究，到應用研究，再到成果轉化的線性科研模式，這一模式曾取得不俗成就，但在經濟社會進入新時期後，繼續沿用固有的科研模式，可能會延緩我們實現科技強國的進程。
“把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分為絕對的上下游關係，並不利於科學技術的發展。”李國傑說，科學和技術是平行的，沒有絕對先後，發明和發現是相互促進的有機整體，重大的發明往往包含新的發現。
他說，我國在基礎研究投入已達5%，雖然還不夠多但已有明顯提升；相比之下，近幾年對應用研究的投入卻在下降。“我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更應該鼓勵應用研究多做源頭創新，克服重論文輕發明傾向，重視基礎性發明”。
他就此進一步談到，要改變科技成果轉化的觀念，真正推動企業成為創新主體。
這位曾創建曙光公司並擔任董事長的科學家說，當前一些成果轉化的思路是“從技術出發找市場”，但這在他看來是違背企業發展規律的做法，一個企業一旦有技術需求，將會千方百計尋找、吸收有價值的技術，而不會等著科研院所或高校來進行所謂的“成果轉化”。
“我們要認識這一問題的嚴重性和緊迫性，促進大批高端的技術人才走進企業，或者讓大學和科研單位的科研人員以更加靈活的方式，參與創新企業的基礎性前瞻研究。”李國傑說，真正的技術轉移只有兩條路，一個是提高企業的自主創新能力，一個是形成市場牽引的創新生態環境。
李靜海也談到這一問題，他說，基礎研究、應用研究以及工程研發三類研發活動的非線性互動關係，已經成為各國提升國家創新體系效率的關鍵。
在他看來，科學前沿和需求導向應該做到“兩條腿走路”，這兩方面科學問題的凝練機制十分重要，這種互動關係應當是下一步科技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
—— 3 ——
培育更年輕的優秀學者成為當務之急？
在科技部原部長、中科院院士徐冠華看來，我國邁向世界科技強國的另一個挑戰，是人的因素，簡單來說就是世界級科學技術專家和戰略科學家的嚴重缺乏。
早在2013年，我國科技研發人員總量就已超過美國，並連續6年穩居世界第一位。但多年過去，卻鮮有頂尖科學家的問世。
徐冠華給出兩組數據，第一組有關美國：從上世紀到21世紀第14個年頭，美國自然科學諾貝爾獎獲得者有308人，佔全世界諾貝爾獎獲得者的47.5%，獨佔鰲頭。相應地，頂尖人才的集聚在很大程度上，讓美國成為全世界原始創新能力、新興產業發展能力最強的國家，幾乎主導全球信息、網絡、空間、生物、新能源、納米材料等新興技術產業的發展。
另一組數據關於日本：進入21世紀後，日本18年間18人獲得諾貝爾獎，平均每年一人，獲獎人數僅次於美國。與此同時，日本的硅晶圓、合成半導體晶圓、光刻機、靶向材料、封裝材料等14種材料佔全球50%以上的市場份額，長期保持著絕對優勢。
“可見，頂尖人才的存在，往往決定著一個研究機構或隊伍的整體水平和實力，而他們所帶動的基礎研究，對技術創新具有顯著的溢出效應！”徐冠華打了一個比方，一個國家的人才儲備就像一座金字塔，頂尖人才位於金字塔的頂端，頂尖人才越多，意味著塔基和塔身越寬厚，巨大的金字塔的塔基支撐了不同高度、不同層次人才，其中不乏數以百萬千萬計的年輕人才。
也因此，他再一次為青年科技人才鼓與呼——要把培養重點放在中青年人才上，對於優秀中青年人才，不僅要給待遇、職務和榮譽，更要給事業，“但我國當前對中青年的培養和大膽使用仍顯不足”。
李靜海也認為，培養更年輕的優秀學者和鼓勵原創是當務之急。
一份針對20世紀547位諾貝爾獎獲得者的統計顯示，他們的成果多是誕生於30-45歲的年齡，其中35歲左右取得的成果最多——青年是創新活躍期和高峰期。
李靜海說，年輕人思想活躍、思維還未形成慣性，容易產生原創思想，所以把鼓勵原創和年輕人才培養聯動起來，更有利於產出重大科技成果。據他透露，國家自然基金委正在研究如何辦好這件事。
值得一提的是，當天他還給出培養人才的另一個視角：學科交叉已成為新科學突破的主要途徑。
最新統計顯示，過去18年諾貝爾自然科學獎中，學科交叉成果的比例已經從上世紀的20%，上升到40%以上。李靜海說，過去一個多世紀以來，人類知識不斷積累，初步描繪出知識體系的邏輯和構架，這不僅為學科交叉創造了條件，也為優化學科佈局和科學管理提供了依據。
“各種學科交叉研究機構層出不窮，傳統的學科佈局和科研組織模式已經不能適應科學技術的發展，這些，都必須引起我們高度的重視，並採取措施！”面對同行專家，李靜海反覆提醒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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